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爱交加的农场情缘 ——和小学美女老同学杨莉华一席谈话和的联想

       有幸和咱小学的美女老同学杨莉华在《同学群》相遇了，感觉她比学生时代更加漂亮了，也许是她那优雅的气质和浑身散发的笃定所形成的风韵深深吸引着我。虽然自己知道她当年曾经和我一起在崇明农场“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娇娇女性竟然在那片盐碱地待了九年之久，（据她自己说“在农场里死的想法都有，就是沒有勇气！”）于是自己失眠了，整夜都深深的沉陷于对一系列农场往事的回忆之中，不能自拔。 
      说来我们姐弟三人和农场有着恨爱交加的情缘，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当年作为老大的初中67届的大姐也在崇明跃进农场的14连队待过，她是1969年12月17日去的，那时老二的我还在小学里慷慨激昂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按照国家的政策我是“有农无工”的档次，可以笃定泰山的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因为若干年以后可十拿九稳的大摇大摆的进入上海的工矿企业上班，不去受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
      可是命运的安排由不得自己，我是七四届的，大姐不早不晚，偏偏在1974年春节前夕我中学毕业前一年的敏感时刻由崇明的农场调到了上海的公交公司担任售票员，这下我傻眼了，煮熟了的鸭子飞上天，我的身价大跌，变成“有工无农了”，板凳上钉钉——铁定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大姐颇有成见，认为她眼光短浅只顾自己，老妈心疼我这个“独养儿子”整天唠唠叨叨的也没有好脸色给她看，我们一致认为她没有“血浓于水”的感受，上调总是会有的啊，再熬一年，等自己的兄弟毕业分配进入工矿企业以后再选择调回上海来工作也来得及啊。
      直至我自己去崇明也是老姐的那个跃进农场十四连队以后，亲身经历了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以后，换位思考，理解了她的苦衷，机会是千变万化的，还是“三六九，捞现钞”，因为过了这个村，也许就没有这个店了，当然肯定考虑不到自己这骨肉亲弟弟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的回城风骤然吹起，我闻风而动，为了离开农场，采用的手段比大姐更激烈更厉害，三天两头的写信威胁自己的父亲，说是他再不提前退休，就要闹出人命了，老头慌了神，在我的软硬兼施下，也隔三差五的跑到厂党委办公室，频频向领导们施加压力，寻找各种理由提出退休的申请，最后终于使我如愿以偿，在1979年春节前夕终于也胜利逃亡顶替回沪。
      这时正赶上自家77届的老三小妹中学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候，我的这种自私无情行为会给她的未来去向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为此非常难受和愧疚，在家里始终不敢正面的对着小妹充满焦虑的眼神，因为我清楚的知道，凭她“两工无农”的毕业分配条件，按照当时的政策，也许她会去更远更艰苦的地方边疆军垦农场啊。
      幸亏邓小平邓大人上台拨乱反正了，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改变，从77届开始恢复高考以及改变学生分配方案，小妹她终于没有重蹈覆辙，走我们的老路，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招工考试进入一家上海仪表局所属企业。
      尽管我自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超级粉丝，对他无限忠于，万分敬仰，但是设身处地的为自己想想，倘若他老人家真的“万岁！万岁！万万岁！”长生不老，凭他那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穷折腾蛮劲，足以让我们全家悲催的欲哭无泪，不光我们父母，就是我们自己也真的难以承受兄妹三人都个个都要经历上山下乡的艰难磨练的残酷现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