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扬
在北美漂泊，有时心理很累，梦里不知身是客，总把他乡当故乡.。想找个地方说说话，在烦闷的工作之余，诗情画意，陶冶情操。也许人到中年,有了经历和阅历.万事看的很淡了,也许自己活的很精彩,也许自己活的很平庸,但大体上我都无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了,活的自由些没有野心做
上海市建设中学，位于大杨浦的杭州路上，（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它和宁武路上的上海市宁武中学合并以后改名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自己曾渡过了一生中最愉快的四年的特殊学习生涯。
刚进初中一年级，也许是自恃有点才气，由于那时我是红卫兵团的宣传委员，学校里的大批判专栏，班上的黑板报都留有我的文字和墨迹。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杨浦区文化馆时常到该地区所有的中学借调一些美术功底比较好的红卫兵宣传干部去那里一同协助工作。
我也有幸的被馆里军人出身的宣传干事万幸恩师看重，有时候重大的政治运动一来，恩师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学校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秦秀英校党委办公室的，秦书记就会即刻来班上找我，于是自己在众目睽睽下强抑激动的心情欢快的离去。
感觉那一段时间是自己一生最得意的时候，好象有一个整月，没有去学校上课，每天象上下班一样的来回于杨浦区文化馆，做着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而且车费报销，中午小小的腐败一下，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其中有自己最喜欢吃的红烧肉。回家之前还可以去馆里的浴室痛痛快快的洗个热水澡。
在工作期间，恩师看我踏实肯干，又有些小聪明，布置的工作总是不打折扣的提前完成，便会时常的写一张便条，奖赏我去文化馆里的电影院不花钱的白看一场电影。
因此，眼珠子朝上的我非常骄傲，除了黄平平以外，一般我极少和其他异性的女同学交往。
我们班上有位长辫子，名叫陈慧芳，家住在我隔壁弄堂的同心公房。有事没事总是特别关注自己。
一九七四年深秋，我们七四届的八个班级，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最高指示，来到了上海郊区的南汇县四灶大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农村锻炼。由于自己的特长，仿宋体写的特别好，被安排在学农连部刻钢板，负责主办反映好人好事的《学农战报》。
长辫子驻扎和劳动的地方离我有一里地，可她常常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跑到连部找我，有时会给我带些她煮的肉丝炒咸菜，有时又会送上一个香喷喷的苹果。
她见我在朝北方向空荡荡的大队仓库里刻写蜡纸时天冷风寒手容易生冻疮，还特地连夜赶结了一副绒线手套给我保暖。
文革中期，群众自娱自乐的样板戏文艺小分队和露天电影很流行，每逢星期六傍晚，我们眉州街道居委会门前便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长辫子”总是早早的提前赶到，在舞台前或银幕前抢位子，放上两张小矮凳，一张是她的，另一张自然是我的。
尤其是国庆节的时候，常常在夜幕降临还没降落之前，我俩便爬上了我家那石库门三层阁上的房顶上，“长辫子”紧靠在我的身边，我俩一边吃着她炒的西瓜子，一边兴高彩烈的观看市中心人民广场怒放着的五彩缤纷的烟花。真是有种说不出的开心。
“长辫子”的母亲生活在香港，她知道我很喜欢集邮，总是把她母亲寄给她的信，从信封上将香港精致的邮票一张一张地仔细收集起来送给我，而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多说了几句“谢谢！”而已。
其实，说我那时没感觉是不现实的，看惯了当时“美艳绝伦，风姿绰约”女神般的黄平平“惊鸿一瞥”之后，总感觉“眼睛细细的，嘴唇厚厚的，皮肤黑黑的，额头高高的，”的“长辫子”陈慧芳实在是太一般、太一般了，触动不了我那情感之心。
很多年以后，“长辫子”结婚搬到浦东居住，她的夫君是沪上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中学里的同班男女同学都说无论外貌、性格和爱好等他的老公和我都非常非常的相似，简直象一个模子里铸刻出的那样……
从小到大、迄今为止，我对佛教的所谓前世今生和生死轮回总是抱有怀疑态度，（以后也许会改变）但在“人与人交往是有缘份的”这点上自己还是坚信不疑的。
总感觉人和人之间其实具有的一种无形的连结，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的机会和可能。尤其是茫茫红尘中的红男绿女作为单个磁场体，在社会大磁场体的运动中，遇见的能够与自己的磁波发生共振的，必定能够达成某种相互吸引、共鸣的现象。
虽然我明白对黄平平这种不切实际的暗恋，慑人醉人，却不知道它竟然会带给我如此的痛，如此的苦，以至无心书本，茶饭不思，纵然望断天涯路也难消除。
正当我感觉无奈彷徨的时候，正当我感叹命运弄人的时候，于是“长辫子”陈慧芳神奇的出现了。
一九七四年深秋我编刻的《学农》油印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