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俗话说，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
今天的google事件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司徒雷登。60年前，司徒雷登先生代表的美国政府其实很不想撤出中国，很想和赢了内战的共产党打交道，奈何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全面倒向苏联，最后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连同司徒雷登一起走的还包括美国花旗银行等许多大公司、传教士、二战老兵、国民党的顾问等等。这一走，就隔了近三十年，直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才迎来了新的中美全面接触交往的时代。
作为三座大山代表之一的美帝，以及美帝支持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政权，都被赶走了，那是何等的扬眉吐气啊！然而，即使如雄才大略的毛太祖，在书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篇时，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檄文中宣告推开美国倒向苏联来欢送司徒雷登的时候，恐怕也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决策的全部意义。之后，中苏亲如兄弟，一前一后，并肩作战，和美国在朝鲜对决三年；然而，中苏兄弟关系不过十年就完全破裂，而美帝则继续在越南步步紧逼，这一南一北的夹击，再加上内部连年不断的路线斗争，也让步入晚年的毛太祖力不从心。既要在国内斗修批私封资，又要在国际上反帝反修，抗美援越，此时的主席才完全明白，原来意识形态只是一张皮，而国家利益才是骨，既如此，何不联合资本主义的美帝来抗衡社会主义的苏修？凑巧的是，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也有点力不从心，于是也降低了反共的高调，联合红色中国，共同对付咄咄逼人苏联。在这个巨大的三角格局中，中美是战略赢家，而苏联是输家。
一句话，国家之间竞争的唯一法则就是利益。凡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理念、政策、技术，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吸收利用；凡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东西，都要毫不犹豫地拒绝。近代科学技术源于西方，因为对中国有利，所以引进来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也是源于西方，因为对中国发展有利，也在中国生根发芽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有利于中国，因此也在步步落实；互联网源于美国，因为对中国有利，也蓬勃发展起来了，诸如此类，不一而举。我们可曾问过，因为它们源于西方，源于美国，因此要拒绝？唯一问过的时候是在极左的文革时代，而文革也恰恰是最愚昧的时代。
现在，很多人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帝在全世界推销民主和自由，同时和某些不民主不自由的中东国家结成盟友，因此，民主自由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其实世界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很多不同表现形式，美国的，日本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当然还有经常被我们鄙视的拉美、印度和东南亚的，差别很大。中国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值得研究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是，中国要不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则绝不是需要研究的。
现在美国又打算推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外交政策了，很明显是针对中国这类威权国家的。有很多人认为，因为美国推行这一套，肯定不安好心，所以要坚决反对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其实，按照上面的立论基础，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有利于中国吗？如果有利，管它是美国推行的还是美国反对的，我们都要用。注意，实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并不否认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并不等于人人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色情、暴力、诽谤、侮辱、造谣、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信息。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以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伍，取得后来居上的领先优势并不是不可能，关键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国是否遵循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将深刻地影响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发展，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原则其实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则的技术延伸，因此也就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说白了，通过互联网发布和接受信息，就像我们平时的说话和聆听，写作和阅读一样，属于最基本的思想言论范畴。互联网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就是平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技术延伸，唯一的区别是没有空间和时间限制。因此，从落实宪法权利、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实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除非我们不准备落实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权。
现在回到Google事件来。我在先前的几篇文章中强调过一个基本观点：目前的商业竞争失利并非是促使google打算离开中国的因素；而潜在的巨大商业利益则是促使Google坚守中国的唯一因素。
对于Google来说，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在中国开拓市场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商业利益。
对于中国来说，怎样管理互联网，尤其是要不要实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才是应对Google事件的核心。至于其他因素，诸如 Google的联想搜索侮辱中国人、和美国政府联系多、是美国反华的马前卒、为藏独提供gmail服务、侵犯作家版权、利用Google事件进行操作等等，实在是鸡毛蒜皮无足重轻的小事。
Google坚持留下，对google有利，也对中国有利。我并不指望单靠Google的坚守，就能改变中国政府严密监控互联网、过度屏蔽信息的僵化政策。但是，作为代表互联网开放自由的一方，因为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所以终究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和支持，也终究会胜过代表严厉压制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保守一方。
类似的是，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在价格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物权立法等各个重大领域，无不遵循同样艰难的博弈历程。对保守派来说，碰撞，后退，再碰撞，再后退，最后到了退无可退的时候，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我要说，“Google，欢迎你坚守中国。”
今天的google事件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司徒雷登。60年前，司徒雷登先生代表的美国政府其实很不想撤出中国，很想和赢了内战的共产党打交道，奈何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全面倒向苏联，最后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连同司徒雷登一起走的还包括美国花旗银行等许多大公司、传教士、二战老兵、国民党的顾问等等。这一走，就隔了近三十年，直到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才迎来了新的中美全面接触交往的时代。
作为三座大山代表之一的美帝，以及美帝支持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政权，都被赶走了，那是何等的扬眉吐气啊！然而，即使如雄才大略的毛太祖，在书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篇时，在《别了，司徒雷登》的檄文中宣告推开美国倒向苏联来欢送司徒雷登的时候，恐怕也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决策的全部意义。之后，中苏亲如兄弟，一前一后，并肩作战，和美国在朝鲜对决三年；然而，中苏兄弟关系不过十年就完全破裂，而美帝则继续在越南步步紧逼，这一南一北的夹击，再加上内部连年不断的路线斗争，也让步入晚年的毛太祖力不从心。既要在国内斗修批私封资，又要在国际上反帝反修，抗美援越，此时的主席才完全明白，原来意识形态只是一张皮，而国家利益才是骨，既如此，何不联合资本主义的美帝来抗衡社会主义的苏修？凑巧的是，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也有点力不从心，于是也降低了反共的高调，联合红色中国，共同对付咄咄逼人苏联。在这个巨大的三角格局中，中美是战略赢家，而苏联是输家。
一句话，国家之间竞争的唯一法则就是利益。凡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战略、思想、理念、政策、技术，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吸收利用；凡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东西，都要毫不犹豫地拒绝。近代科学技术源于西方，因为对中国有利，所以引进来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理念也是源于西方，因为对中国发展有利，也在中国生根发芽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有利于中国，因此也在步步落实；互联网源于美国，因为对中国有利，也蓬勃发展起来了，诸如此类，不一而举。我们可曾问过，因为它们源于西方，源于美国，因此要拒绝？唯一问过的时候是在极左的文革时代，而文革也恰恰是最愚昧的时代。
现在，很多人反对民主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帝在全世界推销民主和自由，同时和某些不民主不自由的中东国家结成盟友，因此，民主自由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其实世界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很多不同表现形式，美国的，日本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当然还有经常被我们鄙视的拉美、印度和东南亚的，差别很大。中国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值得研究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是，中国要不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则绝不是需要研究的。
现在美国又打算推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外交政策了，很明显是针对中国这类威权国家的。有很多人认为，因为美国推行这一套，肯定不安好心，所以要坚决反对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其实，按照上面的立论基础，正确的问题应该是，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有利于中国吗？如果有利，管它是美国推行的还是美国反对的，我们都要用。注意，实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并不否认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并不等于人人就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色情、暴力、诽谤、侮辱、造谣、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的信息。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以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伍，取得后来居上的领先优势并不是不可能，关键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中国是否遵循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将深刻地影响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发展，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原则其实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则的技术延伸，因此也就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说白了，通过互联网发布和接受信息，就像我们平时的说话和聆听，写作和阅读一样，属于最基本的思想言论范畴。互联网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就是平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技术延伸，唯一的区别是没有空间和时间限制。因此，从落实宪法权利、依法治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实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除非我们不准备落实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权。
现在回到Google事件来。我在先前的几篇文章中强调过一个基本观点：目前的商业竞争失利并非是促使google打算离开中国的因素；而潜在的巨大商业利益则是促使Google坚守中国的唯一因素。
对于Google来说，它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在中国开拓市场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商业利益。
对于中国来说，怎样管理互联网，尤其是要不要实行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政策，才是应对Google事件的核心。至于其他因素，诸如 Google的联想搜索侮辱中国人、和美国政府联系多、是美国反华的马前卒、为藏独提供gmail服务、侵犯作家版权、利用Google事件进行操作等等，实在是鸡毛蒜皮无足重轻的小事。
Google坚持留下，对google有利，也对中国有利。我并不指望单靠Google的坚守，就能改变中国政府严密监控互联网、过度屏蔽信息的僵化政策。但是，作为代表互联网开放自由的一方，因为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所以终究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和支持，也终究会胜过代表严厉压制互联网自由传播信息的保守一方。
类似的是，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在价格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物权立法等各个重大领域，无不遵循同样艰难的博弈历程。对保守派来说，碰撞，后退，再碰撞，再后退，最后到了退无可退的时候，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了，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因此我要说，“Google，欢迎你坚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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