最后一次见到杰森，是八月中旬的一个礼拜天，在印城当地教会。他决定回国发展了。礼拜一早上的飞机，从印地登机，经芝加哥飞往上海。他神色暗淡，眼睛有点红肿。稍后听说，前一天，也就是礼拜六，一位教会弟兄请他吃饭。杰森酒浇块垒，痛哭流涕，醉得不省人事。弟兄的床铺被他吐得一塌糊涂。当然，不论是醉前还是醉后，他一如既往地说了许多话。
多年以后，人们如果还记得杰森，一定是因为他太能说话了。很难再找到像杰森一样爱说话的人了。他总是在说。他总是在说。猪吃饱了还知道休息，即使高烧40 ºC ，杰森也不闭嘴。风停了，芦苇就静立不动，杰森却似一架失去控制的机器，无法停止他的说话。一位接近过杰森的年轻人对杰森的评论只有一句话：“他不知道怎样停下来。”
杰森的室友是一位尼伯尔人，加德满都的律师，特别敬仰甘地。尼伯尔人很爱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意与他人交流看法。但和杰森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谈不同，尼伯尔人一般只限于讨论法律、政治和社会问题。俩位刚住到一起的时候，尼伯尔人马上就发现杰森特别爱说。爱说，是尼伯尔人和杰森唯一的共同点。至于说什么，怎么说，何时说，何时不说，何时让对方说，尼伯尔人完全不能把握杰森。辛亏这位尼伯尔律师掌握了圣雄的法宝――非暴力，不合作。只要与杰森单独在一起，他就沉默寡言。这个策略与在印度一样有效，大言炎炎的尼伯尔人终于没有被小言詹詹的杰森逼疯。杰森对尼伯尔人行为变化的解释是，尼伯尔人经济压力很大，精神紧张。
有一天，杰森说，“李梦欣这个girl怎么了？我没得罪她啊。对我爱理不理的。是不是北京girl都这样啊？”那时，大家都是刚从中国来到印地，在印第安纳大学读“老流氓”（LLM.，法律硕士）。按理，杰森不大可能冒犯李梦欣，李梦欣没有理由不待见该同胞。这个漂亮可爱的女孩为什么如此“莫名其妙”地反感杰森呢？考察一下两人接触的场合，主要是共同乘车。印大的中国学生都知道，中国人甫抵印地，就会有各种组织来邀请参加各种活动，车接车送。几次这样的接送，李梦欣都不幸地坐到了杰森附近。来来回回整路上杰森都在不停地说这说那，对无论任何话题都发表滔滔意见。全车脑袋都要爆了。杰森不知道自己闲闲詹詹的言语多折磨人。与杰森一起乘过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让人发疯的经历。
“老流氓”五月中旬毕业以后，杰森说洛杉矶的朋友邀请他去洛杉矶“一起干点事业。”他就去了洛杉矶。到了洛杉矶，住在朋友那里。朋友让他每日开车接送客人。杰森说客人都是中国来的省长级人物。不久，杰森和朋友吵翻了。杰森说是因为自己把朋友的车撞报废了，朋友竟然让自己承担全部损失。这是杰森自己的解释。但人们怀疑也许是朋友再也无法忍受杰森的多话了。
杰森就回到了印地，打了一通电话，找到了单身的老许。老许是访问学者，研究符号学的。最初老许和杰森住隔壁，在走廊遇到的时候，打打招呼，老许并没有真正领教过杰森。这次杰森准备在老许那里临时住个把月。那知刚住三天，老许就翻脸了，再也不愿意答理杰森。杰森对这种变故解释如下：因为他们起了争论，观点不一致，具体说来，杰森说老许提到了一个人，叫霍布斯，写过《利维坦》，杰森从未听说过此人此书；老许就说，霍布斯你都不知道，你还搞什么法律！从此就不答理杰森。然而老许的解释完全不同。每次提到杰森，老许都气愤得脸色发青：“不知道霍布斯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他不知道自己有多烦人。什么都懂，什么都说，什么都说不清。东一句，西一句，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要命的是，他说个不停。这个最要命。”
他说个不停，这要别人的命，而要他自己命的是，他一直没能发现正确的原因，来解释大家为什么要逃，对他退避三舍。年轻人基本不和他交往，反应严重点的像李梦欣，把反感写在脸上。三十岁以上的人，一般对他有很大的耐性，但条件是不住在一起。像老许，住隔壁，做邻居还行，一做室友，关系立马破裂。尼伯尔人做了他的室友，但尼伯尔人有圣雄的法宝，还能撑得住。哲学博士老许，对“这样的人”简直连一分钟也无法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