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胜利地领导了一场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剥削制度而开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久远未来的革命。研究毛泽东，就是研究这一伟大转折时代中国人民的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在这一实践中所表现的卓越智慧和不朽精神。毛泽东被时势推上了崇高的地位，他成为伟大的哲学家、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机敏的政治战略家、旷古未有的大诗人，决不是偶然的。
全面地评价广博而深邃的毛泽东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本文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研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地位。
一、中国思想史的两次转折和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
研究思想史的基本方法是研究它同实践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既然实践决定观念、决定思想，那末，实践史也就决定了思想史。虽然由于思想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对于一个实践时代来说，滞后的思想、现实的思想、超前的思想并存，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彩的图景，然而，就思想史的主轴而言，它必定是同实践史并行的。
全部中国实践史，是由生产实践史、科学技术史、社会关系变动史三者构成的统一进程。这部历史经历了两个最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这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转变，由此引致漫长的奴隶社会和更加漫长的封建社会。第二个转折发生在近代以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败绩、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自为阶级的新条件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产生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因素。完成这个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中国剥削阶级尚存的最后篇章，又一方面则是中国结束剥削制度，向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时代推进的辉煌序曲。过了没有几年，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虽然有一些性急，有一些粗放，但从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全程看，它毕竟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
同这样的实践史相应，中国的思想史也发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同原始公有制社会形态向私有制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相适应，发生了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从而在完整意义上掀开了思想史的第一页。毛泽东在谈到哲学的产生时说：有了私有制和剥削，一些人才“能够解除劳动，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绝大的跃进。”②思想体系产生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跃进本身有一个过程。就中国而言，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才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形态，而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则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孔学之所以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是它为封建统治如何巩固、封建秩序如何维护，制订了一套理论观念和伦理准则，任何一代封建统治者都急切地需要它；另一方面它在伦理学、教育学、知识论、实践论等领域有着不具阶级特质的中性内容。
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个转折是由孔子为代表的学者群实现的。这样，孔子就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转折是，同私有制社会形态向公有制社会形态的转变相适应，产生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亦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体系，是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它的出现是一次更加伟大的跃进。在建立这一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家，李大钊、鲁迅、李达，均是杰出的人物，但是集其大成的，构造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为后代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的，是毛泽东。由此可以说，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个最重大的转折是由毛泽东为代表的学者群开辟的。毛泽东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家。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未来的路还长。我们的思想还将有伟大的发展，我们还会有更新的、站在时代潮流之前列的思想家出现，但是为新时代的新思想奠基的，仍然首推毛泽东。
二、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的特殊品格
称得上“思想家”的，必有其一般品格。每一思想家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各异，阅历和教养相殊，文化背景有别，又具有各自的个性。黑格尔不同于康德，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老子不同于孔子，鲁迅不同于李大钊。特别是划时代的、集大成的思想家，他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与个性魅力融合为一体。从这样的观点看来，毛泽东具有独特的思想家品格。
（一）站在民族历史的转折点上，高瞻远瞩，面向未来。
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时代的思想家，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个现实的思想家。毛泽东面对极其严酷的现实：民族尊严丧失殆尽，国家体面日损一日，人民生活水深火热，革命和革命战争屡战屡挫。他不能不专注于现实的把握，于是有“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③的谦敬心态和“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①的强烈呼喊。
但在另一方面，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毛泽东，又不能不观察中国的未来，不能不考察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现实的革命是作为迈向未来的决定性步骤而展开的，这使毛泽东既具有现实理性又富于历史的激情。谈阶级斗争联系着世界大同，谈革命战争联系着永久和平，谈发展资本主义联系着消灭资本主义，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并使两者密切结合起来的性格特质。
（二）立于世界纵横的座标系内，学贯中西，重在创造。
毛泽东的立足点，就历史的纵座标说，处在过去和未来的界面，就世界的横座标说，则位于当代世界矛盾的一个焦点。毛泽东的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现实立足点上站起来的思想家，不能不是饱学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学贯中西的思想家。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深湛修养是人所共知的。他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钻研用了从少到老的长久的功夫。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书橱”，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家。由此，中国文化的因素就融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系，整合为这一体系的有机部分。毛泽东强调地提出了“主观真理”与“片面真理”的观念，前者见于1964年9月25日的一次批示⑤，后者写在1939年2月20日的一封信中⑥。毛泽东用“主观真理”与“片面真理”的概念，
评价过去的哲学，并通过使它们转化为客观真理和全面真理的方法，实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归并。典范的例证之一是：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批评说：孔子之言，“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按：即唯心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如果孔子的‘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⑦这里，展现了从“片面真理”向“全面真理”转换的过程和机制。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全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曾苦心研究西学，这史实也属众所周知。而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前夕对马克思主义的潜心研究和诚挚接纳，更使他在思想上成熟起来，为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基础。
显然，学习古今中西，为的是创造新的思想。毛泽东终其一生是创造性思想家。1918年、1919年间，他就注目于思想的独创，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最确的真理，伟大的事业，都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⑧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最重视的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强调思想的创造。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⑩毛泽东的一以贯之的创造精神，使他能够满足一个创造性时代对思想家的要求，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创造要求探索，不免付出代价。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这不能掩盖他的创造性思想家的光辉。
（三）基于具体实践的深厚渊源，取自群众，归于群众。
如果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其资料取于“古今中外”，那末，他的直接基础，仍是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具体实践的广泛性、复杂性、深刻性决定其思想家的广博、辩证和深邃。如果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不是那么艰难，思想家们就不会强调“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1)；如果这个实践不是那么曲折，思想家们就不会批判“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12)的错误观念，要求自觉地走曲折的路；如果这个实践不是那么复杂，不断面临歧路的选择，思想家们也不会提出“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要求“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13)。
一切思想家的思想归根到底来源于实践。毛泽东与中国过去的思想家的大不同之点，在于他自觉地把思想创造工作建立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根植于群众之中。他极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再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的认识路线的新公式。他对英雄豪杰在这条认识路线中的作用给了一个定位性判断，他们不过是群众认识和群众实践的中介，起到一个“加工厂”的作用。(14)。这就同康德的先验认知结构理论发生了批判继承的关系。
（四）长于思想材料的加工制作，注重实证，要在“大本”。
毛泽东兼具实践家与思想家的双重品格。他既极其重视实证材料的把握和积累，又具有超常的思维能力。从毛泽东的先进的“加工厂”中不断生产出思想的精品。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亲自做调查工作。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写有“调查的技术”一节，表明他是极其重视并带头做实证研究的思想家。这一点，他不同于黑格尔一类的思辩的哲学家和逻辑演绎的著作家。
但是，毛泽东又同时重视察知事物的底里，把握事物的根本。朱熹有言：“大本不立，小规不正。(15)”杨昌济扬弃朱熹称为“太极”的“大本”，要求把握宇宙的“大原则”(16)。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极为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真正把“大本”控握于手掌之中，这就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点，毛泽东又不同于未知“大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更不同于那些实务主义者。
毛泽东游历于实证知识和哲学大本之间，不断地融合二者，产生出丰硕的思想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对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组织原则等问题有过反复的争论。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党开始总结这几次争论。毛泽东高于他人之处在于，他把这些争论深化到哲学世界观层次来穷根究底，论明所有历史争论的哲学实质，并从而提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后，党探寻着建设之路。这时，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至今仍为人们所信服的原则和方针。所有这些都得益于毛泽东对“大本”的深厚素养。
（五）吸纳时代精神于一己之中，博大如天，精深似海。
作为领导民族历史伟大转折的一代伟人，作为吸纳古今中外之精华、中国人民之智慧于一己的划时代思想家，毛泽东不能不是一位具有多方面秉赋和才能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要解决列宁所说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把一般共产主义理论“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革命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7)，这样，毛泽东就不能不是辩证法家；这个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如此，毛泽东就不能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和无可争辩的统帅；这个革命的诸方面政治关系极为复杂，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18)，因而，毛泽东就不能不是一个政治家和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机变的策略家；革命中存在着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这两条战线，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领袖。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斗争的壮阔，客观上要求它的领袖的博大。有此博大，领袖之职胜任愉快，无此博大，虽可一时居顶，然难以真正坚持不渝。
在博大的基础上毛泽东可能成为涵养精深的人物，他在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人物。由博大而精深，其精深必在贯穿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基本思想，毛泽东由此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三、毛泽东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巨大财富
17年前，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遗留下许多的东西，有不朽功绩，也有令人遗憾的失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财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就毛泽东本人看，以下诸点似更有久远的价值。
（一）他留下了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
毛泽东深得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对事物、现实、感性，既要从客体方面
去考察，尊重它对于实践者的客观既成性和实在性；又要从主体方面去考察，把它看作主体实践地加以把握的对象。从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后者，因而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了解前者，因而成为精神决定论；二者殊途同归，都“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19)毛泽东则紧紧地把握住“实践的唯物主义”(20)精神，这是真正科学的哲学精神。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不是把能动性只当作意识的功能，而是当作人的功能，人的本质。他不是离开客观的实践条件去规定能动性，而是把掌握和切合客观的实践条件当作自觉能动性的固有规定。不是非实践地谈论抽象可能性和同样抽象的现实性，而是把二者统摄在实践的结构之中，并确切地指出，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是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性条件。由此，他提出：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辩证法在中国的任务是“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2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落伍的民族，这种自信、自力、自强的能动精神是最可宝贵的。
正如“自觉能动性”内渗着客观现实性一样，毛泽东所说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样地内渗着自觉能动性。许多人把这些原则当作是无主语即无主体的，当作是直观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单纯客观性。其实不是这样。它们是有主语即有主体的，这就是从事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只是在表述上省略而已。我们是为了正确发挥主体创造性才去讨论求实问题的；如果不为实践，不为改造，不为创造，不为开拓，要实事求是干什么呢？
把既高扬主体能动性又客观考察实践条件二者结合起来，从而自觉地创造中国的历史，这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不遗余力地反复论证、宣传并付诸实践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对立和共有弱点的克服及由此作出的最基本总结。
（二）他留下了把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
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是“三大规律”的并列套用，也不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分法所能容纳的，它的精髓在于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个性是具体实践性，共性是普遍理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就是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的统一和结合。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接受的理论辩证法用之于决策，外化为实践，展开为自觉实践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从实践所展现的辩证过程中概括出理论辩证法的新原理和新结论。这里，理论形态的辩证法和实践形态的辩证法不但是相互转化的，首先是相互渗透的，其基础和总体则是实践辩证法。
毛泽东辩证法中最生动的一部分展现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方面。他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他的同****顽固派斗争“以拉对拉、以打对打”的两手和斗争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展开，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实践辩证法。不但如此，毛泽东又从实践辩证法中发现新的辩证法要素，概括出新的辩证法原理。既然在全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必须始终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前提，既然向****顽固派作斗争必须适可而止，实行休战，那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就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性也就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相对性。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辩证法新结论：“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22)毛泽东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又有其生动的展开。他的从战争“盖然性”中把握战争趋势的认识论；他的“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的能动决策；他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发展选择；他的把歼灭战和击溃战结合起来的中介战法，都是最生动的实践辩证法。在较早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强调“歼灭战”，反对“击溃战”。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实际的情形常常超出在“歼灭战”、“击溃战”中的“非此即彼”的极性选择；显示出“歼灭战”、“击溃战”中“亦此亦彼”的选择的必要性。毛泽东由是作出结论：可以而且应当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半歼灭半击溃”(23)的作战方针，这无疑给辩证法的“中介”范畴一个确证，同时提供了一个实践辩证法决定理论辩证法的证明范例。
对毛泽东的辩证理性，我另有专文(24)详加论列，在这里，我只是指出：毛泽东把前人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竭尽其运用之妙；毛泽东又从新的实践中“生产”出新的辩证思想，展示其创作之才。
（三）他留下了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严密逻辑。
正如马克思“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25)一样，毛泽东也留下了《论持久战》的逻辑，《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逻辑。凡是读过钻研过毛泽东的这些著作的人，无不感受到它们的“钳子”般的掌握读者的强大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描述和规范的密切结合。他在自己的规律论中，区分了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26)。前者是客观地存在的，主体的任务是加以描述；后者是实践的规律，虽然也有客观必然性，但其功能是直接规范主体的活动。他的大多数著作是解决战略和策略的规范性问题的，但是，他对于规范的论证总是以正确地描述实践的客观条件并揭示其客观规律为前提，因而，他的文章就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所提出的战略和策略也就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归纳和演绎的密切结合。他经常说，他的方法是从大量的为人们所感知的现象出发，从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展示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现实，并透视现实的变化而预见未来的发展。读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尤为信然。但是，毛泽东的逻辑力量不仅在于归纳，而且在于演绎，在于二者的结合。这里，最可贵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彻底性或坚持性。对于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适性原理，毛泽东竭诚坚持，认为在其所适范围之内决无例外的可能。毛泽东把这些真理看作“普照的光”，用以推论特殊事物的本质，同时研究现象，加以验证，从而形成不同凡响的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分析和综合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是矛盾方法论的大师，而所谓矛盾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于单一矛盾而言，分析是研究矛盾各方，综合是把握矛盾总体；对于矛盾群体而言，分析是研究各个矛盾，综合是把握矛盾现实。矛盾方法是描述的——再现既成的矛盾结构；矛盾方法又是规范的——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变革的目的。矛盾方法是演绎的——从矛盾共性推知矛盾个性；矛盾方法又是归纳的——从矛盾个性找出矛盾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逻辑就是辩证矛盾的逻辑。
（四）他留下了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
伦理问题一贯是中国思想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儒家尤为如此。孔子提出“仁”的学说。郭沫若曾经认为：仁“是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27)。但孔子自己说：“克己复礼为仁”(28)，约束自己，纳入当时的典章制度规范才是“仁”。可见“仁”的真实含义仍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样的伦理思想是中国历史转变到私有制阶段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作为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转折时代并面向已见曙光了的久远未来的思想家，才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之上，才提得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口号。
但毛泽东并不否认个性，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并不否认当前的直接利益。相反，他主张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统一起来。他在一方面，主张这些矛盾方面相互间的统一性。他在党的工作上无数次地强调，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29)，要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30)。只有革命成功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满足。他在另一方面也承认上述矛盾方面相互间的排斥性。对于克服这种排斥性，他提出了道德层次性要求。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决定他们应当遵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原则。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则只能推广“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31)。
（五）他留下了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对于文学创作提出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实，这不但是他所主张的创作原则，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特具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蕴含。其一，是黑格尔式的“巨大的历史感”(32)。他站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整个时代的山巅之上。回首以往，通观着人类自生成到实现资本主义的数百万年；前瞻未来，共产主义已不是幻觉，不是空想，而是由资本主义矛盾发展所包藏并作为一种运动正在展开的前景。他又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上。民族痛苦呻吟的时代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结，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已经成为直接的奋斗目标。这就使毛泽东在理性上充满着雄浑的历史精神而在感性上洋溢着气吞山河的豪迈诗情。其二，是宏伟的宇宙观。他立于现代科学的基地。现代科学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或者说是对于世界属性的确证。人的视界和实践领域已超越地球，达于太空。环宇尽收眼底，不能不使人产生豁达的气概。于是，有了毛泽东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的诗句，产生了他的渺视困难的伟大进取精神。其三，是巨时空的战略视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同他的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是联系在一起。在战略家视野里，历史是暂短的，全局是微缩的，他小视诸多细节，渺看各样困扰。这种整体感诗化之后就衍生为浪漫主义。
但在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气质和现实主义气质在他身上有一个相当好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内涵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战略和战术的统一。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但他在某些历史关节上，也发生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发生向全面性的一面的偏斜。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有时似乎浪漫主义更浓重一此。这使他在晚年产生过于理想化的社会设计，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使他在60年代中期不惜战术代价而谋求战略利益，弄了一次大险，结果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战略失误。
毛泽东不是完人，但仍是一位伟人。毕竟是胜利地领导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33)；在这场革命中，作为实践经验、人民智慧、时代精神的集中者，他成为一位卓绝的思想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是永垂青史的。
四、毛泽东思想家地位的现实确证和历史影响
毛泽东逝去了，但他又活着。毛泽东的伟大业绩的不同方面，将随时代的发展而取得不同的位置和发生不同的影响力。我以为：他最具久远影响的是在思想方向、精神气质方面。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将随岁月的迁移而日见其重要性。
思想家毛泽东在现实中已经显示出他的非凡的影响力。这集中地表现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上。这个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对此有过反复的说明。邓小平在1992年巡视南方的时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4)。这是真诚的话，也是关键的话，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表现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基本的继承关系。
思想家毛泽东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实践紧迫地需要他，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35)一样。
——中国正在发展，尚未摆脱贫困。中国人现在未到享乐的时候，诸如“大款”、“大腕”宣传所造成的“富贵气”，毕竟是泡沫现象。中国人民需要毛泽东所倡导的主体性理论和奋斗精神。全民奋起，自力自强，只有形成这种民族气概，中国才有希望。
——中国正在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破题。一切以为我们已经什么都懂得了的自满，同样是泡沫现象。中国人最需要的是邓小平所说的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好路”、“新路”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36)。这也正是思想家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经。
——中国正在探索，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比别的国家要复杂得多，简单的、片面的论断只能使我们屡兴屡挫。中国迫切需要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理性。非辩证、非理性的东西使我们不断吃亏。中国的事情只有用全面性的坚定和中介性的灵活才能办好，才能较为顺利地向民族振兴的目标推进。
——中国正在建设，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有人希望维护自己所理解的道德纯洁而束缚改革的手脚以至废弃改革；也有人鼓吹牺牲道德进步来谋求经济的发展。这两种主张都是非辩证思维的主张。中国
仍然需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双层次、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结合的道德方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每一市场主体都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约下，市场主体所追求的利益，特别是公有制市场主体的利益，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同时，只要工人阶级存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就会存在，为民族振兴，为人民利益无私奋斗的思想也就存在。这就是说，毛泽东的伦理方针仍然有其客观基础，它是不可磨灭的。中国还穷，在国际关系中并未摆脱被动性，在国内生活中也有加快振兴的紧迫性。中国需要一批无私无畏的人作民族脊梁，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大业，中国共产党人正应都是这样的人。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需要也愿意接受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向个人本位突进的舆论导向不合中国的国情；宣传“大款”、“大腕”们聚敛财富、挥霍无度是国运的不祥之兆。断不可再继续下去。
——中国正在振兴，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中国的前进道路多有困难和险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需要毛泽东那样的乐观态度和坚韧精神、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文化气质。中华民族的年轻一代，不能是只图眼前小利的委琐的一代，而应当是深明民族大义、具有广阔胸襟、把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同民族振兴联系起来的豪放而求实的一代。
毛泽东在当前的思想影响其实已经证明，这种思想影响将是十分久远的。因为当前现实的需要本身就具有久远的意义。试问：难道会出现一种不需要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不需要把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不需要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逻辑力量，不需要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不需要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的社会条件吗？这是不会出现的。既然如此，人们就将永远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活动的、开创了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毛泽东。
孔夫子和毛泽东很可能是中华民族史册上两个地位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其著作生命力顽强，其后学接力式绵延。所不同的是孔子代表了整个的旧时代，而毛泽东则开辟了结束中国剥削制度、奔向未来大同世界的新时代。孔学支撑着旧时代的民族魂，而“毛学”将对中华民族新魂的最终形成发生最为深刻的影响。让历史来检验和证明这个判断吧！
（作者单位：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注释
①(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第16页，第48页。
②(13)(21)(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6页，第262—263页，第311页，第374页。③⑥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第144页，第144页。④(12)(3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9页，第154页，第130页。
⑤(2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4页，第563页。⑧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2月21日《湘江评论》增刊第1号。
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⑩参看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36页。(1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74页。(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1—92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15)《朱子语类》。(16)杨昌济：《论语论钞》。(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页。(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2页。(23)《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24)见拙作《论毛泽东辩证法的实践性》，提交1993年10月27日在长沙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的论文。(2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杜1990年版，第290页。(2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2—183页；《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8页。(27)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28)《论语·颜渊》。(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4页。(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3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4)(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第372页。(3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