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自由，感恩生命
心中明月在，静照彩云归
正文
垃圾民族遍布蠢人蠢事
1，中国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Notes：外资代言人、买办、卖国精英现在在严重污染的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直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和国务院。尤其可笑的是，温家宝为剥削中国的总设计师基辛格打伞。十几年前，个把两个少将出卖军事机密被处决；现在，成千百倍地卖国，却被捧为专家、精英。美国逼迫、力促中国干的，在中国，都有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来论证其正确性和必要性。
2，中国在利比亚大型项目千余亿 损失由纳税人承担
Notes：感谢Internet，否则，就会像以前伊拉克所欠巨额军火债务一样，悄悄被美国摧毁了萨达姆政权而蒸发了，却不会为人所知。
中国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两个金融怪圈导致“提准”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
中国在利比亚大型项目千余亿 损失由纳税人承担
利比亚的战争成为2011年度持续关注的热点，思考在战争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面临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损失刚刚浮出水面
商务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计人民币1233.28亿元。这已经是天量的损失，但是这还仅仅是全部损失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损失还有待统计。
根据笔者粗略估算，其他损失可能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商务部并未严明所谓“合同金额”确切指何含义，但是一般而言，大型工程的展开需要融资，绝不仅仅包括为项目运作而设立的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银行系统对项目公司提供的间接融资数量可能是直接融资量的数倍；（2）因为武装冲突的爆发，导致工程进度无限期搁浅，由此损失掉的从项目投入运营中获得的预期收益；（3）因为战乱而导致的工程设备以及公司其他固定资产的损毁；（4）撤离利比亚的中资机构雇员的薪金。因此，实际上真正的损失远非合同金额可以涵盖。
事实上，众多民营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还没有浮出水面。即便只考虑国有企业的损失，我们也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以中国铁建为例，该公司公报声称，其在利比亚承揽项目的损失已经部分得到保险赔付，因此中国铁建承担的损失似乎是可控的。
但问题是，对中国铁建提供保险的是中国出口信保公司，虽然实际损失金额可能经过保险运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当保险公司同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填补亏损的银子不过是从另外一个口袋里面掏出来而已。更何况，13家央企的投资中，保险覆盖的合同金额实际上只有可怜的5.68%。理论上在理赔后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了代位权（即保险公司获得向不履行合同的利方当事人主张索赔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仅仅是纸面上的。
这些合同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不是利比亚现任政府认不认账的问题，而是现任利比亚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还存不存在的问题。如果履行合同的主体都不复存在了，保险公司取得的代位追偿权利还有何用处？
对于那些没有投保的企业来说，战争风险意味着绝对的损失和被动的地位。法、英主导下的西方希望通过战争迫使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倒台，不论卡扎菲实际控制的政府是否倒台，中国企业的损失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其一，以现任利比亚政府为合同当事方的这些工程合同，属于主权债务，如果卡扎菲短期内迅速倒台，新上台的政府可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而利比亚的其他当事方可能以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为理由拒绝履行合同。
其二，如果卡扎菲不倒台，利比亚如同当年的伊拉克一样陷入一场长期战乱的困局，那么即便现任利比亚政府承认上述债务，但利政府的资产已经因为此前安理会1970、1973号决议的执行被他国冻结，利比亚政府的偿债能力将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被迅速消耗掉，这些合同的履行成为未知数。
中国公司滞留当地固定资产以及尚未竣工的工程，还面临特殊的风险。某些工程因为其性质、用途可能被识别为战争法意义上的军事目标。即便这些实物不是军事目标，但如果附近部署了军队，仍然可能遭受附带伤害。
武装冲突带来的第三重危险是，中国公司的资产遭到战乱地带居民的抢劫。
商务部以及各家央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13家央企签订的合同是以什么货币结算。不管卡扎菲政府是否下台，这些合同即便以美元、欧元等硬通货结算，外汇管制措施都将使得中国公司面临汇兑风险。如果合同以利比亚的本币第纳尔结算，将是更加糟糕的结果，因为战争环境下本币必然进入急剧贬值的通道，到时候拿到的只不过是一吨一吨的废纸。如果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公司又面临两重风险：其一，利比亚手中是否有足够的人民币储备；第二，利当局的人民币储备不够支付时，因为安理会1970和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的原因，利当局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兑换人民币。
中国的损失无法对冲
中国法人在利比亚境内的投资已经遭受了巨额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但更可怕的问题是，利比亚的战乱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攀升，考虑到我国作为原油进口第二大国的背景，原油价格的上涨将导致整个中国经济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可见，欧美主导下的针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中，实际上使得中国经济蒙受了天量的损失。
与中国政府主张相近的俄罗斯可能也面临投资、贸易和安全利益的损失，但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因为原油价格的飙升，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对冲；而中国经济在缺乏对冲手段的情况下，不得不去接受硬性的冲击。
即便原油出口收入增加可以对冲战争损失，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还是表示，俄罗斯未能在安理会表决1973号决议时候投反对票，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因此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是否动用武力的态度通常是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各方面因素的结果；但仅从战争给本国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俄罗斯政府的教训又何尝不是中国政府的教训？
法律救济途径匮乏
利比亚战事升级，对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来说，只有中国政府面临百分之百的损失。英法两国急于推翻卡扎菲政府寻求利比亚政治局势的洗盘，制造战乱正是他们希望的。推翻卡扎菲并不是美国政府必然寻求的目标，但长期对利比亚实施单方面经济制裁使得美国经济与利比亚的联系并不密切，更加谈不上能源依赖，加之自洛克比空难以来对卡扎菲政府形成的敌对情绪，更使得美国国民对利比亚战事持无所谓的态度。俄罗斯可能因为利比亚危机而损失经济和战略利益，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原油价格上涨可以部分对冲掉俄罗斯的损失。只有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硬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将由纳税人来承担。
然而，面对如此巨额的损失，中国企业缺乏挽回损失和救济权利工具。一般而言，规范国家间投资关系是通过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方法来实现的。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条约当事国相互承诺保证拥有对方国籍的公司得到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一系列权益。在此框架下考虑我国公司的保护问题，我们绝望地发现，中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由此，在中国政府与利比亚现任政府以及将来可能上台的新政府的关系上，存在着天然的法律救济手段的缺位。
另一种思考保护策略的途径是在国际贸易范畴内考虑问题。国际贸易不论是货物交易还是服务输出，均以合同为前提。但各国合同法中普遍存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例外规则。不可抗力即法律界定的无法预料的、无法抗拒的、无法避免的外部力量；而情势变更意味着履行合同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完全超越了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假设的作为合同履行基础的客观条件。
不论是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中国公司在此例外规则下最多只能不再继续履行合同，而不是主张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投保或许能缓解战争风险，但在保险公司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况下，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风险何时才能可控？
中国经济因为利比亚战争遭受巨额损失，充分暴露了本国企业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弊病。
我国当下正在从资本输入大国演进为资本输出大国。但资本输出过程中面临欧美先进国家的苛刻壁垒，中国公司不得不转向安全环境差、市场环境差且极易发生战乱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这一先天局限还不能促使我们思考确保投资安全的途径，如果近年来中国公司在西亚、北非不断面临投资安全的威胁，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制定风险管理的策略，那么今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遭受比在利比亚更严重的损失，也不足为奇。
撤退侨民的果断行动带来的赞誉并不能掩盖中国企业一败涂地亏损的窘境。保险覆盖率低在媒体口中是国企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明证，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现象。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否真正具备风险管理的意思，对其在不同危险程度国家（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策略和保护策略；另一方面是，本国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否为本国的海外投资预留了足够的保护空间。
央企在利比亚投资情况
利比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13家中国央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领域。目前，央企在利项目实施情况已上报的有：
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利比亚有3个工程总承包项目，分别是沿海铁路及延长线(的黎波里-苏尔特)、南北铁路(黑谢-塞卜哈)和西线铁路(的黎波里-加迪尔角)，合同总额42.37亿美元，未完成合同额35.51亿美元。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目前在建工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工程规模为2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176亿元人民币，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项目，合同金额约合55.4亿美元。截至2月18日，累计完成合同工程量16.8%。
中国十五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了FWAM水泥厂和NALOUT水泥厂两个工程项目。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8日签署了日产4600吨熟料水泥厂土建和安装合同，合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下属子公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有2个工程承包项目，分别为EAST MELITA地区5000套单元住宅和配套服务设施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米苏拉塔水泥厂生产线一期土建工程项目。两个项目未完成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51.31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属的中石油宣布，暂停在利比亚的开采活动，近400名员工全部撤离，设备封存。中石油在利比亚的设施曾遭袭击，目前还没有公布遭破坏的具体情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建项目6个，合同总额17.88亿美元。
1，中国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Notes：外资代言人、买办、卖国精英现在在严重污染的中华大地遍地开花，直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和国务院。尤其可笑的是，温家宝为剥削中国的总设计师基辛格打伞。十几年前，个把两个少将出卖军事机密被处决；现在，成千百倍地卖国，却被捧为专家、精英。美国逼迫、力促中国干的，在中国，都有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来论证其正确性和必要性。
2，中国在利比亚大型项目千余亿 损失由纳税人承担
Notes：感谢Internet，否则，就会像以前伊拉克所欠巨额军火债务一样，悄悄被美国摧毁了萨达姆政权而蒸发了，却不会为人所知。
中国社科院专家：央行一定是疯了人民币应大幅升值
5月18日，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存款准备金率为何屡屡上调？如何看待当前的货币紧缩和宏观调控？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受到较大冲击？就上述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
两个金融怪圈导致“提准”
《中国经营报》：货币政策有多种手段，一直以来，为什么屡屡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呢？
王松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才是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真正原因。国际收支双顺差生成了一个金融怪圈，即美元大量流入，央行被迫购入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最后促使央行用央票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
这个金融怪圈之外，还有一个经济怪圈，即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过大，地方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投资冲动和能力，这加大产能过剩、导致结构失衡加剧，随着经济高速成长，政府和企业拿走得更多，这两个怪圈之间既存在差异又存在某种联系。在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政府目前所依赖的宏观调节手段只是升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规模控制，但由于形成两个怪圈的背后因素没有消除，因此，中央银行在动用政策工具时总有所顾忌。例如，CPI不断走高时，国际公认的调节手段是升息，但提升利率又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因此，央行可自由裁量频繁使用的手段只剩下提升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的宏观调控？
王松奇：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引入宏观调控理念以来，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逆对经济风向、相机抉择、突出预见性，同时在调节力度上力图温和平滑，以避免挫伤实体经济。
现在回过头来看，为应对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央当时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虽然十分必要，但从2010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力度及2011年货币政策的动向看，2009年我们的危机应对似乎有“反应过度”的嫌疑。现在中央银行频频出招以“稳健”之名行“紧缩”之实的货币政策，正是印证了2009年拉动内需政策的“反应过度”。
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有“反应过度”之嫌？
王松奇：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物价上涨威胁。但无论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历史相比，当前中国5%左右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物价上涨。从外部助推因素看，粮食涨价、大宗产品涨价是全球化的结果；从内部生成原因看，2010年的旱灾以及城市化对城市菜篮子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因素的成本推动是导致中国CPI走高的长期结构性原因。因此，中国的通胀成因无论从外部和内部因素似乎都很难用所谓“央行货币超发”来做简单解释。
那么，2011年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以收缩银行体系流动性为目的频繁动作，特别是把存款准备金提升至吓人高度的调节措施，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存款准备金已升至21%，坊间有传言说还可能升至23%甚至25%，若果真如此，那我们的中央银行一定是疯了！我前一段时间在南方几个省通过调研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银行已经没钱可贷，甚至一个支行行长在跟我同车时电话响个不停，他当时说“不接了，都是中小企业要贷款的，没钱”。
按照一般逻辑，2009年的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可称为之需求管理政策，在周期性的调控转变中，需求管理政策过后应当是供给管理政策，即用增长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来应对前一周期阶段的过多需求，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需求管理政策的另一方面来间接压缩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这着实令人费解。中央银行既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要为商业银行体系服务，如果央行大量抽走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那就是间接损害了实体经济的供给能力增长，最终会从另一个方面加重供求矛盾。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由于银根紧缩，目前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也较缺钱，你如何评价这种状况？
王松奇：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元刺激计划的最大受益者是地方政府，在外需萎缩和外需相关产业、企业已不能提供足够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货币资金的支持重点自然而然地要转向地方政府的几千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主要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而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又使货币投向这公司既符合短期政策逻辑，又符合长期发展逻辑。
但问题在于这几千家融资平台公司良莠不齐，个别还明显存在假项目、项目资金挪用及有些项目投资已远超出地方政府承载能力的情况。因此，在危机过后的2010年中央定下的清理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明显的一刀切现象，即这些公司无论其现状如何、现金流是否健康都一概停贷，这种硬着陆式调控实际上是将盆子里的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出去。
这些公司的贷款大都为长期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也只有在保证资金不断裂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收益，如果突然出现资金链条中断，使原本一些好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既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也会使商业银行自身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从2009年的强力刺激到2010年的强制刹车，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本质上仍旧是命令经济，而命令经济的致命弊端就是常常违背经济规律，这已在改革开放及以后近30年的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
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
《中国经营报》：能不能在中国现阶段找到一种兼顾中国短中长期问题解决的有效调节办法呢？
王松奇：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们可以解放思想，大胆启用汇率工具。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呼吁，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要重视汇率工具的运用，让汇率成为调结构的有力工具。
现今世界上不仅美、欧、日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也大都持此看法，所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完全没有必要。没有谁想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来搞垮中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此能耐。相反，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说，对中国肯定会利大于弊。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状况会迅速得到矫正，一旦升值幅度足够且宣布几年之内币值不动，国际热钱的流入就会自动停止。双顺差终结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央银行再不用这么累地去建这个“池子”那个“池子”了。
其次，我国的进口成本会大幅下降，中国的对外贸易条件会明显改善，一个单位的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换来更多的东西。再次，能在控制通胀预期上发挥积极作用，大量商品包括生活用品相对变得更便宜会提高中国工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大幅提升人民币汇率可以消除中国金融怪圈和经济怪圈。可以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提升到一定程度，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会立即改观，金融怪圈会消解于无形。同时，也能够促进消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怪圈。原因在于对那些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瑕疵的投资项目，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导致同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因而很难再被地方政府接纳。最后，人民币大幅升值对出口企业会产生震撼冲击，那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自动进行升级性结构调整，转向生产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样的行为普遍化后，中国的转变发展方式就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
所以，中国目前无论从短中长期哪个角度都应考虑对现在的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改善，改善的重点是将汇率当成控制通胀和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
中国在利比亚大型项目千余亿 损失由纳税人承担
利比亚的战争成为2011年度持续关注的热点，思考在战争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面临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损失刚刚浮出水面
商务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计人民币1233.28亿元。这已经是天量的损失，但是这还仅仅是全部损失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损失还有待统计。
根据笔者粗略估算，其他损失可能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商务部并未严明所谓“合同金额”确切指何含义，但是一般而言，大型工程的展开需要融资，绝不仅仅包括为项目运作而设立的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银行系统对项目公司提供的间接融资数量可能是直接融资量的数倍；（2）因为武装冲突的爆发，导致工程进度无限期搁浅，由此损失掉的从项目投入运营中获得的预期收益；（3）因为战乱而导致的工程设备以及公司其他固定资产的损毁；（4）撤离利比亚的中资机构雇员的薪金。因此，实际上真正的损失远非合同金额可以涵盖。
事实上，众多民营企业在利比亚的损失还没有浮出水面。即便只考虑国有企业的损失，我们也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以中国铁建为例，该公司公报声称，其在利比亚承揽项目的损失已经部分得到保险赔付，因此中国铁建承担的损失似乎是可控的。
但问题是，对中国铁建提供保险的是中国出口信保公司，虽然实际损失金额可能经过保险运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当保险公司同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填补亏损的银子不过是从另外一个口袋里面掏出来而已。更何况，13家央企的投资中，保险覆盖的合同金额实际上只有可怜的5.68%。理论上在理赔后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了代位权（即保险公司获得向不履行合同的利方当事人主张索赔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仅仅是纸面上的。
这些合同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不是利比亚现任政府认不认账的问题，而是现任利比亚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还存不存在的问题。如果履行合同的主体都不复存在了，保险公司取得的代位追偿权利还有何用处？
对于那些没有投保的企业来说，战争风险意味着绝对的损失和被动的地位。法、英主导下的西方希望通过战争迫使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政府倒台，不论卡扎菲实际控制的政府是否倒台，中国企业的损失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其一，以现任利比亚政府为合同当事方的这些工程合同，属于主权债务，如果卡扎菲短期内迅速倒台，新上台的政府可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而利比亚的其他当事方可能以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为理由拒绝履行合同。
其二，如果卡扎菲不倒台，利比亚如同当年的伊拉克一样陷入一场长期战乱的困局，那么即便现任利比亚政府承认上述债务，但利政府的资产已经因为此前安理会1970、1973号决议的执行被他国冻结，利比亚政府的偿债能力将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被迅速消耗掉，这些合同的履行成为未知数。
中国公司滞留当地固定资产以及尚未竣工的工程，还面临特殊的风险。某些工程因为其性质、用途可能被识别为战争法意义上的军事目标。即便这些实物不是军事目标，但如果附近部署了军队，仍然可能遭受附带伤害。
武装冲突带来的第三重危险是，中国公司的资产遭到战乱地带居民的抢劫。
商务部以及各家央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13家央企签订的合同是以什么货币结算。不管卡扎菲政府是否下台，这些合同即便以美元、欧元等硬通货结算，外汇管制措施都将使得中国公司面临汇兑风险。如果合同以利比亚的本币第纳尔结算，将是更加糟糕的结果，因为战争环境下本币必然进入急剧贬值的通道，到时候拿到的只不过是一吨一吨的废纸。如果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公司又面临两重风险：其一，利比亚手中是否有足够的人民币储备；第二，利当局的人民币储备不够支付时，因为安理会1970和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的原因，利当局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兑换人民币。
中国的损失无法对冲
中国法人在利比亚境内的投资已经遭受了巨额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但更可怕的问题是，利比亚的战乱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攀升，考虑到我国作为原油进口第二大国的背景，原油价格的上涨将导致整个中国经济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可见，欧美主导下的针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中，实际上使得中国经济蒙受了天量的损失。
与中国政府主张相近的俄罗斯可能也面临投资、贸易和安全利益的损失，但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因为原油价格的飙升，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对冲；而中国经济在缺乏对冲手段的情况下，不得不去接受硬性的冲击。
即便原油出口收入增加可以对冲战争损失，俄罗斯政府总理普京还是表示，俄罗斯未能在安理会表决1973号决议时候投反对票，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因此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是否动用武力的态度通常是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各方面因素的结果；但仅从战争给本国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俄罗斯政府的教训又何尝不是中国政府的教训？
法律救济途径匮乏
利比亚战事升级，对于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来说，只有中国政府面临百分之百的损失。英法两国急于推翻卡扎菲政府寻求利比亚政治局势的洗盘，制造战乱正是他们希望的。推翻卡扎菲并不是美国政府必然寻求的目标，但长期对利比亚实施单方面经济制裁使得美国经济与利比亚的联系并不密切，更加谈不上能源依赖，加之自洛克比空难以来对卡扎菲政府形成的敌对情绪，更使得美国国民对利比亚战事持无所谓的态度。俄罗斯可能因为利比亚危机而损失经济和战略利益，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原油价格上涨可以部分对冲掉俄罗斯的损失。只有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硬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将由纳税人来承担。
然而，面对如此巨额的损失，中国企业缺乏挽回损失和救济权利工具。一般而言，规范国家间投资关系是通过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方法来实现的。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条约当事国相互承诺保证拥有对方国籍的公司得到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一系列权益。在此框架下考虑我国公司的保护问题，我们绝望地发现，中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由此，在中国政府与利比亚现任政府以及将来可能上台的新政府的关系上，存在着天然的法律救济手段的缺位。
另一种思考保护策略的途径是在国际贸易范畴内考虑问题。国际贸易不论是货物交易还是服务输出，均以合同为前提。但各国合同法中普遍存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例外规则。不可抗力即法律界定的无法预料的、无法抗拒的、无法避免的外部力量；而情势变更意味着履行合同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至于完全超越了合同订立时当事人假设的作为合同履行基础的客观条件。
不论是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中国公司在此例外规则下最多只能不再继续履行合同，而不是主张对方当事人赔偿损失。投保或许能缓解战争风险，但在保险公司同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情况下，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
风险何时才能可控？
中国经济因为利比亚战争遭受巨额损失，充分暴露了本国企业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弊病。
我国当下正在从资本输入大国演进为资本输出大国。但资本输出过程中面临欧美先进国家的苛刻壁垒，中国公司不得不转向安全环境差、市场环境差且极易发生战乱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这一先天局限还不能促使我们思考确保投资安全的途径，如果近年来中国公司在西亚、北非不断面临投资安全的威胁，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制定风险管理的策略，那么今后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遭受比在利比亚更严重的损失，也不足为奇。
撤退侨民的果断行动带来的赞誉并不能掩盖中国企业一败涂地亏损的窘境。保险覆盖率低在媒体口中是国企缺乏风险管理意识的明证，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现象。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否真正具备风险管理的意思，对其在不同危险程度国家（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策略和保护策略；另一方面是，本国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否为本国的海外投资预留了足够的保护空间。
央企在利比亚投资情况
利比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13家中国央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领域。目前，央企在利项目实施情况已上报的有：
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利比亚有3个工程总承包项目，分别是沿海铁路及延长线(的黎波里-苏尔特)、南北铁路(黑谢-塞卜哈)和西线铁路(的黎波里-加迪尔角)，合同总额42.37亿美元，未完成合同额35.51亿美元。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目前在建工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工程规模为2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176亿元人民币，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半。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有7300套房建工程施工项目，合同金额约合55.4亿美元。截至2月18日，累计完成合同工程量16.8%。
中国十五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了FWAM水泥厂和NALOUT水泥厂两个工程项目。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8日签署了日产4600吨熟料水泥厂土建和安装合同，合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下属子公司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有2个工程承包项目，分别为EAST MELITA地区5000套单元住宅和配套服务设施EPC工程总承包项目、米苏拉塔水泥厂生产线一期土建工程项目。两个项目未完成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51.31亿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属的中石油宣布，暂停在利比亚的开采活动，近400名员工全部撤离，设备封存。中石油在利比亚的设施曾遭袭击，目前还没有公布遭破坏的具体情况。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在建项目6个，合同总额17.88亿美元。
个人认为，不管多黑暗，不可轻言放弃。最终，please be positive!及便在这极度黑暗的日子里......
何况，你还想“享受自由，感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