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经济制度

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经济制度

FreeTrader目前以个人的最佳理解把文化(Culture)定义为：价值观(Value System)、思维模式(Pattern of Thinking and Reasoning )及行为方式(Behavior Manner)三者的综合。

依此定义，中华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华文化(Chinese Culture)有文明(Civilization)么？

中国人的定义就是认同中华文化、或事实上施行中华文化的人；中国人和中国的症结问题是什么？

“雪珥：权力资本主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阐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关系，Video (Transcript appendix followed as bel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cEmwu8FskQ

雪珥，澳洲职业华商，自称“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专攻中国近代改革史。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等。

Appendix:

雪珥：权力资本主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

原题：中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历史与现实

11月22日，2011(第九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举行，中国经营网对此次年会进行全程直播。太平绅士雪珥先生出席论坛并发言。

以下文字实录：

雪珥：谢谢大家，非常荣幸这个话题回国已经讲了三次，这是三个小时给商学院所设计的一个讲座，今天要在20分钟之内，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节本，没有敏感词，请大家放心，特别新浪在发微博的时候请尽管用。

刚才上一节咱们有爱国者同志给咱们展现一个美好前景，大家都变的很High，正如刚才的舞蹈，我是来冲破黑色气球。

中国的企业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权力受害者。当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或者什么事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总是指责公权力对他们怎么样，感觉环境不行、体制不行。我对中国从1860年以来的改革史进行10多年深入研究，出了一些书，在这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中国特色的、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最大特点是：资本不是权力的受害者，资本和权力是两情相悦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吗，不是，应该是权力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权贵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贵字，在中国企业、中国资本、中国公司起步的清朝末年的时候，包括民国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上所有人只要胆子足够大，力度足够大，还是有机会进入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阶层。

所以，定义为权力资本主义。其最大特点，权力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如果有经济学家说别的一些东西，甚至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千万别相信，因为还隐瞒了更重要的一个第一生产力。

与从小所受到的历史教育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讲资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的一些变化。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权力催生的，从诞生那一刻起，马克思讲从诞生一刻起资本主义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从头到尾都流淌着权力的血脉。在18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发现要实行改革开放，以28岁恭亲王和26岁的慈禧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突然发现中国必须面向世界实行改革开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中国进步必须依靠实业、资本、商战救国，在这样一种为了救亡图存的动机之下，资本得到权力的极大扶持。

所以，至少在资本起步的阶段，公权力不是资本的敌人，而是资本的父母，至少是他的奶父母。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资本的力量被放大了，特别是民间资本的力量被放大了。我们从西方历史一看，到西方各国一看因为他们拥有资本才能才这么强大，咱们就把这些力量完全放大，这是1923年《申报》在回顾中国实业发展60年历程当中一段总结。这段总结当时令民国统治者非常不爽，就政府对待实业态度来说，清朝末年，从1902年到1911年这9年是晚清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9年，这是中国官方公权力对实业态度最好的，而民国之初的10年，是黑暗的10年。《申报》认为这是当局者有不贤不肖之分，与国体无关。当时很多人认为在共和政体下反而出现更多混蛋，在君主政体下倒是出现不少的好人。

在清末1860年代起步的清末改革当中，资本的诞生是在权力一步一步扶持之下，有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像很多学者一直呼吁，要制止公权力，防止国进民退。从我读史和从事经济投资的实践来看，中国的问题不是所有制成分多和少，什么成分多什么成分少的问题，而是全民腐败。

在资本被权力催生第一阶段，因为中国社会普遍缺乏信用交易平台，咱们原来那些民营企业家，或者说民间商人没有足够的网络去获得资金，从企业建立初期就没有网络去获得融资，即便获得融资之后相互之间并不信任。比如说，谁都不愿意把资金投资给《中国经营报》，因为对它不了解。当时也碰到同样问题，谁也不相信谁，谁也靠不住，怎么办呢？中国要发展，在这个时候只有迫切需要公权力介入。

晚清很多企业发展，不管什么体制，性质的企业，在起步的时候公权力确确实实在企业内部提供了一个信用交易平台。大家一看，各投资方、股东一看，有政府的人在里头，在县长，市长，省委书记在里头，就觉得这个企业是靠谱的，一旦有了问题有人帮助解决处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监督机制，因为有政府的介入，有政府公权力介入，中国企业在清代起步的时候有了一些基本监督，能够防止企业过早，或者过度去做一些企业不该做的事情。在这情况下，公权力放大是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当时官员去办企业不像现在官员非常热衷，而是非常惶恐，会带来很多麻烦。

第二，权力催生资本，当时刚起步中国资本非常薄弱，无论是国有资金，民营资金都非常弱小（特别是民营的资金），又要去做实业，公权力就成为一种资本。首先，用国有资金作为引导资金进来，很多行业，甚至直接所谓商办企业，民营企业启动资金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甚至政府国有资金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一半以上，这是国有资金在起引导的作用。第二，用一定的专利权，比如说共同投资一个纺织企业，大清国中央政府说我授予你专利权，只有你这一家在10年之内可以经营，用这样一种政策，当政府手上没有资源的时候，最大资源就是政策，作为一种资本投入到企业当中来。所有，当时起步的企业，不管什么体制，尤其是民营企业都是在政策扶持之下起来的。

第三个当然也官爵上奖励，为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进步，当时鼓励民间投资。特别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在被日本打败耻辱当中，看到民营资本应该更大，更快发展。在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1898年11月大清国推出《矿物铁路章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中央文件清晰地指出中国的投资有民间资金和国有资金，可合资，但归根结底要依靠民间资金；而且旗帜鲜明地指出，只要公权力过度介入就一定会对投资造成伤害，要想方设法规范公权力在所有投资中的作用和地位。惯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改革受到压制，实际上并非如此。主流教科书上描述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是康有为篡改的，完全是虚假的。

在这权力资本化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中，权力资本化分两阶段、两个版本。第一阶段，“官督商办”。这正被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学者们批判。刚起步时，有很多政府作为公权力投放进来，国有资金在企业内部，国有资金所有者对自己的资产实行一定的监督，在产权上面有一定的体现，这本无可厚非。而“官督商办”造成的很多矛盾，有官的问题也有商的问题，更多则是企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与公权力主动想去剥夺民间资本毫无关系。

在“官督商办”过程当中，被学界广泛批判的是政府从里面收取“报效”。比如，企业每年要给政府提供10万两，作为政府兴办学堂经费的赞助或捐款。在当时制度设计不完整的情况下，这种“报效”是另类税收，也并没有对企业造成致命损害，与“报效”对企业造成损害相比，企业管理者，尤其所谓民营企业当中民营老板的这些管理者，自身贪污腐败，对企业造成的伤害更甚几倍、几十倍。因为，官方公开收取的报效，公出公入，受到所有的人监督。当然中间潜藏了很多潜规则，是另外一回事。

权力资本化的第二个版本。

1901年，义和团引起八国联军进军，以慈禧为首的中央权力集团在逃亡路上发布了一个改革力度诏书，叫做辛丑变法：继续深化改革，完全摒弃从戊戌变法、戊戌政变一直到义和团等等对改革的误区、怀疑，进行全面改革。即，从1901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再也没有人反对了，政治上已经不存在对改革反对的阶层。所有人都高举着改革旗帜，但对如何改革，看法不尽相同，这里面参杂所有人的利益，改革从此更为复杂。

此时，“官督商办”发生最大变化：官督基本上消失，只有商办。但官方力量退出之后，民营资本还是没有钱和管理能力（绝对不因头上顶着董事长的光环就成为管理专家）。所以，政府继续给政策，非常特殊的政策--“租股”。可能主要集中在大清国最大的投资项目--铁路投资建设上，重灾区是四川、河南、湖北、广东。把铁路建设全部交给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不够，政府授予他们权力可以向全体人民征收股本金，等同于税。但所有民众在法律上都被成为了股东，这是人民当家作主非常好的实践。但被证明是荒唐的实践。

各地尤其在四川成立了租股局，比地方政府的权力还要大。拒绝缴纳股本金的，将被上门强行征收，比计划生育抓的还紧。在这么一个大的政策赋予之下，各地所谓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全国18家铁路建设公司（当时最大的行业）都成了，打着民营企业旗号实际上又获得了公权力极大支持的“二政府”：有政府权威，但没有政府所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打着商业的旗号，但不需要向股民负责。这造成在当时晚清的大问题：国有企业至少还需要受到政府体制内纪检部门控制，至少要受到政敌监督，但这些民营企业既不归政府管，也不归股东管，所以形成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所谓的保路运动，就是在既得利益者推动之下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用人民的名义所发动的一场与政府之间的争夺战。

这种权力资本主义的核心特点是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制精神。国有企业（“官督商办”）非常腐败，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想方设法获得最大的权力，所以帮派林立，腐败现象遍及各种各样的企业。

外资企业也出现严重腐败现象。外资企业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呢？当时外资企业一个非常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是外资企业进来之后，必须雇请买办。不象现在的首代，买办既是雇员，又是合作伙伴，在外企当中领取高额薪水，同时领取5到6倍于高额薪水的所谓办公津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所有的买和卖，都必须由买办去办，比如，到福建收购茶叶，销售鸦片和军火。买办从成交额额里（而非利润里）提高1%最高到5%的佣金。当时就有外国人感叹，买办挣的钱是洋行挣的钱2倍以上，经常洋行倒闭了，外企倒闭了，买办却发了大财。所以，在看这些历史，通过海外史料在看的时候，感觉中国人民确实值得扬眉吐气，在所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夺过程当中，真正赚到大钱的不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替买办打工。

民营企业出现更多问题，就是股东之间相互的坑害。梁启超先生就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来阐述在当时全方位大力推行股份制企业。当时，在推进过程出现很多问题，集股为名实际上就是剥夺、占用股东们利益。当时报刊上有：“中国人有一句话：宁愿一人养一只鸡，不能数人牵一头牛。”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只要没有血缘上监督，没有家族层面基本的信任基础，就一定出问题，必然出问题。

在中国经济近代史上出现各种各样案例，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展开，就介绍一下被大家广泛推崇的胡雪岩。教授们，或者一些电视节目教你胡雪岩的智慧千万别相信，因为你学不了，为什么？胡雪岩的财富我查了各种野史，据说2千万两，十几种野史大概估计2千万两。我认认真真通过正史进行推算，其最大一笔钱来自“西征借款”。“西征借款”是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引进外资而进行国防建设，一共6笔。胡雪岩每笔报给中央的利率都比外资银行报给他的高一倍，当时曾纪泽（曾国藩儿子）在英国当公使，在日记当中记载，老外一雇员对他讲，胡雪岩报的利率太可怕了。曾纪泽就很感慨，把胡抄家、判汉奸罪都不冤枉。当时，胡如日中天，在6次引进外资当中多报了288多万两，占家产14%。

同时，根据当时的商业惯例，他做成这笔买卖外资银行必须付给他一笔佣金，这是台面上的白色收入，一般是三分之一，这笔佣金应该也是在250万两左右，这两笔相加之后，胡雪岩赚的钱比外资银行的要多，在总收入当中占26%。在当代，除非能拿到高铁项目，否则千万别看胡雪岩，那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没有一个良好项目做支撑，怎么能赚这个钱？还是老老实实做本行吧。

至于所谓的慈善。什么叫慈善？胡雪岩被说成大善人，特别在杭州推崇非常高。我查了史料，他大概捐了20多万两，按照大米购买率就相当于捐了如今人民币4千万。他当时从外资银行借款多收，每年多报的钱按当时民间拆借利率每年收到的利息也超过他所捐款的总额。这样的慈善叫慈善吗？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润滑剂，是公关手段，这不是慈善，而是公关开支。

1895年，日本的一个著名间谍叫宗方小太郎。他打扮成一个渔人，在烟台侦查到北洋舰队所有举动。他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见。甲午战争期间，他向明治天皇提交了三份领略报告（不涉及具体的军事情报）。其中一篇，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腐败不只是官场腐败，中国腐败是全民腐败，中国每一个人都烂了，从根子里烂了。他说中国的改革虽然被大家看好，中国将崛起世界东方成为世界一等大国；但观察一个国家就如同观察一个人一样，你先看他的心肺，就发现中国已彻底腐烂；中国的问题，与中国的君主或共和没有关系，中国跟制度没有关系，是与全民贪腐的基因有关系。中国人说中国人是犹太人，但中国人在欧美发达国家没有著名华商出现。因为在欧美法制健全的国家里，水太清，中国人不擅长在清水里游泳，中国人只能在东南亚这种浑水里成为著名的华商。如果有不同的案例可以举出来，但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

在这样一个权力资本主义情况之下，百年来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不能象西方那样，成就一些著名的企业出来？我认为原因在于：1，大量精力消耗在权力勾兑上面；2，大量精力消耗在相互扯皮上面；3，投资者和管理者互相不信任；管理者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做老鼠仓。造成辛亥革命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汉铁路的管理者将300万两公款挪到上海去炒股票，这300万两在上海1910年的股灾中全军覆没，这是直接导致政权覆灭的一笔钱！

在今年双十年之节之前，我写了篇文章，很有幸全文未被删改地被发表在《中国经营报》上。该文写道，辛亥革命背后更多代表的是一种投机运动，这是澳洲著名华裔学者杨少凯提出来的。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国家机会主义造成了全民的机会主义，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成了“丛林时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白猫黑猫的问题，而是白狼黑狼的问题。换上来的都是狼，还有饱狼和饿狼的区本。敲锣打鼓迎上来可能是一个饿狼，还得喂一遍。中国的政治问题靠主义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是国与民的经济成分问题，而是渗透在血液当中的所有的贪腐因素。全民的信用建设、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是最为根本需要去重建的。

以人性为中心，以利益和权衡为基本点，千万别去相信有圣人出现。康有为为了保皇党的利益，去刺杀一个中国政府到美国去招商引资的招商局局长时，那个招商局长的好朋友、也是康有为的好朋友丘逢甲（甲午战争时台湾的抗日英雄）写了八个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康有为自称圣人，不死，大的强盗是不会停止的。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应该是放下包袱，千万不要指望有任何圣人出现；去对付每一个混蛋。这就是西方政治伦理所讲的，具有公权力的就一定是恶的，但是是必要的恶。为了对付必要的恶，需要做的很多东西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是技术形态层面上的，不能再推倒重来，再来一回了。

[欢颜展卷林中闲坐]

很精彩的文章。
不过不同意文中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看法。
清末或现在的贵族，是指因为出身，而不是职位，而得到特殊利益的阶层。
清朝就是八旗贵族。岑春宣等大商人送给亲王贝勒们多少银子？
现在就是红二代。

与是否固定无关。个别贵族也有失势的，这不代表贵族阶层就不存在。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也是贵族，贾府後来衰败了，不代表清朝的贵族阶层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