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

倪文硕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2008-07-29 09:02:08)

标签：抗战 上海银行 银行业务 行政事务 陈光甫 重庆 杂谈

三、1942年底，祖父文硕公折返重庆后，不久面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组织人事上重大调整。由于抗战初中期该行面临很大损失，亦由银行业特点，为了应付属地储户汇兑，敌占区必须滞留经管行员坚守，故遭受非常挤兑、抢劫、战时征用征收，甚至有些分行全然被炮火击毁等案比比皆是，也使得该行组织架构人员残缺不全。该行初拓者陈光甫君为了重整行务，1943年对董事会和组织设置作了调整：
1、董事会改组。新增5个办事（执行）董事（伍克家、赵汉生、倪文硕、潘恩霖、利荣根），与原董事会成员组成9人董事会，由陈光甫任董事长，伍克家任总经理，实际上，9人董事会成员除伍、赵、倪三人外，其他均负责银行“三产”的老总，或股权董事，新增的伍克家、赵汉生、倪文硕，加上原董事、银行付总李桐村，掌管着该行的行政及业务大权。（陈光甫这次董事会改组，标志我国早期银行业由‘股东型’银行家，向‘经理型’银行家的转化。现在看来，这是我国第二代银行家雏形之一）
2、建立统制式组织架构。此设置抗战前陈光甫提出，自称“按美国银行之近代人事组织”，亦管理学称分级分工明确的、集分权统制的管理模式。即银行总行设总管理处，下设区域行、分行及处课室四级。董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总管理处是银行执行权力机构，下设行为实施业务或反馈机构。硕公被命为总管理处襄理，负责总行日常业务和行政，直接向总经理负责。
3、改组原总行秘书处，分设二级秘书等级，一级在组织架构上与总经理平级，属董事长公干秘书；二级秘书为总经理下属秘书课，这可能是董事长陈光甫拟集分权，以掌控全局的奥秘所在。硕公任命为一级秘书，为陈公私人公干中文秘书，直接向董事长负责（可说是我国早期银行业‘秘书专政’创举）。
（以上内容可参见：北京金融史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金融?所编’。）
在新的职务任命后，硕公在抗战后期的工作范围如下：
首先，全权负责总行日常行政事务。由于上海银行战争缘故，业务一分三块，一部分旅美老董事涉管国外兑换处业务，而当时代总经理伍克家留上海留守处，管理着沦陷区银行业务，加上重庆总行业务，所涉及行政事务异常繁忙，硕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工作，三块业务在战争期间，分属在三国（中、日、美）三政府下谋生存，日本占领区行务挂洋行名义开展，重庆政府下要与官办银行争业务，在美业务将随国际形势而变化，行政事务上衔接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依董事长陈光甫授意，硕公开始撰写抗战起上海银行行史，并对宋春舫主编1937年前行史，进行考证、修订和续写，并持续在抗战后复刊“海光”杂志上连载，以征询同人意见。先后刊出有：“抗战初期本行之应对”，“抗战中期之本行”，“抗战后期之本行”，“新银行法下本行资金运用”等。此外，硕公利用秘书职务方便，开始记录、收集董事长陈公经营言论，并对行内重要电文、文件，汇入陈光甫日记，以求备忘…（兆京日记载硕公曾提及）。这些今天均可能成为编写上海金融史宝贵史料之一！
再次，根据战中重庆（陪都）银行特点，积极协助该行三产的业务发展：a、协办上川工业公司，该公司由章乃器在抗战初卸任皖财政厅长，与陈光甫谈成，该公司下设畜牧场、农化厂、电机厂、机器厂，后期增建纺织厂，章任总经理，银行赵汉生任董事长，由硕公向当时经济部调整处申办，在嘉陵江南岸围27亩地建之。该公司成银行战时收入辅助部分；b、另在硕公职务范围内，亦协助银行付总李桐村的大业盐业公司，任其公司常务董事，在战时银行业务萧条时，大力发展川盐这战略物资投资，并使该公司成战后该行独资贸易企业。
此外，硕公积极参与银行业务拓展，推行战时重庆社会文化事业辅助工作，如在大量迁渝大学中设置教师货款、学生奖学金，捐助医院及慈善公益事业，并辅助教育文化团体经费，为上海银行蠃得社会良好声誉，反过来促进银行业务的发展。
（可参见‘海光月刊’第9、10、11卷有关内容）
可惜的是，在43--45年硕公在重庆工作，至今没留下当时硕公个人照片（文革中没有了！）。谨以父亲兆京所摄1938年重庆南岸弹子石（硕公家居地之一）照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