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伟人之伟大不是吹的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二
黎 阳
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才知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差点在“最后一分钟”被搞垮。
电视剧是如此描述的：
——1964年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美苏两国秘密接触的第二天，周恩来获悉了有关情况，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周恩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进行核试验，美国苏联有可能动手，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但不管他们怎么样来轰炸，我们还是要搞核试验。”“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间问题会议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今年就试，还有一种意见是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
——周恩来：“国际局势对我们压力很大。主张晚试的同志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等三线建设完成，我们有一定的战略保障。”
——毛泽东：“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这是毛泽东有关原子弹的又一句名言。他一语道破了原子弹的本质，也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由原子弹交织起来的国际关系的真相。
毛泽东一锤定音。一个月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眼光就是高人一筹——中国原子弹横空出世，美苏果然只能在一边干着急，眼睁睁看着中国一举闯进核俱乐部，导弹、氢弹、卫星接二连三一气呵成，核大国地位从此牢不可破，中国的和平大环境从此有了可靠的保障。
回顾历史可以明白，毛泽东当年为中国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千载良机。
1.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倒台的时候。1964年9月美国拉苏联一起采取行动对付中国核武器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摇摇欲坠内外交困的时候，那时的赫鲁晓夫已经焦头烂额，自身难保，甚至打算出卖东德换取西德的经济支持。如此困境，能有多大力量和兴趣与美国人携手对中国搞这么大的动作?毛泽东看得真准：“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 与赫鲁晓夫没成交，心虚的美国人只好袖手旁观。
2.赫鲁晓夫搞瞎指挥，把苏共分成“工业党”、“农业党”，把苏联经济搞得大乱。苏联1963年遇到严重的农业危机，不得不大卖黄金买美国粮食。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时候正是苏联经济困难、国内对赫鲁晓夫的怨声一浪高过一浪、政治经济危机蓄势待发的时候。在那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即使没下台也承受不起冒袭击中国核基地、与中国公开武装冲突的风险。
3.中苏国家关系大恶化虽然始于1960年，但苏联与美国公开联手对付中国则始于1963年与美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美苏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的合作大业才刚刚开张一年多，双方都是第一次、都不怎么摸底、都在互相试探、都怕上对方的当，都不敢贸然行事。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下手，必然要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武装冲突。美国对中国的抗美援朝记忆犹新，苏联也怕一旦陷入与中国长期武装冲突的泥潭，会被美国乘机抄后路，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土崩瓦解。由此可见1964年时美苏两国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的难度是最大的。单干心虚，联手不成，结果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谢去”。
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正赶上苏联政变。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无暇它顾，更顾不上与美国携手阻止中国进一步的核试验，这就让中国获得了完善实战用核武器所急需的时间。 如果中国当时没听毛泽东的，而是听了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的主张——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结果将会如何?
如果“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那至少得等五、六年。而1964年之后的“五、六年”实际情况是什么?
——1965年(不到一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据张爱萍之子回忆：“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1965年，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战火直逼中国边境。
——1967年，苏联出兵中东。
——1968年，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
——“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苏联反过来拉美国同意苏军轰炸中国核设施。
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当年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暂缓”之类主意全是臭棋、馊主意：等“战略保障”的结果就是越等“战略保障”战略越没保障——短短几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稳了脚跟稳定了内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对“美苏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权战略越来越娴熟，对外用兵越来越肆无忌惮。
1964年那样令人叫绝的历史良机再也不会有了。中国如果错过1964年的绝佳时机，搞核试验受到外来袭击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周总理指出的：“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你能爆炸原子弹而不爆，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虚了，害怕了，公开服软认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们的联手打击，所以缩回去不试了。这等于向人家通风报信：我就吃你们这一套，今后你们如果联手对付我，我还会怕，还会退缩——人家一旦摸到了这个底，本来不敢动手的也敢了，从此中国还搞得成核武器吗?
由此可见，当年所谓“暂缓核试验”的实际意义和真正效果等效于“放弃核试验”，只不过换了种好听一点的说法而已。
搞过商业销售的人都知道，只要客户不立马成交而说“回头再说”，这笔交易十之八九要吹。天下许多事往往只要不马上干，拖一拖就不了了之。“拖”、“等”、“暂缓”实际就是“反对”的代名词，当不能直截了当说“不”时最有效的反对办法就是“暂缓”。难怪有人说：“暂时”就是比“永久”少一天，也难怪毛泽东主张“只争朝夕”—— 对中国的原子弹来说尤其如此。
在这里，你不能不佩服某些人的文字技巧——不说“反对核试验”，只说“暂缓核试验”，谈不上“反对中国核试验”吧?而实际效果呢?却没什么两样。在周恩来总理非常明确地指出：“不管他们怎么样来轰炸，我们还是要搞核试验”、“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的情况下还鼓吹“暂缓核试验”，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疑。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同样身处高位(有权参与决策原子弹爆炸);面对同样的情报(“美苏两国秘密接触”);面临同样的压力(美苏可能联手对付中国);有人看到的是对方强大、可怕(“美国苏联有可能动手”“国际局势对我们压力很大”)，结论：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而毛泽东一眼就看透了实质(“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结论：“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同一件事，懦夫只看到“对方势大”，毛泽东却能看到“对方心虚”，丝毫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毫不犹豫为中国一举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这不过是毛泽东无数精彩准确判断之一。伟人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决不为对方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双石的《开国第一战》里描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事例：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杜鲁门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这些汇集来的情报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他心里也在打鼓，心说主席总理他们这回可能又要几天几夜睡不成觉了。
——没想到毛泽东一看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我们这些对手太不高明，又来玩这一套老把戏。这个靠世界大战捡洋捞儿起家的暴发户，他们的头头脑脑全是些一触即逃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核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把那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象扔一块破抹布。
——“杜鲁门真要打核战争?我看跟他一起凑热闹的小伙伴们先要被吓住了哟!‘联合国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周恩来也没把这当回事。
——看着神情略显紧张的雷英夫，毛泽东一挥手;“雷娃子，莫怕，你想想，他杜鲁门真要打原子弹，有义务先给咱们发这个通知吗?” 结果呢?
——30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杜鲁门的原子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说，哈里·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谈“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
——神矣伟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关于中国1969年国庆节的那一段描述也很精彩： 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周恩来：很有可能他们要和美国人联手对付我们。
——毛泽东：我看美国人还不至于那么傻吧?他会上勃列日涅夫的当?当然了，也要做好两头应付的准备。
——毛泽东：国庆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啊?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界，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实在不放心，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啊?他们想让我们紧张，我们也让他们紧张几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这就叫兵不厌诈啊!不要早，也不要晚，国庆节前几天我看挺合适。
果不其然，196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的两次核爆炸炸得国外一片茫然，摸不着头脑，中国安然无恙。毛泽东的坦然自若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会对苏联屈服，这才敢下决心联华制苏，才有了后来的乒乓外交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才有了中国战略环境的大改善。
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都告诉人们：毛泽东的眼光确实高人一筹。伟人之伟大确实不是吹的。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观后感之二
黎 阳
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才知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差点在“最后一分钟”被搞垮。
电视剧是如此描述的：
——1964年9月1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美苏两国秘密接触的第二天，周恩来获悉了有关情况，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商讨应对措施。
——周恩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进行核试验，美国苏联有可能动手，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但不管他们怎么样来轰炸，我们还是要搞核试验。”“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间问题会议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今年就试，还有一种意见是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
——周恩来：“国际局势对我们压力很大。主张晚试的同志主要是从这方面考虑，等三线建设完成，我们有一定的战略保障。”
——毛泽东：“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这是毛泽东有关原子弹的又一句名言。他一语道破了原子弹的本质，也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由原子弹交织起来的国际关系的真相。
毛泽东一锤定音。一个月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眼光就是高人一筹——中国原子弹横空出世，美苏果然只能在一边干着急，眼睁睁看着中国一举闯进核俱乐部，导弹、氢弹、卫星接二连三一气呵成，核大国地位从此牢不可破，中国的和平大环境从此有了可靠的保障。
回顾历史可以明白，毛泽东当年为中国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千载良机。
1.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倒台的时候。1964年9月美国拉苏联一起采取行动对付中国核武器的时候，正是赫鲁晓夫摇摇欲坠内外交困的时候，那时的赫鲁晓夫已经焦头烂额，自身难保，甚至打算出卖东德换取西德的经济支持。如此困境，能有多大力量和兴趣与美国人携手对中国搞这么大的动作?毛泽东看得真准：“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 与赫鲁晓夫没成交，心虚的美国人只好袖手旁观。
2.赫鲁晓夫搞瞎指挥，把苏共分成“工业党”、“农业党”，把苏联经济搞得大乱。苏联1963年遇到严重的农业危机，不得不大卖黄金买美国粮食。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时候正是苏联经济困难、国内对赫鲁晓夫的怨声一浪高过一浪、政治经济危机蓄势待发的时候。在那样的形势下，赫鲁晓夫即使没下台也承受不起冒袭击中国核基地、与中国公开武装冲突的风险。
3.中苏国家关系大恶化虽然始于1960年，但苏联与美国公开联手对付中国则始于1963年与美国签定《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美苏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的合作大业才刚刚开张一年多，双方都是第一次、都不怎么摸底、都在互相试探、都怕上对方的当，都不敢贸然行事。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下手，必然要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武装冲突。美国对中国的抗美援朝记忆犹新，苏联也怕一旦陷入与中国长期武装冲突的泥潭，会被美国乘机抄后路，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土崩瓦解。由此可见1964年时美苏两国联手对付中国核试验的难度是最大的。单干心虚，联手不成，结果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谢去”。
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正赶上苏联政变。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无暇它顾，更顾不上与美国携手阻止中国进一步的核试验，这就让中国获得了完善实战用核武器所急需的时间。 如果中国当时没听毛泽东的，而是听了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的主张——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结果将会如何?
如果“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那至少得等五、六年。而1964年之后的“五、六年”实际情况是什么?
——1965年(不到一年)，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据张爱萍之子回忆：“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1965年，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战火直逼中国边境。
——1967年，苏联出兵中东。
——1968年，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
——“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苏联反过来拉美国同意苏军轰炸中国核设施。
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当年那些“小心谨慎”、“稳妥保险”、“暂缓”之类主意全是臭棋、馊主意：等“战略保障”的结果就是越等“战略保障”战略越没保障——短短几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稳了脚跟稳定了内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对“美苏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权战略越来越娴熟，对外用兵越来越肆无忌惮。
1964年那样令人叫绝的历史良机再也不会有了。中国如果错过1964年的绝佳时机，搞核试验受到外来袭击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周总理指出的：“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你能爆炸原子弹而不爆，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虚了，害怕了，公开服软认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们的联手打击，所以缩回去不试了。这等于向人家通风报信：我就吃你们这一套，今后你们如果联手对付我，我还会怕，还会退缩——人家一旦摸到了这个底，本来不敢动手的也敢了，从此中国还搞得成核武器吗?
由此可见，当年所谓“暂缓核试验”的实际意义和真正效果等效于“放弃核试验”，只不过换了种好听一点的说法而已。
搞过商业销售的人都知道，只要客户不立马成交而说“回头再说”，这笔交易十之八九要吹。天下许多事往往只要不马上干，拖一拖就不了了之。“拖”、“等”、“暂缓”实际就是“反对”的代名词，当不能直截了当说“不”时最有效的反对办法就是“暂缓”。难怪有人说：“暂时”就是比“永久”少一天，也难怪毛泽东主张“只争朝夕”—— 对中国的原子弹来说尤其如此。
在这里，你不能不佩服某些人的文字技巧——不说“反对核试验”，只说“暂缓核试验”，谈不上“反对中国核试验”吧?而实际效果呢?却没什么两样。在周恩来总理非常明确地指出：“不管他们怎么样来轰炸，我们还是要搞核试验”、“假如我们不搞试验，那么他们可以讲你们不行，你们怕。所以我们必须搞试验”的情况下还鼓吹“暂缓核试验”，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可疑。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同样身处高位(有权参与决策原子弹爆炸);面对同样的情报(“美苏两国秘密接触”);面临同样的压力(美苏可能联手对付中国);有人看到的是对方强大、可怕(“美国苏联有可能动手”“国际局势对我们压力很大”)，结论：退缩，“暂缓”，等待“战略保障”。而毛泽东一眼就看透了实质(“美国人不想单独干，要拉上苏联，这说明他们还是心虚嘛”)，结论：“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同一件事，懦夫只看到“对方势大”，毛泽东却能看到“对方心虚”，丝毫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毫不犹豫为中国一举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这不过是毛泽东无数精彩准确判断之一。伟人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决不为对方表面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双石的《开国第一战》里描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事例：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杜鲁门扬言要使用原子弹——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带着这些汇集来的情报去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一路上他心里也在打鼓，心说主席总理他们这回可能又要几天几夜睡不成觉了。
——没想到毛泽东一看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我们这些对手太不高明，又来玩这一套老把戏。这个靠世界大战捡洋捞儿起家的暴发户，他们的头头脑脑全是些一触即逃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核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把那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象扔一块破抹布。
——“杜鲁门真要打核战争?我看跟他一起凑热闹的小伙伴们先要被吓住了哟!‘联合国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周恩来也没把这当回事。
——看着神情略显紧张的雷英夫，毛泽东一挥手;“雷娃子，莫怕，你想想，他杜鲁门真要打原子弹，有义务先给咱们发这个通知吗?” 结果呢?
——30多年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杜鲁门的原子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说，哈里·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言谈“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
——神矣伟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关于中国1969年国庆节的那一段描述也很精彩： 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发动核突袭——
——周恩来：很有可能他们要和美国人联手对付我们。
——毛泽东：我看美国人还不至于那么傻吧?他会上勃列日涅夫的当?当然了，也要做好两头应付的准备。
——毛泽东：国庆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啊?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界，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实在不放心，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啊?他们想让我们紧张，我们也让他们紧张几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这就叫兵不厌诈啊!不要早，也不要晚，国庆节前几天我看挺合适。
果不其然，1969年中国国庆节前夕的两次核爆炸炸得国外一片茫然，摸不着头脑，中国安然无恙。毛泽东的坦然自若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会对苏联屈服，这才敢下决心联华制苏，才有了后来的乒乓外交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才有了中国战略环境的大改善。
所有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都告诉人们：毛泽东的眼光确实高人一筹。伟人之伟大确实不是吹的。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