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和张龙志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里

山西省农业厅 师骏华

我初认识张龙志老师是1950年在成都，当时我只有17岁，在铭贤学院实习牧场作工，场内有一块荒地，我没事就去掘地。有一天张老师很温和地和我谈起家常事，问东问西、问长问短，我感到张老师很慈祥、亲切、平易近人。以后我经常陪鞠有阳老师到张老师家作客。据说张老师非常重爱人材，鞠有阳老师就是他器重的门徒。的确鞠老师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不愧是位深受学生爱戴欢迎的优秀教师。我上大学后和张老师接触机会更多了。1959年我和张老师还有畜牧系59届毕业班学生下放长子县，快结束时，他提出几个学生名字作留校任教考虑，我听后又补充了两个名字，他突然大声说道：“噢！把他们忘了”。59届毕业留校生都为畜牧系教学科研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张老师对养猪事业真是呕心沥血，1950年铭贤学院由成都搬回太谷，学校房产、设备都不要了，唯有几头约克夏猪他舍不得，于是研究定下由我和鞠有阳老师坐汽车负责运四头约克夏小猪和两只成都鹅到宝鸡，又由我和陈永宁由宝鸡坐火车到太谷。他见了我们和运回的小猪高兴极啦，用他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姿态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放，边笑边说：“好！好！好！”。

五十年代自然科学界米邱林学派占统治地位，张老师讲繁育课时把受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和育种方法讲了很大篇幅，他说：“科学不应有界限，把它作为工具应该可以的”。实践证明现在的育种学内容也是以孟、摩遗传理论为基础的。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像在听讲故事，深受欢迎。下放长子期间我和张老师同住一屋，他白天同我和学生下乡调查长子猪，晚上整理材料，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劝他白天不要出去调查，他坚持还是要出去以身作则，后来我和同学们共同对他说调查的材料多要他看，请他白天不要出去了，他勉强同意了，但晚上还是看材料很晚才睡。有一天我对他说：“我们晚上用电时间长了，农场会有意见”。这话很灵，以后晚上最迟10点睡，由我掌握时间。为了照顾他饮食，每天中午特意多打一碗面条（每天一顿细粮）留在晚上给张老师吃，时间长了他发现我们晚上都吃粗粮，他坚决不接受给他“一碗面条”特殊待遇。张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长子猪的育种方案，我很高兴接受并很快交了稿，第二天张老师退给我原稿说：“你看看”，我查看他的表情知道没通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全给划掉了，我没敢多说等着挨批，张老师没批评而是耐心告诉我应如何写。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保存着那一篇不合格的原稿作为座右铭。山西出版社约写一本养猪小册子，教研组每人承担一章，但给我两章任务，我写好交了稿，张老师看后让师兄唐显作看，并征求唐的意见，师兄说：“写得不错”，张老师也没表扬我，而是吸一口烟一笑，这是他高兴时的表情，我的稿通过了。

文革期间，张老师是被“审查”对象之一。有一天，我回太谷家中，顺便看望张老师，向他讲了社会上的情况，要他多保重身体，张师母说张老师每天还冒着枪弹危险到猪场喂猪。临别时张老师在门缝里边依依不舍向我点头送别，四人帮把人整成什么样了。四人帮垮台后，张老师来到太原农牧场，我们见了面，他说：“这几年（文革期间）把时间耽误了，要抓紧时间作点成效培育一个猪的品种”。经过他尽心竭力，多年后，山西黑猪培育成功了，为了保留从五十年代培育的太原花猪不断种，经常从他不多的研究试验经费中资助太原花猪，为周忠效等后来继续培育工作打下了基础。现在太原花猪是全省瘦肉型当家品种之一。

在张老师逝世十周年之际，撰文追忆师长，缅回张老师热爱祖国，清廉简朴。为人师表，宽厚待人，教书育人，为祖国养猪事业贡献毕生的楷模，是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