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学英语》未完成稿节选（１）zt

《论中国人学英语》未完成稿节选（１）
2009年11月19日 03:17 — huohui
　　徐老师将《原典英语自学法》一书同时冠名为“超越哈佛”，引来部分读者的不屑。徐老师说过，超越哈佛可以有多种理解。现在，徐老师就从一千种一万种解读中，挑出一种展示给读者：看看哈佛大学如雷贯耳如神降世的顶尖教授，其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多么荒诞幼稚。

　　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如果学习理论能够，比方说，像物理学理论那么富于成果，那么人类便能够如将物理学运用于工程技术实践、获得各种巨大成就那样（如制造出汽车飞机、电脑网络），创造出许多革命性的学习工具或体系。但现实中，尽管算盘已经进化到互联网，当代教育和学习的普及，并没有产生更多的大师，很可能是更少了。部分原因应该出自现代科学仍旧缺乏富于深刻洞见的学习理论。20世纪60年代之前，主导心理学界和教育界的学习理论是行为主义学派，其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和讲座教授B . F. Skinner。
　　从2岁起就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且大脑受损，少年时经过种种磨难，成年后却蜚声世界的动物学家Temple Grandin，1960年代在Franklin Pierce College修读心理学位的时候，她和她的同龄人一样，都是Skinner 的崇拜者。T. Grandin在她成名作 Animals in Translation 一书中回忆道：“这个国家里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Skinner 的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人们很难想象Skinner的理论对我们的巨大影响，它简直是宗教。对我，对很多人，Skinner就是上帝，心理学的上帝。”（The first word p307）
　　1957年，Skinner出版了Verbal Behavior （《语言行为》）一书。此书代表了Skinner学术研究生涯的巅峰之作。他雄心万丈，试图在此书中以行为主义的理论体系，全面诠释人类的语言行为。一旦万物之灵独有的语言之谜，能够被行为主义理论所全面解释，那么Skinner将跻身于与达尔文、爱因斯坦比肩的科学大师，令20世纪所有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黯然失色。
　　Skinner 一生对心理科学研究有若干重大技术性贡献，最著名者之一，是他26岁在哈佛读博期间就发明的操作型条件反射实验箱（operant conditioning chamber）。Skinner大力倡导极端行为主义学派。诚如T. Grandin女士所言，Skinner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被尊为世界心理学界的首席教父。极端类型的科学理论，很容易吸引信众而流行。在心理的外显行为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发明上，Skinner是杰出的。不过，与他的科学贡献的杰出性成正比的，是他的理论蕴藏着重大的方向性缺陷。这一重大缺陷，不久后即在一场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大论战中，迅速暴露。
　　中国读者往往对纯理论的探讨缺乏兴趣。我们不妨学习Skinner教授，同样用极端类型的简化来概括他在Verbal Behavior 一书中提出的系统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的语言，与在实验箱里学会觅食的小白鼠的操作型条件反射，没有本质区别。换一种更一般的表达，哈佛教授Skinner坚信，人，无论多么表现得出什么思想深邃、精神丰富、情操高贵这些内在的心灵，这些心灵之物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更本不存在；人与动物的行为没有实质区别，对塑造与控制人的行为而言，真正重要的变量在就是恰当的外界刺激与强化。
　　如果Skinner的理论是正确的，就可进一步推论：荷马、屈原、李白、莎士比亚创作诗词或剧作时的那种激情与灵感，包括他们对语言出神入化的运用，与小老鼠行为的条件反射，没有本质区别。从常识看，诗人一定不会有这种“疯狂”的结论。有趣的是，Skinner本人，既是著名科学家，也会写诗歌。
　　如果我们凭借常识，看出这一显赫的心理学理论，不过是“皇帝新衣”，那就等于在说：哈佛大学的领军教授也好，主导心理学界的流行理论也好，都需要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质疑和检验。可惜，从小到大，教科书和学校教育，往往在努力剥夺我们的这种质疑能力。即使在最开放的美国教育界也不例外。
　　在哲学立场上，Skinner的理论可以归类为极端的经验论与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科学“狂人”常有倾向制造这种理论。相对于哈佛大学，另一所美国顶尖高校，麻省理工，原本更易于出产科学狂人，出产科学主义与简化主义的理论体系。不过，对哈佛教授Skinner雄心勃勃的理论，麻省理工的青年新秀N.Chomsky没有唱和，反而站出来挑战。1959年，N.Chomsky 发表了他对Verbal Behavior 一书的批判性评论，迎头痛击Skinner 的极端简化论。一场20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家大战由此拉开序幕。Chomsky的理论，建构在高度抽象的逻辑规则体系之上，而且，还投射出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虽然，Chomsky的理论远比Skinner 的深奥，他的基本立场简单而明确：人类语言具有普遍的先天的发生机制，新生儿就具有内在的普遍生成语法；人类语言的性质根本不是行为主义理论所能解释的。
　　Chomsky并没有在实验层面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任何重要论据，但他对流行的行为主义理论的质疑，其逻辑论证机智犀利，令所有行为主义大师，包括Skinner 本人，毫无招架之力。
　　Chomsky的理论具备明显的先验论立场，但他的论证凭依简单的经验性常识：人类语言的特征之一是可以构成无穷多的新句子，如果每一个句子都要通过某种类似条件反射的强化方式去学习，那么一个人活10000年也无法娴熟掌握语言；同时，全世界的经验事实非常明显，各国各民族幼儿个体，其习得语言的进程步调，不仅神速无比，而且完全一致，与具体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毫无关系，他们都在3岁时就能达到娴熟运用母语；这些基本事实，是强调外因的行为主义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的。
　　西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由此可以推论，教授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哈佛教授Skinner先生在研究的技术方法层面上的杰出创造，反而成为他在理论总体方向上荒谬的来源。麻省教授Chomsky自己提出的理论体系，普遍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理论，也未必正确，但他对Skinner 理论的批评，促成了那个时代心理学研究的方向，从以重视外部控制条件研究为特征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向以重视研究内在的心理加工机制的认知心理学转换。这是20世纪心理学的革命性转向。
　　西方理性思维传统，不仅重视理论思辨，同时重视实证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不仅在于逻辑上内在的自洽无矛盾，更在于有实验数据的支持。麻省教授Chomsky对哈佛教授Skinner 的批评，引发了科学界验证Chomsky理论内核正确性的热潮：究竟是否存在Chomsky所断言的先天的内在的语言规则生成机制？这推动了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对语言内在加工机制研究的繁荣，引领了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重大变革。
　　1996年，著名的美国科普作家和科学记者John Horgan 出版他那部引起广泛关注的著作：科学的终结 The End of Science。在这部书中，J. Horgan 断言，纯科学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终点；纯科学对宇宙的认识，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探讨，已经无法做出诸如进化论、DNA、大爆炸、量子理论那样重大的科学突破，纯科学不可避免地走上“修修补补”的道路。
　　从语言学领域来看，J. Horgan 无疑大错特错了。科学界对语言奥秘的理解，在突破行为主义的樊篱之后，才刚刚开始起步。
　　 百年回首，尽管行为主义曾风靡主导国际心理学界数十年之久，在动物行为和研究技术上有不少创新，但整体价值泛善可陈，进而，将其理论体系套用于人类的语言和情感，是根本荒谬的。20世纪前半叶的学习理论，大多数以行为主义为基石。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在人类学习与小白鼠学习（例如，以碰运气的方式，学习通过一个按棒获得食物和水）之间划等号。不难想象，这种学习理论，对学习教育没有多少助益，甚至完全是误导。　
　　Chomsky的革命性理论是对Skinner理论的矫枉过正，虽然它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在Skinner之后，在Chomsky之后，应该迎来这一天：当研究技术足够先进，当研究积累的新数据足够丰富，假以时日，那么语言学领域，完全能产生诸如达尔文或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综合性思想理论大师。Skinner 或许是第一个尝试者，他失败了，但他的失败仍有意义。错误是思考的催化剂，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