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

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2008-07-28 09:36:46)

标签：海光 行员 抗战 月刊 倪文硕 香港

二、1937年8月13日上海沦陷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行，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陪都)，上海设留守处，业务及总经理处迁并入香港分行。由于战争扩大，各大银行缩紧银根，国内存货款等业务萧条。文硕公作为总行业务主管之一，到港后职务工作范围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积极勾划参与该行国际市场的开发，其中争取经营外汇权的获得，欲开设多个国外兑换处。文硕公在其撰写“抗战中期之本行”中说“本行国外汇兑处成立于民国七年，为本行最初努力所发展之事业…”。“至抗战军兴时，巳具完固之基础。三十年七月美国宣布封存中国在美资金，在许可证中有受特许之银行…”。为了争取经营外汇许可证，硕公作为董事长私人秘书，全程参与策划该计划实施，经过多次与美方交涉，加上陈光甫先生声望，最终当时财政部同意，建议美政府修改封存法令，使上海银行成为有经营外汇许可证银行之一。使该行在战争隙缝中，拓展了一个新业务的处女地。（参见“海光月刊”第十一卷第三期，及“倪文硕为陈光甫电示办理各机关款项、提货案及陈光甫赴美辞职等事致赵汉生函”，内有文硕公与孔祥熙商谈情况）
2、谋划开拓东南亚华商集中地开设分理处。由于战争缘故，当时南洋华商中积款惊人，且兑换差价很大。硕公与同人向董事会建言，大力开拓这块市场。旋即硕公与时任广卅分行经理伍克家，一起策划东南亚之行。从1938年7月起，半年许考察了马来亚、新加坡、爪哇等多地。1939年1月呈报总经理，建议该行业务向南洋推行的办法，并恳请增设分行。后因当时财政部未批而止。（参见“海光月刊”第十一巷第二期，及“倪文硕为新加坡设立分行，办登记注册手续致朱如堂函”）
3、未雨绸缪，为防战争波及香港提前筹措应对措施。1938年7月，文硕公起草“关于战时业务情况及今后方针”一文。鉴于抗战初期，上海银行各地所处遭受重大损失教训，文中提出，沿海分行放款，均免除核息，大致结亏相抵就行；沿海分行可重点酌做国外汇兑、信用证出口押汇，内地则酌做日用品押款，营运质押由银行三产中国旅行社代劳，力求该行适应战时供求状况…。尔后，硕公在其“抗战后期之本行”一文中谈及，由于香港沦陷前，做得应对政策的及时，避免了太平洋战争突发后，该行不至于损失过惨。（参见“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及“倪文硕为日本占领香港后本行情况及善后办法事致赵汉生函”等）
4、香港沦陷，冷静应付，力保银行从业人员与产业损失最小。由于该行董事长陈光甫君，系身兼国民政府要职，且与美国关系较好，作为敌对国人员，为了避免战时日本对占领地此类人员财产征收，陈公辞了银行内所有职务，退居后台，由原行付总经理杨介眉代董事长。
港战时，杨公与硕公共陷港行，据文硕公撰写“抗战中期之本行”一文中描述，从1941年12月8日日寇空袭起，香港面临炮火之中，除了陈光甫在空袭灯火管制中冒险登机飞渝，其余行员悉数滞留，此时银行挤兑如潮，警报不断，硕公与杨公组织行员销毁文件，重要行产移至地下银库，招呼职工家属避居行内。
据说11日起，日冠登陆香港，炮弹曾击中行楼屋顶。25日港督投降，香港全面陷落。近半年中，该行面临挤兑、征用、抢劫、断水断粮等。杨代董事长与硕公一起夜卧长凳，整天与日本兵周旋，杨公因担惊受怕，积劳成疾，因胃病严重，竞在乘船迁沪后病逝。硕公后亦在局势平稳时，乔装打扮，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因硕公与留港同人努力，香港分行在战争期间，损失是较小的。（参见“海光月刊”第十一卷第一、二、三、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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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17:22
硕公1938年7月31日（42岁生日） 硕公摄在香港山顶牛奶房前
摄于香港坚尼地台10号住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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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17:22
硕公1938年11月13日摄于去银行上班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