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生活了十年之后，我携全家回到中国

zt

在北美生活了十年之后，我携全家回到中国闯天下。我承认，和十年前出国留学一样，回国这个举动，多多少少也是有冲动的因素在作祟的。

思乡的“病症”

其实，在北美十年，移居了好几个城市，走了很多的地方，最终在加州，在旧金山湾区，找到了家的感觉，找到了那种属于自己的地盘的感觉，找到了那种可以深深地扎根的欲望，也萌发了要深深地扎根的欲望：四季如春的气候，充足的阳光，多元文化相互谅解、宽容和欣赏的氛围，华人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的流行，收入的丰厚，事业的稳步发展，创业的成功，儿子的诞生，新老朋友，车轮上的生活方式，娱乐休闲，太平洋、海滩、森林、雪山、沙漠、庄园、美酒，还有那传奇的城市、世界级的文化生活、和世界级的风景名胜。

然而，想回“老家”去的感觉象个潜伏的“病症”，时机一到，就会发作。只要那边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瞪大了双眼，竖直了耳朵，不漏过每一个报道，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尽管这些细节中已经有了许多来自自己大脑的创作。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时，这个“病”的发作，达到了一个高潮。

说来也怪。在海外，每次出差做飞机，一有空气流引起的颠簸，就会非常的害怕，非常的贪生，暗自祈祷上天保佑。可是回国时，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后，心中却总是松了口气，任凭机身剧烈振荡、摇晃，心中坦然、平静。仿佛映照了那句话：死也要做故乡的鬼。这应该就是那种被宣传得有点过滥，却又不必否认的、总也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我估计，这种“病症”，只有回去了，才有可能被治愈，才有希望被治愈。我将其比作病，因为这个感觉，很难说有多少理性的成份。更多的时候，就是一种冲动。

对文化隔阂和“老鼠赛跑”怪圈的反省

我９０年初去加拿大读博士。刚开始，回国的冲动几乎完全是因为文化休克的困境中的思乡情结。随着学位课程和研究课题的深入，整天忙着做实验，养晶体，出ＰＡＰＥＲ，准备答辩，后来联系做博士后，进入另一轮的实验、出ＰＡＰＥＲ、找工作的循环中，基本上忘记了地球另一侧的事情。当时，我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国内创业，初具规模，来信邀请我加盟，我的基本态度是不屑一顾。

到了３Ｍ公司，刚开始时，充满了成就感。９５年前后，北美经济仍处在低谷，找工作不是件易事，尤其是进入３Ｍ这样的大公司在我看来更是近乎一种梦想。３Ｍ公司的知名度，３Ｍ公司文化的有效宣传，我不知怎么就有了一种幻觉，仿佛中了状元一般，以为捧上了铁饭碗。一个留学生、外国人，学有所成，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同，一举进入中产阶层，收入稳定、福利待遇丰厚。有了这份工作，甚至到退休的路都被铺垫好了，未来生活的日程已经是一目了然，后半辈子的风光似乎一览无余。

一面看着同事们、朋友们匆匆忙忙但兴高采烈地贷款、买车、买房，１５年、３０年期按揭，计划着退休存款，互惠基金、教育基金，计划着退休后的旅游、休闲；另一方面，看着他们和我一样整天忙碌，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虽然时常抱怨公司的各种不平，抱怨老板的种种不理性，但老板的眼色又不能不顾，一有风吹草动就忧心忡忡，原本灵活浮动的带薪休假日，必须征得老板的同意，服从老板顾全大局的安排…这是一个怪圈：你努力工作，借债消费，超前消费，买车买房；结果，你必须更加努力工作，以确保还债能力，同时也维持这种超前消费的能力；这时，你开始满足，并习惯于你的高消费生活模式；另一方面，你开始担心丢掉工作，担心不能维持这种生活模式。于是，你更加努力地工作，即使你开始对上司愈加不满，对工作内容的重复和单调感到厌倦。你开始进入那种被人形容成“老鼠赛跑”的游戏圈中。

时间越长，就越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感觉与刚进公司之前的想象有差距。开始闷闷不乐，开始感觉压抑。于是开始想，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是因为当地的天气？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半年左右都是冬天，大半年时间没有什么绿色。儿时最喜爱的下雪天，到了成人，竟变得这么令人难以忍受：有车库的，要扫出一条雪道来；没有车库的，要花上十来分钟铲除车窗上的雪和冰，还要将车预热；开车上路，要加倍小心，速度要慢，要防止自己的车打滑，还要防止别人的车失控撞上来。冬天里，白天的时间短，往往上班时天还没亮，在公司忙活了一天，下班时天也早就黑了。一个星期下来，只有周末两天能见到白天，还不能保证有太阳。连续几个月下来，人们容易抑郁，尤其对于从小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的移民，更是这样。后来，开始学滑雪，开始到南方去度假，对缓解冬天的抑郁有所帮助。

是当地一统的安格鲁文化？我当时所在的安大略省伦敦市，３０万左右的人口，绝大部分是英语系英国裔，外来移民很少，文化方面比较纯正和单一。这种纯正和单一，使得人们对于外族文化的了解更多的局限于书本。刚到伦敦时，我迅速地感受到了这种缺乏国际化的单一文化对于外族人的那种窒息。同事们聊天时，只要我在场，大家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着种族、宗教、性别等方面的话题，从来没有人向我打听关于中国的事情。玩笑是免不了的，但往往是些让我理解不了的幽默。起先，我以为纯粹是因为语言问题。后来，和很多从美国总部来的同事交往多了，发现他们的幽默和我能够呼应，而且大家相互之间好奇的提问更增进了理解和友谊。我逐渐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有我这个外族的外人在，我的伦敦同事们之间聊天时不能完全放松。想想中国朋友之间的畅所欲言，因为有了“外人”，少掉了种族、宗教方面的调侃，会是怎样的一种空洞和不自然。我在伦敦同事中感受到的那种窒息可能恰恰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可能是在９０年代初，加拿大和美国的政界同时开始流行所谓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政治正确）”，很多涉及性别、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用词被小心翼翼地区分为合适和不合适，人们被建议使用那些合适的词汇，最大限度地避免性别、种族、宗教等方面的冲突。于是，Ｂｌａｃｋｐｅｏｐｌｅ（黑人）被改称为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非洲裔美国人），Ｏｒｉｅｎｔａｌ（东方人）被叫做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亚洲裔美国人）。同事之间涉及性别、种族、宗教的玩笑也变得谨慎甚至罕见了。早年工作场所随处可见的裸体图片更是被悄悄地收起来了。人们变得非常敏感，担心一不小心，善意的玩笑也会得罪人，甚至惹出法律纠纷。这种新派“文明”一旦被认真地应用到了工作场所，原本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无疑更为加剧了。

后来，发现有一些同事有“第二职业”。他们一方面在这个公司打工，另一方面，自己在业余时间里维持着另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他们私下里对我说，一旦条件成熟，就自己拉出去单干。

再后来，发现在北美，很多做生意的老板们也活得比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自在、幽闲、潇洒。这些做着大大小小的生意的老板们，未必受过多少教育，但他们显然比我们有着更大的财务和时间方面的自主支配权。这种中国人称之为“脑体倒挂”的现象，居然在北美也是普遍地存在着。不过这种存在不是中国式的体制性、政策性的畸形和反常，而是一种文化和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

曾经结识了一对匈牙利夫妇，被他们鼓动参加了一次传销者组织的宣传鼓动会。这是一个具有蒙蔽性和欺骗性的活动，我及时地识破了，没有陷进去。但组织者对打工和自己做生意的一番评论却打动了我，促使我悟出了一些终身受益的道理。

既然那些能力上不一定比自己强的人能够自立，自己为什么要寄人篱下呢？

彼岸的风景

这时，国内同学和朋友创业的故事也开始不断传来。甚至有上面提到的国内朋友来信邀请回国加盟。创业的念头开始出现，回国的冲动也同时越来越频繁地涌现。

我很幸运。创业的念头出现不久，在北美就有机会顺利地找到合作伙伴，并且一同创业。我的ＢＩＯＴＩＵＭ公司创建后不久，利用耶诞节和新年之间的假期，和妻子一道回国观光、考察。这是我离开故国７年后的第一次。

这一次，我们在香港走马观花之后，分别访问了深圳、厦门、上海、杭州、常州、芜湖、合肥、南京、北京。

国内的变化，使我感到震撼、兴奋、冲动，同时又非常恍惚、若有所失、恍如隔世、时空错乱。

这是一个我不再拥有的国度，似曾相识，却不再认识；还是从前的那些人，说的还是中国话，自己却听不太懂，也揣摩不透他们的心，更不用说那失去的旧日里的街区，那失去的山，失去的水，失去的田野，失去的纯朴乡间。

他们怎么也开上了车，而且是豪华的；他们怎么也买了房，而且是越层的；他们怎么都在炒股票，而且个个都红红火火的样子；他们怎么会都在做着什么生意，当着什么老板，领导着什么员工；他们怎么都显得既有钱，又有闲的样子。

在酒楼，吃完饭买单时，我被挡在一边，眼睁睁看着朋友大把大把地点着１００元的票子；当我提出和一个朋友换点人民币时，他丢下５００元，说，就拿着用吧。

到处是花红酒绿，到处是歌舞升平，到处是奢华无度，到处是物质主义、金钱崇拜，到处都似乎充满了商机，到处都在开发、建设，到处都在投资；大批大批的人涌向沿海的城市，大批大批的人都似乎发达、更发达。

到一个朋友的公司参观。整个一层楼都是他的，装修的豪华而不落俗套，总经理办公室则不亚于３Ｍ总裁的办公室。好几百平方，几十号的人马。

到另一个朋友的公司参观。也是整个一层楼。现代化的办公环境，超净的生产流水线，严格的质量管理流程。忙碌、秩序井然、纪律、威严，也是几十号人马，好几百平方。

一个朋友当年参加一个国家投资的超大项目的艰苦创业，最终成长为这个国营大企业的主要管理者。盛情款待我们之后，邀请我们现场观摩他坐在这个国营大企业第一把交椅上的日常办公。

另一个朋友家族５年前从广告公司起家，如今也已是业内执牛耳者，不仅颇有规模，并且已向其它行业渗透：书店、出版社、房地产、酒吧。

一个先我一步去加拿大留学的朋友，如今又先我一步回到国内。他也买了越层的房，也开着豪华的车，继续做着他的债卷、股票生意，继续投资办实业，继续穿梭在香港和内地之间。

一个自己没有车的朋友，却约了一个有车的朋友，陪我们游览，送我们去机场。夜间的高速公路上，如果不是那些醒目的中文标牌，还以为是在北美呢。

在家乡县城，老同学领着我四处溜达，县城并不大，但路也完全不认识了。我问，家乡的经济中，哪些是国营的？他努力地想了想，说，好像只剩下银行、邮局之类的了。

一切的一切，都远远超出了我临行前的所有心理准备：当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各项投资时；当朋友们说起自己的什么公司时；当朋友指着大片大片围起来的海边滩涂、和临海山地，说这是某某的圈地时，空前活跃的市场、空前活跃的经济、人人似乎都充满着憧憬、人人似乎都满怀着希望。大一统的公有制正在重新布局，让出空间和利益，给新融入的其他所有制。计划经济没有了，现在流行的全是当年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东西。

感觉这是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性的时期，一个天翻地覆、颠倒黑白的时期。这个时期，一切都在变，而且变得极快，快得让人心慌，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原本属于这片土地的游子们心慌。我们担心，自己会跟不上，会永远失去，会永远成为局外人。于是，有了一种冲动，想要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亲自参与。

也担心再晚一点，自己就圈不到地了。更不想被人说，这些人，别人种树时他们躲起来；现在树大了，桃子熟了，就下山摘桃子来了。

文化、亲情

很多人说，北美的中国家庭中，往往男人想回国，女人想留下。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我的理解是，男人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适应能力往往较女人略逊一筹，男人往往语言方面天生劣势。此外，中国男人与欧美男人相比，外观和气质上区别显著，文化和幽默感相去甚远。而且直到这个年代中国男人经济上往往也没有什么优势，在外承受的压力比女人大，遭遇不顺心的机会也比女人多。较少有中国男人娶了欧美女子为妻的。相反，女人往往天生有语言才能，更细心，更容易发现当地文化习俗方面的细节，更容易与当地社会相融合；在欧美人眼里，中国女人往往别具异国情调，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加之欧美男人的绅士传统，处处对女士呵护、照应，因此中国女子往往在北美更适应，感觉更好。中外通婚的案例中，“国宝”外嫁的居多。在后来的一次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中，我被问及怎么看中国女子外嫁洋老公时，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是一个现象，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那些觉得不应该、心理不平衡的中国“男生”们，也许应该先想一想，什么是绅士风度，自己是不是少了点儿绅士风度。

我和我妻子之间似乎没有谁比谁更想回国的倾向和区别。妻子在国内时，中文的底子更厚实一些，中国的文化沉积留下的烙印比我更深。她常感叹，在北美，中国的文化、语言背景没有什么用场，是一种闲置的资源，发挥不了什么优势，多少有些浪费。在北美，中国人需要用自己不具优势的语言，在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这自然需要我们比本乡本土的人付出得更多。否则，在北美，中国出生、中国长大、在中国完成教育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人相比，是一种不完全的人，文化上、语言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残疾”。第一代移民，往往更多的是牺牲，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就往往是为了经济原因，往往是为了下一代而作出的牺牲。

是的。在北美，中国的文化、语言背景往往没有什么用。但回到国内，北美的经历、社会联系和英语反而可以是一种资源，即使算不上优势的话。越早回国，这种资源就越有价值，越容易得到认可，越可能转化成物质财富。

亲情、友情是另一方面的因素。毕竟我们的亲朋好友、小半辈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很多都在中国。在北美的时间越长，就越怀念、越向往记忆中的国内的亲情、友情，更渴望改变在国外孤军奋战、孤立无援的处境，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每每在几乎被疲惫击倒之时，就更容易幻想着，在中国，会有许多援助的手，可以向父母、亲朋好友们求援，甚至可以请保姆、请小时工。而在北美时，一切都实实在在地需要靠自己，虽然这样自力更生并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