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
张宏良
（注：本文是应邀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撰写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专稿，特此说明。）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沧海桑田巨变的九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辉煌九十年，是中华民族进入崛起轨道的九十年，也是中华民族走到历史十字路口尽头的九十年。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诞生和执政的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二十年之后，在中东北非那些社会主义执政党今年也纷纷被颠覆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如何，便自然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这就是目前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世界舆论，如此异乎寻常地关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根本原因，他们想要探求的基本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末“倒共大潮”的不死鸟，这只不死鸟在21世纪里还能够再飞多久再飞多高？是否会如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所言那样，中国共产党想要逃过中东北非那样的历史劫难，完全说是“白日做梦”？
显然，要客观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以及历史贡献说起。判断一个执政党的历史生命力，与判断一个阶级和一种制度的历史生命力完全不同：一个阶级和一种制度的历史生命力，往往取决于这个阶级和这种制度自身的历史进步性质，取决于能否在现有物质基础上把人类社会推入一个更高的文明发展阶段；而一个执政党的历史生命力，则往往不是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历史进步性质，不是取决于她能否把人类社会推入一个更高发展阶段，而是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还代表现有社会制度的进步因素，是否还有能力让绝大多数老百姓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从最初推翻秦王朝统治的陈胜吴广起义，到后来“反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期间无处次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并非是因为被推翻的统治集团改变了原有性质，由进步集团变成了反动集团，而是因为他们逐步丧失了封建制度的进步因素，没有能力让人民大众安安稳稳地活下去，所以人民大众才起来造反革命，造反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封建制度，而是为了选择一个能够更加完善和代表封建制度进步因素的统治集团，选择一个能够让老百姓安安稳稳活下去的统治集团。纵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只要一个统治集团能够代表现有社会制度的因素，只要能够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就能够一统天下数百年，相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会如同最初的秦王朝和后来的蒋家王朝一样，十几年二十几年就会完蛋。
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衡量，我们说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不会垮台，不会重复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悲剧命运，中国也不会重复眼下中东北非的悲剧命运。
第一，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已经与中华民族的进步因素不可分割地融入在了一起。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恰好可以十分均匀地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分析这三个阶段就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进步因素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先看第一个三十年——1921到1951年，这是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三十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挨打被杀、割地赔款的屈辱史，就是一部中国底层民众为民族大义自我牺牲的悲壮史。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侵略宰割，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先是有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为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大义，不惜自我牺牲而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当清王朝公开接受帝国主义统治后，中国人民又转而支持国民党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统一，宁可接受“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一个假共和”的历史骗局，也要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地支持国民党北伐，要在国民党带领下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可是，国民党仍然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继清王朝之后再次投靠了西方帝国主义，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只能把最后的希望投向了当时力量极其微弱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华民族的希望，在30万红军被国民党杀得只剩下2万时，仍然拼尽最后一口气坚持北上抗日，坚持拯救中华民族，从而感动了亿万万中国人民，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特别是1950年抗美援朝一战，在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完全凭借着一股“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主义精神，彻底打败了包括当初八国联军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一雪被动挨打、割地赔款的百年耻辱。那一刻，不仅全世界的华人第一次拥有了做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此前只有西方白种人才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甚至连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都第一次开始对中国人肃然起敬，因为中国人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当初日本人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国军队。
再看第二个三十年——1951到1981年，这是中华民族白手起家、由贫弱走向富强、彻底改变中国人民命运和世界历史格局、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30年。如果说第一个三十年主要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那么这第二个三十年，则主要是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主义精神，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唤醒了中国人民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自觉意识，后者使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光耀千古的伟大历史贡献。1951年，三件大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朝鲜战场上美国接受停战谈判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中国大陆全境实现了祖国统一和人民解放；《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以及全国40%以上的农户已经组织起来，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从这时起，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之间才不再是被宰羔羊与主宰者之间，被侵略者与侵略者之间，劣等民族与优等民族之间的关系，而是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与西方国家之间开始了两种制度、两种文化和两种文明谁战胜谁的历史较量。
回顾这段历史，中国人民最常津津乐道的，就是中国人民如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火柴水泥都称为洋火洋灰的基础上，仅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拥有了“两弹一星”，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生命，就为解决世界性饥饿问题提供了杂交水稻等等。虽然闪耀着中华民族卓越智慧和艰苦奋斗精神的这些辉煌成就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中国人民获得的最伟大或者说是真正伟大的历史成就，却并非仅仅是这些改变中华民族自身命运的经济建设成就，而是改变人类根本命运的伟大政治探索和文化革命，这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过的伟大政治探索——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变成了不同精英集团之间改朝换代的历史工具——这也是后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的根本原因。在当时条件下，这场伟大政治探索和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就其国际关系而言，是要改变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殖民化规则，争取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地平等相处，变狼群世界为羊群世界；就其国内关系而言，是要用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取代极少数人统治的精英政治，用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规则取代你死我活的资本主义竞争规则，用理想主义的人性法则取代感官主义的兽性法则，用人人劳动的最平等关系取代人剥削人的最野蛮关系，变丛林社会为和谐社会，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人类应有状态。这种伟大的政治文明，才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创造性成果。
虽然在数千年剥削势力的巨大历史惯性冲击下，在周边国家汪洋大海般剥削社会的包围下，在内部官僚集团和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下，中国大地上闪耀着人类精神光辉、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充满生命崇高感、消除了弱肉强食兽性法则的真正属于人类的社会，只是如同电光石火般地存在了很短时间，但是，凡是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善良人们至今都不会忘记，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干净的社会，是充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社会，是包括底层劳动者都充满理想、激情和尊严的社会，是道德伦理最完善的社会，是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的社会。那个时代的中国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命运，甚至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所有历史学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却不容辩驳，这就是，今天西方国家引以自豪的民主生活，就是在中国伟大的政治探索时期开始形成的，而在此之前，美国政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是麦卡锡主义和三K党。所以，那个时期的中国人与今天垂头丧气的状况完全相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昂首挺胸、扬眉吐气。
最后，看一下第三个三十年，也就是1981年至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货币财富规模持续30年的惊人增长速度和比财富增长速度更加惊人的道德沦丧速度，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程度的道德沦丧，无一人不负心，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不用毒，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最典型概括。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国内极端右翼势力，从来都没有提出过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即便是专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只能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中国人身上”。而如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居然公开声称，中国想要避免中东北非的悲剧命运，完全是白日做梦。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这个阶段的是非对错，仅就这个阶段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来说，可以说是几乎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无论是肯定这个阶段的政治力量，还是否定这个阶段的政治力量，双方有一点完全相同，就是都认为这个阶段形成了对民族认同感的彻底否定，只是前者认为对民族认同感的否定是一件好事情，是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后者则认为对民族认同感的否定，是肢解乃至灭绝中华民族的战略阴谋。并且，越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就越是没有民族认同感的西化派，就必然是伴随着对民族认同感的否定，几乎连万分之一的例外都没有。
1981年，发生了几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标志着中国这艘大船开始摆脱原有发展航道，被纳入了西方领航的新的发展航道。一开始是全面否定毛时代，标志着中国正式告别革命、告别传统、告别历史，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过程，自我否定后的中国向何处去？全国都处于茫然之中。二是中国民航首航美国和和英国人为当时的领导人出了书，且书中带有象征性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是奔向美国，奔向西方，奔向上次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曾经失败的地方。30年后的今天才发现，与一个半世纪之前洋务运动差点儿造成亡国灭种的灾难一样，国家和民族再次走到了危险的灾难边缘，比上次八国联军更多的西方国家，现在联起手来再一次扑向中国，上次扑向中国的旗号是要求“门户开放”，这次扑向中国的旗号是要求“自由民主”，在面对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已经完全联合起来，甚至连数十年来一直摩擦不断的美欧贸易摩擦，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大家一起磨刀霍霍向牛羊，准备宰杀有史以来中国这头最大的肥羊。
一个民族无论选择什么道路，目的都是要发展这个民族，而不是要否定这个民族，如果所选道路最终是自我否定的一条死路，那么，无论这条道路上铺满多少鲜花，最终都会遭受到这个民族的彻底否绝。如同吃饭是为了好好活着，如果吃完就会死亡，哪怕是再诱人的食物人们也会坚决拒绝。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就遭遇到同样的问题，虽然改革开放的西化道路充满鲜花，但却是一条死路，是一条历史不归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被彻底否定的，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曾经连续几次差点儿亡国灭种，现在同样的命运有可能再次落到中华民族头上，只是这次有可能是率先落到中国共产党头上，这是目前体制内外毛派共产党人率先惊醒的主要原因。此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容忍对中华民族的否定，是因为对方是撇开中国共产党来否定中华民族，撇开中国共产党来否定毛泽东，当对中华民族的否定、对毛泽东的否定，已经达到足以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时，便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否定，起初还是小心翼翼地撇开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否定昨天的中国共产党，当对昨天中国共产党的否定打掉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时，自然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连锅端的彻底否定。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极端右翼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否定，恰恰是来自于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否定和背叛，所以，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向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回归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生。虽然在整体上中国共产党还没能完全看清楚这一点，但是，体制内外的毛派共产党人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人民大众更是看清楚了这一点，当今中国大江南北老百姓的唱红歌运动，就是人民大众在指引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生的正确道路。
西方国家和国内极端右翼势力总是用苏联东欧共产党的逻辑来判断推演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恰恰是他们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共产党之间不同的历史命运。与苏联东欧右翼势力相比，中国右翼势力的一个不同特点，就是中国右翼势力不是率先妖魔化中国共产党，而是率先妖魔化中华民族，在对中华民族的妖魔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之后，他们再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此时他们已经站在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不仅丧失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甚至还在客观上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重新捆绑在了一起，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连中国共产党自身都想象不到的巨大力量；如果中国右翼势力也像他们苏联东欧的同行一样，直接妖魔化共产党而不是妖魔化本民族，那么他们也一定会像苏联东欧同行那样获得成功。中国右翼势力之所以会饶这么一个大弯子，最终还把自己也饶了进去，说到底，是因为他们30年来始终没有跳出毛主席的手掌心，始终是在毛主席生前预设的大棋局中瞎折腾。毛主席生前发动各种政治运动，跨越共产党带领人民大众直接打击中国精英集团，使中国精英集团的阶级仇恨几乎全部集中了在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上，集中在了人民大众占主导地位的大众民主上，他们对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大众民主的疯狂控诉和全盘否定，在客观上把自己放在了与人民大众不共戴天的敌对立场上，他们对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大众民主否定得越彻底，与人民大众的敌对关系就越严重，在客观上把人民大众与共产党捆绑得就越结实，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做了孤家寡人又去勾结洋人，进一步又把自己变成了秦桧、吴三桂和汪精卫，最终成为绝大多数民众所不齿的汉奸力量。而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一旦戴上汉奸这顶黑色礼帽，那就彻底丧失了历史合法性，无论再怎么能忽悠，也绝不会被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这就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十分不幸的历史命运。
他们对毛时代政治运动的全盘否定 ，使他们又一次中了毛主席的“阳谋”，没有能够像他们苏联东欧的同行那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控诉共产党，而是相反，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控诉人民，正是他们持续30多年对人民的疯狂控诉和彻底否定，使所有反党力量百分之百地率先成为反人民的力量，从而在客观上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人民，挽救了中华民族。毛主席在逝世多年之后，又一次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比较一下当今中国人民与当初苏联东欧人民的不同历史态度，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拯救作用，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时，人民大众完全是一边倒，几乎没有任何人公开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抵制推翻共产党的右翼势力；可是当今中国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对试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极端右翼势力的愤恨，远远超过了对任何政治力量的愤恨程度，即便是那些对共产党持否定态度的人，否定理由之一，也恰恰是认为共产党不应该与这些极端右翼势力混在一起，所以对共产党的否定并不会转化为对极端右翼势力的肯定，如同人们潘金莲的否定不会转化为对王婆的肯定一样，这就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仍然稳如磐石的主要原因。苏联东欧没有发生过政治运动，精英集团没有控诉人民、仇恨人民、抢劫人民，所以没有遇到人民的抵制和反抗，轻而易举地便推翻了共产党，只是在推翻了共产党之后，才开始对人民大众进行大规模抢劫，这时人民大众已经没有了红色翻盘的希望。这既是苏联东欧精英集团获得成功的一个根本经验，也是中国精英集团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根本教训。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在控诉毛时代政治运动和大众民主的过程中，把中国人民得罪到了什么程度，看一下目前人民大众对茅于轼、辛子陵的公诉活动就能略见一斑，到目前为止，敢于公开站出来用真名实姓签名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民众，已经高达到5万多人，可是敢于公开站出来用真名实姓进行反击的人，甚至连20个都没有。什么叫民意？这就是民意！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极端右翼势力总是叫嚣什么选票决定论，现在网络就是最好的选票决定，如果连20个真名实姓的人都弄不出来，可见中国极端右翼势力的民主基础有多么可怜了。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与人民的极端对立，决定了他们永远只能搞那些见不得人的所谓无记名投票，为什么只能搞无记名投票？因为无记名投票花钱可以买到，想要多少就能够要多少，而一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玩真的，右派的民主就草鸡了。
此外，从中国老百姓全国自发地唱红歌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进步因素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老百姓唱红歌并非都是在表达对共产党的热爱，许多老百姓唱红歌，是因为这些歌曲已经和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蓬勃精神，已经和老百姓干净朴实的健康生活，已经和灵魂深处对真善美的激情渴望，已经和个人与祖国之间生命的内在统一，不可分割地完全融合在了一起，特别是通常只有英雄豪杰才有的那种生命神圣感和崇高感，在唱红歌时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得到，并且那种人类最应该具有的劳动自豪感，只有在唱红歌时才能够得到，这种劳动自豪感使每一个劳动者的生命都充满激情，使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这是他们在物欲泛滥时代抵御金钱大潮冲击的情感巢穴，是他们在权贵富豪、明星大腕等精英统治时代，还能够感受到自己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撑。就这一点而言，目前中国老百姓唱红歌，与其说是在肯定共产党，不如说是在肯定自己，在肯定自己的生命，肯定自己的奋斗，肯定自己的历史。但是，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只有在唱红歌中，才能找到劳动的自豪、找到青春的理想，找到生活的激情，找到生命的价值，找到祖国的归属，找到民族的认同，至少在客观上说明，中国共产党九十年跌宕辉煌的奋斗历史，已经和中华民族所有的进步因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华民族就会在精神上失去自我，甚至找不到一首能够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歌曲。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探索和人文主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崛起和世界历史转变的人文基础和根本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崛起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崛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追求和理想，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崛起需要有内在的统一力量，目前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统一和崛起的内在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华民族的进步因素结合在了一起，与中华民族的统一结合在了一起，与中华民族的未来结合在了一起，这三个结合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将成为21世纪的政治不死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领导力量。
其次，世界一体化规则的根本改变需要中国共产党。由世界经济一体化开始的世界全面一体化发展，是人类社会摆脱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而形成人类社会法则的必然途径，世界一体化的关键是规则的一体化，这个规则必须是能够让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能够共同发展的规则，而目前的世界一体化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用暴力强加给世界的殖民化规则，这个规则只能把世界变成越来越充满仇恨的狼羊世界，目前愈演愈烈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就是这种狼羊世界殖民化规则的产物。要改变狼羊世界的殖民化规则，就只能以中华民族和谐共生的文化取代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西方文化，而目前能够推动东西方文化转变的强大力量，就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毛派共产党，一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拥有东西方文化整合的理论，二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拥有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力量。
最后，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的转变，也需要中国共产党。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时期，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由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其中，由大众政治时代取代精英政治时代，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历史转变。在虚拟经济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由最初的政治精英统治，到后来的经济精英统治，再到目前的知识精英统治的精英政治时代，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必然要被大众政治时代所取代，目前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人民陪审团取代专业陪审团、惩罚性赔偿取代单一事故性赔偿等，就是大众政治的萌芽形式。只是这些从中国文革中吸收形成的大众政治萌芽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不可能发扬光大，不可能形成以人民为主体的大众政治制度，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大众政治时代与精英统治之间矛盾不可克服的反映，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虚拟经济基础上重建公有制经济和在网络基础上重建大众民主政治，显然，只有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过这一伟大探索，所以，也只有中国的毛派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世界完成这一伟大探索。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关键，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重归党群一体化。
前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和进步性，这些历史合法性和进步性，是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会躲过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命运，成为政治不死鸟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东欧共产党和中东北非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这些历史优点，并非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内在特点，而是毛泽东从外部注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毛时代政治运动，恐怕中国共产党早在苏联东欧的巨变时期就已经灰飞烟灭了，因为苏联东欧巨变的第一枪恰恰是中国打响的。后来，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苏联东欧巨变、中亚颜色革命、中东北非动荡等三波历史巨变的冲击，绝非是因为中国没有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同样的社会矛盾——相反，导致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发生巨变的所有矛盾，中国全都存在，并且比上述所有国家都更加严重——而是因为共产党的反对力量在控诉和清算毛时代政治运动中得罪了人民，使人民看到了这些反对派最坏，从而有了相应的洞察力和免疫力。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没有和反对派站在一起，不是因为老百姓认为中国共产党比苏联东欧共产党更好，而是因为老百姓看到反对共产党的那些极端右翼势力更坏。特别是那些极端右翼分子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凭借共产党的力量成为各界精英的，他们对共产党反对得越强烈，大家就越是感到共产党很冤，如同凭借皇帝作威作福又反过来反对皇帝的太监一样，他们对皇帝反对得越强烈，大家在道义上对他们就越反感，甚至会不由自主地站到皇帝一边。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极端右翼势力，在客观上反倒成为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支撑力量。相反相成的东方哲学，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生动体现。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在颠覆共产党的过程中，之所以会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反毛，疯狂地妖魔化毛泽东。本来，随着近些年中国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中国的颠覆势力应该愈来愈强大才对，可是实际上他们却是愈来愈孤立，甚至不得不向他们所要颠覆的共产党乞求保护，比如茅于轼等极端右翼分子如果不是依靠共产党的保护，恐怕早已成为了人民大众专政的对象，这是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国家所没有的现象。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之所以愈来愈走向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反毛。毛主席晚年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要革共产党内官僚集团和走资派的命，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讲的“党内走资派”与右翼势力讲的“党内权贵集团”，本来就是同一伙人，假如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沿着毛主席这个思路“修正”下去，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逃过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命运。可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却是既反毛又反共，并且是在反共之前先反毛，从而使中国老百姓看清了中国右翼势力要打倒共产党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权贵”，而是要消灭“共产”，这就把绝大多数老百姓逼到了右翼势力的对立面上。可以十分肯定地假设，如果中国极端右翼势力不反毛只反共，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先反共后反毛，他们肯定会比苏联东欧的右翼势力获得更大的成功。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幸运和成功完全来自于毛泽东，而不是来自于所谓经济发展的成就，如果说与当初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差的苏联东欧相比，容易造成这个谬误的话，那么，目前中东北非垮台的社会主义执政党，则都是经济发展相当成功的国家。况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现有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不是相反。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等人类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大革命，也都是在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爆发的。所以，把中国社会的稳定归结为是经济发展成就，没有任何说服力和历史根据。当今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完全是毛泽东从外部注入的，前面所谈到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全部来自于毛泽东，而绝不是来自于坚持现有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成就，苏联东欧共产党同样是坚持社会主义，中东北非那些巨变国家同样具有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这些因素并没有挽救他们的败亡。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苏联东欧共产党，中国不同于中东北非国家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毛泽东，此外再令人信服的任何其它区别。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假如有一天中国共产党彻底丢掉了毛泽东，一旦爆发苏联东欧和中东北非那样的巨变，可能甚至连几周都挺不过去。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是外部注入的，所以其存在的基础相当脆弱，这就是目前网络上一个帖子就能够造成整个社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走到了历史十字路口尽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毛泽东注入的历史合法性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世纪性崛起的辉煌前程；另一方面，外部注入的历史合法性又会随时丢掉，一旦丢掉这种历史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垮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家解体，将会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深渊。当初苏联东欧共产党没有这种十字路口的选择，中东北非国家也没有这种十字路口的选择，他们的国家乱了也就乱了，历史仍然沿着原有轨道发展，只是驾车人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处在崛起和毁灭的十字路口，要么是大汉王朝式的民族崛起，要么是印第安人式的种族灭绝，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目前，这种危险选择越来越迫近中国，并且中国正在滑向历史灾难的边缘，把中国推向灾难边缘的最可怕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一个要打倒共产党的政治集团。虽然目前中国面临着民生问题、民权问题、民主问题、民族问题等诸多方面的严重挑战，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矛盾的爆炸，但是超过所有这些问题总和的最大问题，就是共产党内部出现的这个政治集团，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致命威胁。
目前这个政治集团最让人恐怖的地方，就是利用其所控制的行政和组织资源，对捍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爱国人士进行残酷迫害打击。可以说，党内这个由买办汉奸组成的叛逆集团对左翼爱国人士的迫害打击程度，甚至超过了南宋以来中国任何一个时期，南宋秦桧等汉奸势力对爱国人士的打击，仅仅是针对岳飞等主要抗战将领，并不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迫害和打击朝野内外的各界人士，而今天党内右翼集团则是利用现有国家的行政系统，对于公开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极端右翼势力的所有左翼爱国人士特别是毛派共产党人，都在进行残酷迫害打击。目前打击迫害的主要手段，已经由公安司法、思想文化、媒体舆论等外部领域的围剿，发展到操纵各个单位对公开反对极端右翼势力的左翼爱国人士施加各种压力，越来越多的左翼爱国人士或者已经被单位解聘，或者已经接到限期调离的通知，或者工作和生活受到各种干预。最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打击迫害根本不知道来自于何处，既没有明确命令又具有明确压力，既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打击迫害又知道必须要进行打击迫害。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一种恐怖现象，进行打击迫害的和遭受打击迫害的都说不出具体理由，但是打击迫害的事实却十分具体，属于一种典型的东方式迫害。与此同时，那些充当美国“第五纵队”的极端右翼人士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些人士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原因是因为反共，但是又绝对没有任何人说出来是因为反共，同样属于一种东方式奖赏。中国南宋以来不断循环上演的内在悲剧——奸臣当道、忠臣遭难——正在以买办汉奸打击迫害左翼爱国人士的现代版再次上演。这个悲剧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无论是古代皇家王朝还是现代执政党，当捍卫国家的爱国者纷纷遭受打击迫害，而出卖国家的叛国者扬威耀武时，当政者的丧钟都必然会被历史敲响。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刻着手解决的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
比采用行政手段打击迫害左翼爱国人士和鼓励保护右翼卖国人士更加让人忧虑的，是现有法律对左翼爱国力量的约束和对右翼卖国势力的保护。以往大家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私有化等经济问题上，很少注意到精英法治的巨大弊端和邪恶作用，只是最近在围绕中共18大和重庆模式问题上，极端右翼势力掀起了一系列颠覆活动时，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才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被现有的“改革法律”捆住了手脚，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改革法律”的牺牲品。凡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人民大众，总是处处都处于违法地位，相反，凡是颠覆国家的活动，却又总是处处受到法律保护。中国正在不折不扣地走上苏联东欧的悲剧道路。当初苏联东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被推翻时，之所以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站出来维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包括许多舍生忘死的典型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站出来维护自己毕生的信仰，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被推翻而无能为力，就是被当时改革中形成的法律捆住了手脚。当时苏联东欧与今天中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通过司法改革创造了一整套保护颠覆势力“改革者”的法律，凡是颠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全都是合法活动；相反，凡是维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反倒会成为非法活动。特别是那些“改革者”不仅是把法治宣传为是一种制度，更是神圣化为一种政治伦理，打造成为一种生活信仰，从而在道义和法律两个方面彻底捆住了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手脚，只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眼看着右翼势力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送进历史坟墓。
而当今中国的情况更加糟糕，只要注意一下目前站在颠覆立场上的那些极端右翼人士，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现有“改革法律”的起草者，百分之百都是30多年来共产党依靠推崇的改革精英和法学大佬，就会十分清楚现有中国法律的反党反人民性质和强大的自我颠覆作用。从刘哓波案到李庄案再到现在的茅于轼案等一系列案件中，就可以充分反映出现有中国法律的自我颠覆作用是何等强大，茅于轼妖魔化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类似行为，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唯独在当今中国会受到法律保护；相反，如果有哪个人按照茅于轼的方法来对付茅于轼，则肯定会属于违法行为。中国诸多法学大佬敢于联手向重庆宣战并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重庆，敢于联手和茅于轼站在一起向中国共产党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无所顾忌地反复干涉中国内政，所依靠的就是他们参与起草的这些“改革法律”。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十分清楚，这些精英大佬嘴里的改革运动，其实就是要改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一天不死，他们的改革就一天不停止，到什么时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被推翻了，他们的改革也就停止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没有被推翻时，这些国家天天喊改革，而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被推翻以后，改革一词也就随着彻底蒸发了，迄今2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听到过哪怕是一句改革。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极少数国家，所以也是当今世界上仍然叫喊改革的极少数国家，仍然叫喊法治的极少数国家，这样叫喊的结果，就是用“改革法律”的绳索越来越结实地捆住了共产党的手脚，捆住了人民大众的手脚，等到什么时候共产党垮台了，中国解体了，改革和法治的叫喊也就会随之停止了，在此之前，中国右翼势力有关改革和法治的叫喊绝不会有片刻的松懈和停止。这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再继续糊涂下去的一个重大生死问题，法律本来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工具，并且只能是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工具，绝不能成为颠覆国家的工具，绝不能成为束缚爱国力量的工具，如果为了接受这些“改革法律”的束缚而宁可丢掉国家政权，就会犯下宋襄公式的蠢猪错误，苏联东欧的悲剧就不可避免。所谓“法比天大”的政治奥秘就在于此。
目前党内叛逆集团采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打击迫害左翼爱国人士的最可怕作用，倒不仅仅是在于这种打击迫害本身，而是在于向中国社会传达出一个强烈信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左翼爱国者绝没有好下场。南宋时期只有岳飞一个爱国者没有好下场，就能够导致整个国家灭亡；现在则是绝大多数爱国者都没有好下场，其结果将更加可想而知。党内叛逆集团这个举动，足以彻底摧毁共产党最后的支持力量，迫使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体制内外的毛派共产党人互相对立和分裂，把共产党牢牢钉死在现有的军警维稳模式上，然后再通过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经济秩序紊乱等手段逼迫人民大众跳墙，中国大乱将不可避免，希拉里的预言将完全有可能实现。现在，美国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股已经连续大幅度下跌，华尔街几乎是不计成本地在大肆抛售中国股票，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美国投资界突然疯狂地大肆抛售中国股票，表明美国投资界已经改变了对中国发展的稳定预期，至少是在短期内预期中国将会有大问题，所以才会形成如此恐慌地集中抛售。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华尔街的投资家们可以说是革命和动荡的最可靠先知，当他们已经在争先恐后地大肆抛售中国股票时，接下来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应该是不难想象的事情。而就在华尔街大肆抛售中国股票的同时，美国航母也在日夜兼程地赶往中国南海。中国的多事之秋，恐怕将要开始了。
各种内外矛盾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逼到了必须进行生死选择的历史十字路口，就目前而言，中国共产党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唯一现实选择，就是重庆模式所探索的党群一体化道路，这是目前能够使中华民族转危为安的唯一具有可行性的现实选择，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只是李庄案表明了重庆模式仍然没有能力突破“改革法律”绳索的束缚，最后剩下来的唯一指望，就是目前万民公诉茅于轼的“乌有模式”了，如果仍然走不通，那么，等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恐怕就只剩下那个成语了——束手就擒，被自己的“改革法律”捆住手脚送进历史屠宰场。但愿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步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后尘，葬身于自己设置的“法律陷阱”，此时此刻，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意志品质和国家意识，即便是暂且没有能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意识，至少也应该以国家利益第一!
美国航母正在劈风斩浪地驰往中国南海，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最悲惨时期都不曾有的被周边弱国瓜分领土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中华民族的确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该挺起胸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