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在北大、清华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演讲
非常高兴跟大家做这次交流。讲座题目稍有一点出入。“未来”只是今天讲座的一个视角，我是想从三个角度来讨论毛泽东，就是历史、现实、未来。所以题目应该是“毛泽东：历史、现实与未来”。
大家都生活在网络时代。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从网上搜索了一下，想用一种类似统计的方式，看毛泽东在今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我在百度输入“毛泽东”三个字，出现的条目是1780万。我们可以和其他几位重量级人物作一个对比，邓是1100万，邓是659万，胡是1200万。这里有个原因要说明一下，大家看主流媒体，就可以发现“毛泽东”这三个字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是并不高的。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而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可以说只字未提。比如《XX报》，在9月9日这一天提前两天纪念911事件5周年，提前了一天庆祝教师节。但是我从第一版翻到最后一版，对毛泽东一个字没提。我想这不是一家报纸的偶然行为，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安排，就是说不要“炒作”，不要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据说我们中国有一个习惯就是纪念诞辰，而不纪念忌日。但其实那天还是有相关新闻可报的，比如9月9日我的一个朋友去了韶山，他给我发短信说，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再比如，那天有一个朋友去了毛主席纪念堂，他说去纪念堂的人非常非常多，鲜花也堆积得跟小山一样。他还说，那天不止一个人，包括他本人，在见到毛主席遗容之后失声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事情，它们是有新闻价值的，但在许多主流媒体上的确保持了沉默。
对比起来，网络更多反映的是一种民间的心理，所以刚才说的搜索出来包含毛泽东的条目数量更多地反映了一种民间的心理和意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上也大量转载主流媒体的内容，而毛泽东由于在主流媒体上是比较边缘的，所以，如果主流媒体是另一种情形，那么网上搜索出来的毛泽东的条目肯定不止1780条，应该更多得多。在职的领导人搜索出来的条目也很多，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正在执政的党政军一把手，有关的新闻报道就非常多。所以，如果换一个环境来看毛泽东的话，他所显示的影响力可能就要比现在搜索出来的大多得多。
举个例子，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为了迎接新千年到来，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这个小组咨询了几十名专家意见，在几百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中，选出100个伟人中的伟人和影响力最大的100个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是从1001年到2000年。后来他们编成了一本画册，叫《人类1000年》。在这本画册里，没有罗斯福，也没有华盛顿，没有丘吉尔、戴高乐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但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出现了两次：作为历史人物，他出现了一次;作为历史事件，他领导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出现了一次。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和刚才百度的搜索结果作一个对比，也就是说，放在一个也许更客观、更多元的一个环境里，毛泽东显示的影响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说，如果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他的影响力也是更大的。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角度是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
一、历史
要谈历史，我们首先要画出一个历史的坐标，否则，历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我们上中学就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一般的分期我们都知道，从原始社会经过奴隶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分期方式。但实际上，大的历史分期可以有很多种。
190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长文章，叫做《中国史叙论》，这是梁启超为他打算写的中国通史准备的一篇导引。梁启超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分期，把中国史分成三个阶段，或者叫三个中国。他所说的第一个中国，叫“中国之中国”，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始，从中原或周边地带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至少有几千年历史。这是第一个中国。第二个中国，他叫“亚洲之中国”，也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开始和周边的国家、民族的交往、贸易或者战争，比如和周边的匈奴、鲜卑、突厥这些民族还有像朝鲜、琉球、日本、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亚洲。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后一直到1793年，这一年，一个英国的使团到中国来，为乾隆皇帝80岁诞辰祝寿，这个使团为首的是马戛尔尼。1793年，这是梁启超认为“亚洲之中国”结束的一年，他认为从这一年起中国突破了亚洲范围，同世界各国各民族广泛交往，从此“世界之中国”开始了，一直到我们今天。这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
我大致采用了梁启超的这个分期，但是对第三部分做了一个调整，我认为“世界之中国”还是应该从1840年开始。梁启超以中国同西方交往为标志，我是以中国的生存危机为标志。正是从1840年起，中国失去了它古典时期的传统地位，被列强用坚船利炮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牢笼当中。所以，还是应该把1840年作为“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分界点。
这三个中国之间有两次大的转型。“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的分界点，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这次转型的物质基础和原因，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
各种历史书籍反复提到的一个事实是，公元前1200年，中东的赫梯帝国灭亡，它的铁器的冶炼和使用方式，开始向四面八方流传。在大约公元前800年传播到印度，公元前750年传播到中欧，公元前600年传播到了中国。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战争的力度和规模突然加大了，所以之后的时代被称作“战国”。《中国战术史》指出，战国时期，“铁质乃至钢质武器大量出现并用于战斗之中。”在春秋中期的时候，所谓战争还是像大规模械斗。所以我们都知道公元前638年有一个宋襄公的故事，他要等到敌人楚国的军队顺利渡了河、列了阵之后才向对方发起进攻，这都是以前诸侯贵族械斗的一种遗风。但是战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了新的物质基础，铁器被使用到了战争中，它的坚韧和锋利程度远不是过去的青铜器所能比的。
铁器的传播和使用带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大转变，当时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是中国，在地中海地区，有古罗马帝国出现，在印度，有孔雀帝国出现，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残酷的大规模战争，产生了一个大帝国。在中国，首先是战国七雄出现，它们的政治体制已经非常接近秦王朝。最后是秦始皇统一，一个超级帝国。
铁器的出现是第一次中国历史大转型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非常成功地应对了这次转型，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制度创新，就是从西周的封建制转换成了秦汉的帝国制，或者叫郡县制。西周是分封制，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被层层分割。所以某一个统治者，某一个统治集团，它所能够动员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是相当有限的。假如中国社会一直保持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在公元前后，中华文明很可能就被南下的匈奴所消灭。因为当时匈奴正在强盛起来。我们看现在的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中国的北部是没有小国的。因为在这个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彼此争夺的地带，小国无法生存，小国或者被灭亡，或者成长为大国，成长为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在匈奴南下之前，秦始皇抢先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者说人力、物力、财力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对外抵制异族入侵，对内治理自然灾害，同时也结束了长期的内战。
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转型。在这一次成功转型之后，中国就形成了“亚洲之中国”，成了亚洲文明的中心，它的文明向东影响了朝鲜、日本、琉球，向南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向西影响了中亚。在古代世界，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发达国家。当时的中国人口常常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04年12月，我去开封，参观北宋皇宫的“遗址”。现在开封至少有三层，第一层就是现在的地面;第二层大约在七八米以下，是明朝的开封，崇祯15年在李自成起义军久攻不下之后，引黄河水淹没了;再往下是北宋的开封。当时同行的人都非常感慨，在1000年前北宋的时候，就在脚下十几米，当时那可是世界最繁华最富庶的地方，现在美国的华盛顿和纽约两个城市加起来都不足以和当时北宋的汴梁相比。这也是从秦汉一直到清朝，中国在世界上一个大致稳定的位置。
但是，在近代，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型，却很不成功。这一次转型的物质基础是大工业体系的出现和传播，也就是英国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在这次转型过程中，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落花流水，以至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明出现了崩溃式的局面。这样，就引出了一个中国近代史的母题，就是富国强兵，几代中国人都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一直没有成功。从这个母体派生出了一系列的子题，比如现代化问题，比如革命问题，比如改革问题，等等，都是从富国强兵这个母题当中派生出来的子课题。而毛泽东呢，正是在解决这个近代史母题的过程中，面对这个母题，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人物。
中国的近代史很有意思，大概只有在中国才有一个“近代”与“现代”的区分。你看英文就只有一个“modern”，它在中国有时候译成“现代”，有时候译成“近代”，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中国呢，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点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人说从辛亥革命开始，又说从1949年开始，但总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是区分开的。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这个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区分?按我的理解，中国从1840年到今天走了两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这条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则是“现代”。不管是从辛亥、从五四还是从1949年开始算起，都是这样一个区别，下降的过程与上升的过程,一个是“亚洲之中国”崩溃的过程，一个是“世界之中国”建立的过程。而毛泽东，正是站在这个“近代”与“现代”转折点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从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我认为毛泽东有三个历史贡献：第一个是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在毛泽东以前,中国已经被列强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过去的藩国和领土一块块丢失，比如过去的琉球、朝鲜、越南、缅甸。领土比如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亚和台湾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丧失掉了。以至于在1898年戊戌维新之前，当时的谭嗣同已经在“筹办亡后之事”，就是认真考虑和筹划中国被灭亡之后的事情，包括在中国被瓜分之后，他所在的湖南省应该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在当时的精英看来，亡国已经是非常急迫、非常现实的一件事了。
那么，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真正实现了独立，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尊王攘夷”，或者近代所讲的“驱逐鞑虏”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严格说还不是1949年，应该说是1953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的解决。因为只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通过和列强即“联合国军”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风，才让列强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中国。
在朝鲜战争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鲜，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淮军与新建不久的日本陆军相遇，淮军从朝鲜的牙山溃退到平壤，再从平壤溃退到鸭绿江，一溃千里。而过了50多年之后，还是一样的中国农家子弟，经过毛泽东思想的训练和武装，就把当时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中国的国力同“联合国军”中为首的美国相比非常悬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国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在19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8分之一，美国是2800亿美元，中国是100亿美元。在当时最能反映工业水平的钢产量方面，双方悬殊更大，美国是8780万吨，中国是60万吨。
所以，当时身经百战的领袖群体在讨论是否要出征朝鲜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这样一个军事天才，都是不主张出兵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考虑了3天时间，不管有多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出兵。他的战争意志和战略判断被后来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当时的苏联比中国要强大得多，苏联已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现代化的海陆空军，而且已经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刚开始斯大林答应苏联只出空军，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斯大林怕出空军也会和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怕美国进攻苏联，所以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决定。他和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讲，让他转告毛泽东苏联不出兵了，并且说，让金日成同志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吧。但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坚持出兵。回忆录讲，当时斯大林感动得流泪了，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所以说，在真正的历史关头，在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意志、胆略和智慧就被比较出来了。斯大林也是个钢铁般的巨人，“斯大林”这个词在俄文里就是“钢”的意思。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上仍然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朝鲜战争这3年，中国打得非常艰苦，牺牲了10多万人，而美国的战争意志始终没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军队的战争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经常出现整师整军被围歼，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这就表明战争意志被打垮了。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里，他讲了中美两军武器装备的对比。他说，美国一个军3个师，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数量是1500门。而中国一个军也是3个师，火炮数量只有36门，也就是说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不足。在朝鲜战场上经常是美国的一个团被包围，但是最后还是突围出去了，而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最多全歼的美国军队就是一个营，因为美国火力太强了。由于志愿军与美军装备的悬殊，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但1953年还是取得了胜利。所以从1953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真正入侵中国。这是因为朝鲜战争树立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所谓“打得一拳开，百拳不再来”，如果第一次挑战你不敢勇敢面对的话，就会像1840年以后那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不断会有人来打到中国头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生存之战，说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把朝鲜战争的功绩考虑进去。
从朝鲜战争又引出了毛泽东的第二大贡献，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朝鲜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现代工业。所以当初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理由就是中国没有空军，没有现代工业。他说如果中国参战的话，特别是如果前进到平壤一带的话，那么中国军队将面临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1952年，中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摸工业建设。
从历史上看，中国至少有三个千年工程，第一个是秦始皇修筑长城，它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北方边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的一个分界线，因为秦始皇的长城在北方的线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叠。再往北方，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建立农耕文明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千年工程，后来历朝历代又不断翻修，这个工程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
第二个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沟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后中国经济的繁荣，影响也超过了一千年时间。我们看《水浒》或者《金瓶梅》里面描写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华，都是沿运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运开始盛行以后，运河及其沿岸才开始衰落。
还有一个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中国现代工业体系。这也将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它奠定了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这个工程在1952年启动以后，扭曲了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是从轻工业而是从重工业开始，因为重工业是装备其他工业包括国防工业部门的。当时中国建立工业体系的第一目标是建设现代国防，也就是为了避免中国自1840年以来面对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知道，常规的工业化过程，比如英国，是从纺织业这种轻工业开始，最后才发展到机器制造业这样的重工业。而中国刚好颠倒过来，所以当时出现了国富民穷的问题。当国家的工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还很艰苦。这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拿去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国实现了用导弹发射原子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4月中国卫星上天。也就是说，以“两弹一星”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当时世界的尖端技术成果，“两弹一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间技术的话，我们中国今天的命运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规模甚至还不如比利时。比利时我们知道面积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台湾省还小，人口只有几百万，还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泽东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世界工业六大强国的行列。1952年，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工业只占30%，农业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前，这个比例颠倒了过来，工业占72%，农业只占28%。当时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毛泽东在历史上的第二大贡献。
毛泽东还有一大贡献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要说社会主义首先要讲一下资本主义的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以“经济人”为基础，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形成恶性竞争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不但导致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并且在个人心理上形成了极度的焦虑、压力和紧张。
建国初，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选择恶性竞争，那么它造成的惨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么有限的资源会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的一个状况。1949年之前，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启动，迟迟不能启动，或者启动了多次都进展及其缓慢，并且不得不中途停下来?除了战争的干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财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费阶层占有并无谓地消耗掉，有限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工业建设中;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就是消灭了这个高消费阶层，把他们原来占有的这点资源拿过来，投资中国的新工业建设，奠定了中国新工业建设的基础。今天我们中国又有了一个高消费阶层的，如果这个高消费阶层提前50年出现，中国是不可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之所以今天能够容纳这个高消费阶层，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经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中国的财力和物力能够在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背负这样一个高消费阶层。
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上述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超越和克服。毛泽东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尝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造，也就是说对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进行改造，这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尝试。这些尝试都是下放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试图超越当时以计划经济和官僚体制为标志的苏联模式。但是这个尝试我们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在谈论毛泽东的时候肯定回避不了文革。当然文革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不是对文革全盘肯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也的确试图解决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呢?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的“主义”是连接在“社会”后面的。也就是说，是由全民占有生产资料，由全民来享有生产成果。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这样，国家社会主义是由一个官僚集团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由官僚集团掌握国家权力，来实现生产成果的支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要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全民社会主义，变成人民社会主义，这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说仅仅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当时一个民主人士叫黄炎培随团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作了交流。他问毛泽东，说他也是几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团上升然后衰落和覆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刚开始大家聚精会神，众志成城，以后便惰性发作，无法扭转。他说这是一个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怎样避免这样一个循环?毛泽东当时很有信心地回答黄炎培说，我们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想法，他在建国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实施这个想法，把群众号召起来监督和批判这个国家的执政集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和党内的几个秀才一起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了很多批注和谈话。教科书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还发表了一段谈话，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一个“红色”的官僚集团会渐渐褪色，会变成“白”，渐渐还可能变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决“改变颜色”的问题。旧中国的劳动者曾经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解放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是当时文革的一个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了市场对人的支配之后，要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解决国家和政府对人的支配问题。要实现最彻底的解放。
当时文化大革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对发达国家，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对西欧。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电影叫《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那里面有一个细节，从侧面反映了文革的影响。罗马的公安局长每天收到报告说，今天在大街上毛泽东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林彪的语录贴了多少多少条。这是当时罗马的情况。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当时中国对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识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头脑能思考的人当中。你们现在在网上搜索，可以看到这样的照片：当时日本大学生YX，高举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牌。文革以后，很多人从个人崇拜，从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这放在世界范围内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美日欧国家，是完全不存在这样洗脑的条件的。如果说有洗脑的话，那么恰好是反向的洗脑。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泽东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在世界历史上也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另一方面，反过来讲，文革也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困境，在当时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的第一大不足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体现在概念的混乱上。比如说“走资派”这个概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全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说，邓力群前几年讲过——他是一位很重要的党内理论工作的组织者和理论家，80年代初做过中宣部部长，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主编。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走资派，现在遍地都是走资派。他说的前一半我赞同。在60年代的中国，的确没有字面意义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党内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官僚主义问题、修正主义问题。所谓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在工作上是命令主义，在生活上是搞特权。修正主义，也就是修改共产党为之奋斗的初衷，修改中国共产党一些基本原则，这也是存在的。可以说，如果沿着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划一条延长线的话，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后必然会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至于出现资本对人的支配和压迫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1966年，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的确没有出现。
所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或挫折的一个理论上的原因。因为概念的抽象而导致打击面过大，导致文革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策把握得非常不严谨。另外，解决资本和市场对人的支配是第一次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话，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是怎么样让权力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的问题，使人们在这个权力体系中更平等，它要解决的不是资本的问题。所以“走资派”这个概念混淆了二次革命和一次革命的界限。当时毛泽东有一个提法叫做“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提法出现的频率不高，但的确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概念是比较准确的，它直接针对的是国家，是权力。但是这个概念又完全和地富反坏这个第一次革命的对象所混淆，所以造成了打击面过宽。
这都是文革受挫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准备严重不足，整体力量非常弱小，尽管人很多，但组织能力和思想能力非常差。在和官僚集团进行博弈的时候远远不是对手，所以很快就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个混乱局面一出现，文革就被认为是搞错了，所以就匆匆收场。实际上文革很快就收场了，在1967年收了一次，在1968年收了一次，在1969年又收了一次，最后一次收场是在1976年。
所以，人民要克服资本的问题，要克服权力的问题，真正需要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否则的话，再发动任何形式的革命，失败还是不可避免的。
二、现实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毛泽东，或者说，失去毛泽东后我们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讲一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基础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首先就是刚才说的现代工业体系。经过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几十万个国有企业，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没有对象的。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国际环境。中国把国门打开，前提是外面没有强盗，或者说是外面的列强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存在，这就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们知道，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秘密访华了。在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和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胜利。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交手，而且美国都失败了。尤其是第二个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失败得更惨。美国当时急于从越南抽身。他承认了中国的胜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国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和毛泽东会谈。当时美国媒体评论说，尼克松是举着白旗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比如假设越南战争中国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会收得更紧，中国就根本没有改革开放的机会，因为在门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环伺，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正面评价改革开放的话，也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
在1971年的中国，国际环境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国内政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9月13号林彪出逃，即林彪事件。我们都知道，林彪在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他的这个地位甚至被写进了1969年中共九大重新修订的党章里面，这个党章写道：“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种写法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1971年林彪叛逃。这样一个对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出现了这样一个逆转，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打击非常大。文革理想在这个事件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动摇。革命的理念，在民间特别是民间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民间社会成长。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传来，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有影响的，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思潮退出了知识界，取而代之的是马列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思潮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和潜伏，70年代初在知识界，包括知识青年当中开始恢复和成长。在当时的城市和农村，有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知识分子传阅书籍，交流思想，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和政治书籍，大多是所谓“灰皮书”和“黄皮书”，因为是内部出版物，政治类书籍的封面为灰色，文艺类书籍的封面为黄色。在1972年到74年，北京的家庭文艺沙龙进入黄金季节。当时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比如说有人在探讨存在主义，这是很前卫的，因为存在主义在知识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有人在做“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有人在写《历史哲学》，还有人在做“中国社会调查”。实际上，这些都反映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重新反思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文革本来揭示了中国新的未来，但是因为林彪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理想失落了。所以，当时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中国新的道路。而90年代在主流知识界被追捧的一个思想人物叫顾准，他也是在70年代初开始他的独立写作的。《顾准文集》当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于1972年到74年，也说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也反映在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当中。1975年1月中国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根据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卷里面的记载，邓小平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坚持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就是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是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已经提出的，在第四届人大重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跨过了文革这9年，意味着文革的革命理念被“四个现代化”的理念置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四个现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这个目标。从此，中国的革命话语开始转换成了现代化话语，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套话语。
在1975年以后，现代化的理想又不断被转换。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四个现代化”被转换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经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指标，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这个理想置换成了“小康”理想。“小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标准，钞票的标准。这个小康标准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里被表述为，到2000年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也就是说是一个平均数。因为我们知道有广大的贫困阶层远远在平均数以下，所以说是“基本”，打了一个折扣。从这些标准的变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变迁。
我们所面对的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所谓“当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当时所说的“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时期;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是文革结束以来的时期。这个当代直接承续的是文革的失败，文革失败直接导致了“革命”概念在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比如“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也是因为文革失败，文革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它透支了革命的理念，用过于高亢的声音宣讲革命，结果失败的时候就欠下了一笔债务，这个债务我们到今天都没有偿还掉。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
对革命的妖魔化还没有结束，200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那里面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后，对革命妖魔化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教科书，我们知道前一段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对革命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到90年代末以来，就渗透到了主流媒体，渗透到了电视和教科书，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第一大特点就是革命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再一个特点就是启蒙价值的破产。
启蒙价值和刚才说的7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启蒙主义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一种是启蒙的理想。刚才说了革命理想已经解体了，启蒙理想不久也破产了。启蒙理想的破产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启蒙主义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八九事件和小平南巡对启蒙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人文理想的失落问题，就是启蒙理想的失落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所以《上海文学》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
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我们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以王朔为代表的一种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包括最近葛优给神州行作的那个广告，都是这样。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
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实际上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滋生了。70年代前期，当时已经感受到了文革理想的破灭，对文革对革命对领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所以当时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会了调侃、嘲讽、混世的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我当时正上小学，不少同学当时就是这样的，而这之前是绝对没有的。在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这种理想，甚至小学生的日记都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具有这样一种未来的视野。但在70年代前期，林彪事件之后，那样一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就出现了，而王朔、冯小刚、葛优这些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正好遭遇到文革失败，遭遇了文革理想动摇，所以对他们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当他们在90年代以来成为文化主角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态度和风格登上了舞台。从小说到贺岁片，到小剧场话剧，到网络论坛，一直到手机短信，这种态度和风格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精神的现实。
同时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也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顺便来谈一下，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和我刚才说的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刚才说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的失败，人民群众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但在90年代，国家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我们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我们的支配，对我们的压迫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9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
所以，新一届的党中央提出了非常切合中国当前问题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非常切合中国现实。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理想破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了，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我们知道“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我们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另外，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30年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70年代后期，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
三、未来
现在谈一下未来，从未来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影响力，对未来做一个畅想。
刚才说了，中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毛泽东是第三个中国，也就是“世界之中国”这个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年轻时有一本课堂笔记叫《讲堂录》，他在里面写道：有办事者，有传教者。就是说有思想家有实践家，他的理想是“办事者兼传教者”，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他后来实际上既是领袖又是导师，不仅有伟大的事功，还有深邃博大的思想和精神。那么“世界之中国”要继续发展下去，毛泽东这个缔造者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人的认同的旗帜和标志。我们围绕毛泽东才凝聚起来，否则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
经过这30年的历史实践，我们能够观察到，如果反毛，就会反共，进一步往往就会反华，连同整个中国文化一起反。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毛泽东、共产党、中国，这三个概念之间是有逻辑关联的。刚才讲了毛泽东对中国有三大贡献，就是近代以来的民族独立，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任务，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事业，同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血肉相连的。所以，如果中国未来要继续发展，我们就要坚守中国的立场，就要坚持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必须树立和维护毛泽东这个旗帜和象征。这是毛泽东同未来的一个连接点。
刚才讲了文革的债务，但同时，毛泽东还通过文革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的“走资派”概念，还有“资本主义复辟”、“中央出修正主义”等等经典命题，通过文化大革命，对广大群众进行了非常普及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家心中都被播下了这样的种子。当发生类似现象的时候，就会出现抵制的行为。所以，当出现私有化的时候，中国就发生了越来越自觉的、大规模的抵制，以至于像前苏联、东欧那样的剧变——那样彻底的私有化以及共产党的领导被彻底推翻的现象，没能发生，或者说，一再被延迟。这些都得益于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遗产。这个遗产还将继续发生作用。这是毛泽东和未来的又一个连接点。
另外，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制度创新，比如《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提倡的一种管理方式。同时，还有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叫“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如果要重建一个和谐社会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要继承的，否则，就只能是一个上智下愚、尊卑贵贱的统治型社会。
同时，还有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当中。比如“抓主要矛盾”，“看力量对比”，“弱小战胜强大”，还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这种对我们思维和心理的塑造也是毛泽东与未来的一个结合点。
还有毛泽东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宗师。但实际上鲁迅的语言还不是完全的白话文，他还处在古典语言向现代语言转型的过程中，所以他的白话文还比较艰涩。真正对现代白话文起到典范作用的是毛泽东。他曾经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家喻户晓。毛泽东的白话文在当年就被胡适所推崇，他说共产党人里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国现代语言的影响非常大。近代以来，各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人物。比如确立英国现代语言的是乔叟，他有一本《坎特布雷故事集》;在意大利是但丁，他的《神曲》第一次摆脱了中世纪拉丁语，用意大利语写作;在德国是马丁·路德，他用德语翻译拉丁文的《圣经》;在法国是拉伯雷和蒙田。而在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他的语言影响了几代人，使汉语最终定型。这是一种平民化的语言，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性的语言。它区别于现在娱乐界那种港腔港调的语言，也区别于王朔那种没有思想的语言。我相信，这两种语言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建，都会被人们唾弃。毛泽东对中国语言的影响，同样是他通向未来的途径，是他和未来的一个结合点。
还有就是毛泽东的世界观，可以说毛泽东改造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推动历史的发展。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奴隶史观，是奴隶创造历史，这种历史观转换到现实政策当中就是群众路线，转换到政治实践当中就是人民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的群众路线也是对列宁主义的一个创新，我们都知道，列宁讲，要自上而下地灌输革命思想，由一小批意志坚定的布尔什维克领袖群体来领导革命，而毛泽东则强调走群众路线。这恐怕也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前景。随着知识、教育和传媒通讯的普及，几十亿甚至未来更多的民众的成长速度将越来越快，民众将摆脱中世纪式的蒙昧状态。所以最广大的民众的力量将越来越大，而这也是毛泽东所展望的一个未来的远景。
但是，毛泽东要真正恢复它世界性的影响力，还需要一个历史契机。如果目前这种状态延续的话，毛泽东还将处于主流媒体的边缘。而所谓历史的契机，就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动。我们都知道，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后，它的成长非常快，他对能源和原料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世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他将越来越不能被现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容纳。在未来不久，大概1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增长有可能突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那时可能出现一个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将使现有的压迫性的世界，国内秩序也好，国际秩序也好，都会发生一个剧变，会出现一个广大民众反抗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局面。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毛泽东对世界的影响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我对毛泽东对未来影响的一个设想。
今天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签名档：无功无德无名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