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足见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史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2年的发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观总结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也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大众的历史要求。文革毕竟是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就是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现在，文革已被定性为“十年动乱”，不仅一无是处，负有罄竹难书的罪责，而且被一些人刻意掩盖、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面目全非。然而，这场曾让世界震惊的社会风暴，绝不是几句彻底否定的话就能盖棺定论的。尤其是文革所蕴含的革命原则，在发生了苏东剧变和中国私有化改革后，其现实意义和历史预见性就愈加清楚地凸显了出来。历史不会永远保持沉默，无数客观公正的人，已经在全面还原历史真相和解读文革的本质。
一、无法避免的较量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通过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然后再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由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实行计划性管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权，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发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时刻制造新的不公平、威胁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官僚主义倾向。
并且，在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已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中国社会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主义主张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主张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的大众公平性。这种体现真正社会公平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只体现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超越。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个进步和超越的社会内在动力和必经途径。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继续完成两大历史使命才能最后完成这个超越。一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用惠及人民群众的公有制来代替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发展创造前提。二是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排斥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精英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则，权力体制的官僚化，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再次退回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态中去。
《共产党宣言》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决裂。因此，改造上层建筑实行第二个决裂，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国情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历史争论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
因此，新、旧中国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对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自身矛盾使然，并且必然转化成无法避免的政治较量。这种对抗和较量是无产阶级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延续，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否打破所谓周期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亟待解决的历史命题。
怎样解决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时发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实践了这一伟大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没有解决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斯大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上台，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共产党下台、国家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这个悲剧，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文章，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同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和“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公开的激烈论战。理论一经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毛泽东曾为此尝试过许多方法，但都遭到了体制官僚的百般干扰和破坏，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修防变的人民战争。
二、自下而上的必然性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对全党提出了执掌政权后不要做李自成的告诫。但是，建国后干部队伍的情况并不乐观。从旧中国一步跨入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跨越，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许多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把革命成功当做得了天下，把人民看成是治下的黎民，自己则是高高在上的官员，把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理解成了明镜高悬的为民做主，摆错了自己和人民的位置。在革命辞藻掩盖下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治理念，使他们的价值观悄然离开了革命原则，以功臣自居，图享受、比待遇、争地位，贪污受贿，甚至更换老婆等腐化堕落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毛泽东下令枪毙高级干部刘青山等贪污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没有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使民众盲目服从官员意志的旧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和行为，资产阶级法权合理存在的现象，得不到来自人民群众的有效抵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层层管理机构和只对上级负责的体制性缺陷，难免越来越走向官僚化，不仅成为对待人民和下级唯我独大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温床，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体制上的有效庇护。
当人们还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已看到了国家管理体制官僚化倾向的危害性。他毕生追求人民大众的彻底翻身解放，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共产党人的最高政治原则，决不允许共产党的政权机构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精英权贵。毛泽东相信，跟随他从战火中走过来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具有和他相同的信念，在建国之初的十年中，又带领他们打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一个是禁毒、禁赌、改造妓女，扫除文盲，颁布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等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的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旨在清除旧思想意识的社会土壤，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第一回合较量的巨大胜利，世界也因之对文明向上的新中国刮目相看。再就是在各机关、学校、团体和党派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整肃党政官员的官僚腐败作风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随后又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诚恳地请他们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不料极少数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借此发难，置疑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共产党下台。共产党不得不给予反击，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所反对的社会丑恶现象，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今天，正是由于否认阶级斗争，才使这些社会毒瘤恶性膨胀，积重难返，危害日深。号召人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矛头不仅对准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同时也指向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引发了党内官僚精英的不满和暗中对抗。他们借反右之机，用形左实右的隐蔽手段，拨转矛头，对准诚心诚意给共产党提意见的基层干部群众、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使反右斗争走上了扩大化歧途，改变了运动初衷，使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老虎屁股摸不得，强化了其权威性。党内官僚精英为了维护其特权利益，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手制造了反右扩大化，又利用扩大化错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为口实，淡化阶级矛盾，在政治路线上偏向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在这次政治较量中大获全胜，权力体制也因此在官僚精英特权道路上越走越远，社会生活在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科教卫生等许多方面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对此，毛泽东深感忧虑。怎样才能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只能参照苏联样板，把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照搬过来当做经典使用。这套形而上学的教科书理论，实际上默认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合理性。资产阶级法权恰恰是滋生和形成官僚精英利益集团的根本原因，从苏联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官僚精英利益集团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它们必然会在压制无产阶级的同时麻痹人民群众，不敢承认阶级斗争，彻底倒向修正主义，进而走向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官僚精英统治压制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就是匈牙利1956年发生暴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继续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首先承认阶级斗争将始终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一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
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1962年，毛泽东便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严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3年毛泽东又指出，现在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用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的反复警告引起了全党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教育党员干部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资本主义，要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反右斗争之后，再次对羽翼渐丰的官僚主义精英构筑的堡垒发起的进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同传统旧观念实行决裂的一次具体的社会实践。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官僚精英特权利益的代表人物们，迅速拿出了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的应对策略，把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化为“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的四清运动，由各省、地、市派出大量四清工作队进入基层，仅河北省派往所辖十个县的工作队就达十万余人。工作队自上而下直插到底，甩开基层组织直接领导整个运动，并称之为大兵团作战，把运动牢牢掌控在手里。工作队依照所谓“桃源经验”，在群众中秘密扎根串连，诱导群众揭发基层党员干部。在体制结构中，基层党员干部是最贴近群众、受到群众监督最为直接、最了解群众诉求、官僚主义倾向最少的组织群体。工作队对他们吹毛求疵、小题大作，甚至大搞逼供信，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故伎重演了形左而实右的障眼法，偷梁换柱，避重就轻，把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矛头向下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大清查。上层官僚精英因此而躲进避风港，没有受到波及。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下发“二十三条”，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四清运动中打击一大片的做法，如同反右斗争扩大化一样，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后遗症。四清运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官僚体制丢卒保车，勉强获得了这次政治较量的胜利。
反观四清和反右两次运动，可以看出体制官僚的群众观和组织运动的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那就是表面上时刻把群众挂在嘴上，左得不能再左，实际上却把群众看作是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他们则是治理天下的明君、清官或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爷，是党的化身。群众运动必须在他们这些政治精英领导和驾驭下，通过行政命令，从上而下、内外有别地在官僚体制层层掌控下有序展开。因为只有这样，官僚精英在维护特权利益时付出的政治成本才能最小化。在运动方式上，他们是简单粗暴、无中生有、侮辱人格、伤及肉体、残酷打击迫害普通干部群众的行家里手，首创了建国后最为极端的形式。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那些极端行为，都源自这些样板，贻害无穷。
与之相反，毛泽东的平民思想是尊重群众，历来提倡大众民主，反对官僚精英独断专行、越俎代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允许干部群众有不同认识，要让人说话，充分表达意见和看法，通过争论辩明是非，以理服人，让广大干部群众在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有人避而不见这两种群众观和民主观的本质区别，分不清是谁在搞专制，把存在极端方式的群众运动，统统解释为毛泽东的部署。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透顶，则只能是别有用心。
毛泽东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原因是党内很多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另一个原因是受到了体制官僚的制衡。体制组织作为管理机构，天生含有官僚特性。通过体制割除官僚恶疾，必然遇到来自体制自身的本能抵抗。抵抗的结果，便是促使为人民大众服务还是为官僚特权精英服务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博弈，最后转化成相互对抗的政治斗争。
“四清”运动后，毛泽东对已经形成的官僚体制和中上层官员感到了失望，认为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他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则仍抱有充分信心，开始寻找既能摆脱体制掣肘，又能有效遏制体制官僚化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多年后，在一次与外国友人交谈中，毛泽东曾讲到过当时的思考：“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修正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毛泽东在同体制官僚两次激烈较量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使体制官僚利益的代表人物嗅到山雨欲来，采取了在党内拉帮结派，强化对党政体制掌控和架空毛泽东的应对办法，直至迫使毛泽东拿出党章和宪法申明基本权利，才得以出席中央高层党政会议。
寻找途径，突出重围，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他充分信任的人民群众身上。由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批判和清除体制官僚势力，就成了对防修防变可行途径的探索和实验，也成了唯一能突破围困的必然选择。但是，这条以民治官的探索道路充满变数，没有人预先知道最后结果。毛泽东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革命原则不能改变，视王侯权贵为粪土的平民思想更是与生俱来，他甘愿粉身碎骨也要向修正主义官僚势力公开宣战，让管理者刀枪入库，接受人民大众的批判，义无反顾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30华里的惊人之举，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独具魅力的政治家风范，向世人表达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三、反复较量中的现象与本质
文革过程十分复杂，各种现象交织在一起。现在反对文革的人总是拿表象说事，极力掩盖文革本质。本文拟从以下几个大的视角来观察文革，解读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当权派及走资派反复较量的现象与本质。
1、外围战役与第一场攻坚战
文化领域当时是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重灾区，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因而成为文革运动的突破口。
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革运动的导火索。打倒“三家村”这个集封、资、修于一身的文化堡垒后，运动浪潮开始波及掌管文化宣传工作的党政机关，批判其在文化宣传工作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性错误。最初成立的文革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陶铸，在刘少奇授意下抛出了《二月提纲》，反对文化批判涉及政治，试图把文革纳入纯学术批评轨道。不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因此挖出和打倒了以陶铸为首的“四家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5.16通知，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严厉批驳《二月提纲》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反动立场。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16通知确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务，并成立了新的文革领导小组。文革顺利完成了外围战役，正式拉开了大幕。
自此，没有人再怀疑文革的政治性质了。毛泽东以为在中央已经明确了文革的政治性质后，刘少奇应该不会站错阶级立场。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到各地去视察文革运动的发动情况。
文革第一场攻坚战，是从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批评了学校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态度。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大字报全文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评论员文章，矛头指向对抗文革的体制官僚精英。全国各大中学校师生就此展开辩论，校园内贴满了意见迥然不同的批判学校党委和为校党委辩护的大字报，出现了群众参与文革进行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高潮。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一贯认为，必须把群众运动置于体制管理之下，以便掌控运动方向，把体制官僚受到的冲击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和程度之内。他们采取了与干扰四清运动如出一辙的形左而实右的做法，向北京各大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直接领导文革，把文革领导权紧紧抓在手里。工作组以党的化身发号施令，旗帜鲜明地站在党委一边。他们在内部谈话中把学生批判党委称作“流氓行为”，把文革定性为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要在群众中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到40万右派”篡改了中央确定的文革运动对象。邓小平则在十天内下达三道指示，组织辩论会围攻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学生，并多次说过要对学生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选准打击目标。工作组执行打击一大片、残酷镇压群众的方针，在短短56天里，就把北京各大院校10211名学生打成了右派，2591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制造了发动学生揪斗四十余名教师的6.18事件，致使多人受辱自杀。
工作组把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愤怒和不满。7月25日北京大学爆发了近万人关于运动方向的辩论大会，学生运动很快波及到了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受工作组镇压的学生和教师形成了最早的造反派群体。当权派无意中造就了文革第一批被逼上梁山的坚定的造反派队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出“五十多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坚决支持了广大群众批判各级党委抵制文革的错误行为。
2、颁布文革政治纲领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8月8日，中央政治局发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了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象和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方式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进行大鸣大放，阐明正确观点，批判错误思想，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颁布了文革的政治纲领和运动方式。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日和21日，中央军委和公安部又先后发文，严厉禁止当权派调用军队和公安警力压制群众性大民主运动。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多次大规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一百多万人。以红卫兵运动为先导的规模空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自此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起来。
红卫兵最早产生在1966年5月29日，是清华附中学生成立的秘密学生组织，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红卫兵运动很快成为对文革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卫兵积极参与文革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崇尚不破不立的造反精神。后来纷纷建立的社会各界群众组织，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造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红卫兵和社会各界群众组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往往基于自己的理解和自身利益诉求，并由此决定自己组织的组成人员、思想观点和行为准则，并因此而分化成不同派别，难以形成步调一致的合力。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文革运动的全部过程。
纵观整个红卫兵运动不难看出，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主要是由干部子女组成。他们受父辈影响，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并以老革命的后代自居，自以为有正统的纯正“革命血统”，拒绝那些出身不那么纯正的人加入组织。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人，不会怀疑执掌政权的父辈对毛主席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绝不会否定自己的父辈，无法理解文革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矛头向下，指向党外，采用极端方式“破四旧”和抄家，揪斗“黑五类”等牛鬼蛇神和像剧作家老舍那样出身不好又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在运动方向上与抵制文革的整下保上、打外保内的策略相契合。最后，他们戴着“保爹保妈派”的名声失去了影响力。但他们自恃正统、有靠山、占有较大政治资源等优势而目空一切，往往采取极端的过火行为。他们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今天仍被文革的反对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诟病整个红卫兵运动。
8.18以后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摈弃了反动的血统论，迅速形成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那些受驯服工具论影响较深，认为党委就是党的化身的党员和教职员工，对有人给党委提意见和批判当权派十分反感，看不懂文革。思想状态与他们近似的学生也站在当权派一边，与坚持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学生发生了严重对立。在中央文件约束下，各地当权派被迫刀枪入库，失去了军队和公安等国家机器的保护，不得不寻求别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把这些政治感觉迟钝的“听党的话”的学生组织起来，一手建立起了保守派红卫兵组织。
3、两派群众组织与当权派
当文革运动从学校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后，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积极参加运动。对待当权派，群众态度与学生状况基本一样，分化成造反和保守两大派，并与观点一致的红卫兵组织相互支持，并肩战斗。对待造反派，当权派同样是调动保守派力量加以压制和严厉打击。
造反派群众开始参加文革的动机是单纯的，当这种单纯的热情受到莫名的污蔑和打击后，回击便难免具有一定的报复性和强烈的派别意识，难免同站在当权派一边打压过自己的群众组织发生更为严重的对立。两派都是群众组织，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为了证明谁更正确，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所有派别的群众组织，争论的焦点便都集中在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执行者上。各派互不相让，互不服气，都为争夺革命桂冠而战，使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受到干扰，难以深入。这种淡化革命原则、具有明显狭隘团体性质的争斗，后来愈演愈烈，对抗也在不断升级。偏向保守的群众实际是那些对官僚精英群体的阶级性缺乏认识、并对正统权力保持习惯性认同的普通群众。造反派很难轻易瓦解在这一习惯认同下形成的群体力量。这就是文革中形成两派群众对立的社会基础。当权派利用保守群众压制造反群众，使群众之间的对立愈加难以调和，终于变成干扰文革方向的派性斗争，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派性斗争的政治原因。一般当权派和走资派把派性当做工具来干扰和对抗文革，决定了派性的资产阶级性质。
当权派利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法贯穿文革始终，直至发展到指使保守派用武力镇压造反派，迫使造反派“文攻武卫”，发生怵目惊心的武斗事件，一度出现难以掌控的混乱，给仇视文革的人留下了诸多诽谤口实。可以说，派性不是文革的专利，而是当权派栽种培育的一株有毒的罂粟。
从本质上看，群众组织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主体。造反派在自我教育中成绩尤为出色，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至今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体制官僚精英不再需要保守派群众的保护，邓小平曾下结论说“两派都是错误的”，把他们和造反派一起边缘化，统统视作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统治对象。保守群众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痛苦体验中，继续完成着自我教育，逐步认同了造反派反对官僚资本精英的立场，两者在根本利益上现在已经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变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庞大社会民众力量。
4、软罢工与抓革命促生产
随着文革深入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全面批判走向更深层次。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击中了体制官僚的要害，当权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地讲，当权派虽然是官僚精英特权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但绝大多数同时又是官僚弊端的被动受害者。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忠诚党的事业，加之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理念作祟，很难理解文革的意义，对受到冲击倍感委屈，对群众造反无法容忍，自然而然地站到了与造反派势不两立的位置上。抵触情绪使他们对日常工作普遍采取了不作为的软罢工态度，体制管理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因之受到影响。
中央并没有因此而迁就他们，改变运动方向。1966年12月初，中央发布“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确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地位，强调工人作为企业主人努力搞好生产的责任。12月15日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的道路上前进》，促使很多保守派学生倒戈。造反派的整体力量从此空前壮大。
各地造反派积极回应中央的有力支持，喊出了“革命生产一肩挑”的口号，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填补管理真空，主动挑起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流通以及支援农业的担子，不仅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客观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全面夺权做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顺便提及一下，196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还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建设和制造业还很落后。而彻底改变这一落后状况，正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里做到的。在没有任何外援和当权派软罢工的情况下，全国工人、农民和科技工作者，挑起了抓革命、促生产，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重担，创出了十年工农业生产总值不含任何水分的平均年增速度8.5%的骄人成就。十年中取得的重大科研、交通、能源、航天、育种和国防建设成果国人尽知，有目共睹，无须在此赘述。
如果说文革期间没有企业倒闭，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下岗失业、没有环境污染、没有两极分化的十年国民经济是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今天所有这些都统统出现了的国民经济，是否更应该说已经“崩溃”了呢？
5、夺权与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8日上海革命造反派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布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标志性事件，说明文革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开始向逐步稳定大局的方向发展。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提出“革命造反派不仅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而且要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保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把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央明确要求各地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
1月31日《人民日报》又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对夺权斗争中如何统一思想认识、克服派性和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等政策作了说明。强调群众组织要克服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念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团结一致，去争取最后胜利；对犯过错误的干部和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允许他们改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夺权风暴迅即席卷全国，没有遇到已经瘫痪了的旧体制的任何有效抵抗，各省、市、县、公社、工矿企业和学校，很快处在建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夺权过程中。
革命委员会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一元化领导机构。群众组织代表工农兵群众，掌握政治方向和大政方针。革命干部担当具体的日常管理工作，接受工农兵的帮助和监督。军队则主要作为专政力量来保障社会秩序和权力机构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一政权组织形式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将政权管理体制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继续完成最主要的历史任务提供了保证。这个历史任务就是巩固文革所确立的革命原则等胜利成果，尽快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大众民主、能够从根本上防止滋生官僚精英主义、修正主义，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权力体制。
但是，数量众多的群众组织并没有完全摒弃前嫌，真正联合起来。他们在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更能代表工农兵和哪些人是革命干部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发生了分裂。他们缺乏解决分歧的政治经验，使裂痕迅速放大，难以弥补。另一方面，被结合进新政权的所谓革命干部，都是受过冲击的当权派，表面上赞成支持文革，实际上不理解、不服气、有怨气，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当权派的精英立场。他们暗中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支一派压一派，挑起事端打击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人。军队出于维护秩序稳定的需要，往往选错对象给予支持或打击，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因而，出现了各种力量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权力角逐上的现象，把刚刚具备探索性雏形的新政权如何尽快完善和成熟起来这一重要使命撇到了一边。
尽管如此，这种新执政体制是解决国家管理体制滋生官僚主义的开创性探索，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性。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新政体难免有诸多不足和缺陷，走向完善和成熟的过程绝不会一帆风顺。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革委会从一出现就充满了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注定要经历难以预料的曲折命运。
6、一次空前残酷的较量
当权派在被夺权之前，集体不作为是为了向中央施压，引起中央对其利益诉求的重视，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得到中央回应，还在造反派夺权后丢失了最后巢穴。绝望使他们夺回权力的意志空前强烈。这种意志集中表现在中央高层中，一些战功卓著的老帅认为文革搞得“过火了”。他们抓住陈伯达违背组织程序打击陶铸的错误，向新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被称作“二月逆流”的反击。军队态度出现了偏向性。各地当权派抓住机会，拉拢军队和保守派群众组织，对造反派发动猛烈反攻，竭尽全力镇压造反派，甚至动员农民进城武力压制造反派，力图把造反派驱逐出革委会。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无情镇压，多数造反组织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被打成反党或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调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惨烈现象。1967年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挥部队包围聚集在《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群众和学生，下令开枪，制造了打死170多人、重伤近200人的惨案。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都受到了空前打压，大江南北随处都能听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声。在当权派空前强大的压制下，造反群众只能用对最高领袖的信仰来坚守斗争下去的信念。文革跌入了低潮。
1967年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七条、人民日报《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彻底否定了当权派镇压群众的做法，痛斥“二月逆流”，给造反派群众平反，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领导人和骨干，肯定了他们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方向，并且再次下令严禁用军队弹压群众。
此时，在二月逆流掩护下匆忙组建起来的革委会，造反派几乎被驱逐殆尽。当权派、保守派和军队结成了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造反派依据中央精神，希望已经大权在握的革委会为自己平反和重新进入革委会的要求，无一例外受到重重阻碍，被迫陷入为自己正名的苦斗之中。
造反派要求平反和正名的斗争十分顽强激烈。当权派担心重新到手的权力得而复失，必须阻止造反派翻身上台。中央已明令禁止调用军队压制群众运动，当权派无法借用国家专政力量，便指使保守派群众组织武力压制造反派。
最典型的事例，是武汉市人武部组织起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对造反派比较集中的厂矿企业和宣传点进行武力清除。3月27日，在武钢抓捕造反派群众500多人，又先后制造了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六渡桥、汉阳轧钢厂和武汉体育学院等大型武斗事件，打死多人，打伤的人难以计数，多数造反派被迫逃离武汉，很多人躲避到上海和北京等地。直到中央6.26通令下来以后，武汉流血武斗才告一段落。
一份1984年发现的河南省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透露，河南省军区支持保守组织“十大总部”，计划在短时间内用武斗彻底打垮造反派，在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实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让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可以说，这是当时当权派最明确的具有政治意图的武斗计划。
这一时期，当权派摆脱了之前的软弱状态，拥有了军方支持和保守组织武力扫除障碍的巨大优势。有的军队仍然不顾中央禁令，发放武器，导致武装对抗。武斗在全国蔓延，逐步升级，直至发生了从武装镇压造反派到矛头指向中央的震惊全国的7.20武汉事件。
7、造反派的局限性与文革的战略收缩
夺权斗争后，党、政、军、群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反派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难以看清方向。他们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镇压他们的“军内一小撮”和极力从中调节矛盾维护稳定的党政高层，有人甚至要揪出周恩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很快走向绝对化而形成高潮，相继发生了冲击外交部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有人还写出文章，说整个国家机器的性质都已变成资产阶级的了，彻底否定了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简言之，置中央再三告诫要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的要求于不顾，轻率地把矛头从打倒党内走资派转向了砸烂国家机器。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国家政权毕竟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国的社会性质毕竟是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要革体制官僚的命，是要医治体制中的疾病，不是粉碎国家机器，打倒党内走资派，是要防修防变，不是不要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把握好党政军群关系平衡、稳健掌控全局是至关重要的政治智慧，不知道这种方向性错误和冲动做法，会打破这种平衡，客观上使毛泽东陷于孤立之中，使矛盾性质发生变化，突破中央支持和保护造反派的底线。毛泽东这时曾提醒他们“到了犯错误的时候了”。中央随后下发文件，不允许“乱军、乱政”，否定了造反派的错误认识和过激行为。当权派抓住机会，从中央文件中挑选出对自己有利的内容，继续打压造反派，进一步激化矛盾，制造混乱。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原来一直依靠造反派和政策舆论掌控运动方向的方法失去了效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军队多次袭扰中国北部边界，阻扰中国边防部队正常巡逻，不断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和渔民，制造多起流血事件，在国境线一侧集结大量军队，并对珍宝岛虎视眈眈，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由于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在苏联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的威胁下，国家安全已上升到了首要突出位置。国内形势，从高层到基层的当权派与中央貌合心离，实力仍很强大。文革小组和地方造反派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难堪大任。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审时度势，不得不后退一步，对当权派作出暂时退让，力求尽快稳定国内局势，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上来。认为完成文革使命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以后要隔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由此转入收缩阶段。
8、决定命运的最后较量
文革的战略收缩使当权派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央有维护国家稳定的动向，似乎又开始相信和使用他们了。他们抓住时机，对仍在鸣冤叫屈和争当彻底革命派激情中茫然不觉的造反派发动了战略反攻，精心组织了两次围剿造反派的重要战役。
其一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当权派毫不掩饰“秋后算账”的报复心理，却又不想因此招来迫害群众的恶名，继续用一派群众去打击另一派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交给保守派组织去执行。他们既要围剿造反派，又想避开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嫌疑，便学着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样子，拿过造反派忠于毛泽东的誓言来装饰门面，让军宣队或工宣队去组织群众，大搞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事实表明，阉割毛泽东思想革命灵魂，用庸俗化、封建化和符号化把毛泽东变成无害偶像推向神坛的人，正是善于伪装的当权派们。
当权派用这种仪式化了的群众热情大搞个人崇拜，在相当程度上从造反派手里夺走了“毛泽东旗帜”，割断了造反派与毛泽东的政治联系，剥夺了造反派的政治合法性。再此基础上，他们开办各种形式的接班人“五项标准学习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正言顺地把造反派统统列入审查对象，设立专案，清查处理。老道的政治经验使当权派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反复旧”不过是造反派一次无力的反击。其二是随后而来的“清查5.16分子”，全国900多万人被捕，造反派几乎全军覆没，被彻底瓦解。
造反派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意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在自己教育自己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的群众性。各自为战，组织松散，缺乏政治经验，这使他们视角单一，谋一域而盲全局，不能广泛团结有共同根本利益但认识上有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前进。文革小组在中央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今天，左派阵营里的许多人仍然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忽视全局，以偏盖全，不讲团结，陷在脱离现实的空想中大发议论指责同路人，热衷于求证唯有自己头上戴的才是真马列主义桂冠，完全忘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分析和指导不同客观条件下的现实斗争，而不是形而上学引经据典的经院式思辨。
夺权前夕的革命派大联合，给各自为战的群众组织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统一起来的契机。但是，群众组织的上述局限性，使他们没有真正联合起来。那些被结合进新政权的当权派则利用裂痕，挑起事端，排挤批判过他们的人。军队更愿意打击“不服管教”的造反派。从而出现了各派力量都投入到权力角逐之中，致使文革在这段时间一度丧失了其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决定了毛泽东会在保障政权基本安全的框架内把握政治斗争的烈度，在一定阶段上表现为政治斗争的不彻底性和对斗争对象宽容的改造态度。但在思想斗争上却表现得极为彻底和坚决。这一情形在造反派群众身上则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造反行为是对体制官僚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否定，具有阶级对抗性质，同时也懂得这个斗争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毁灭。因而在实际斗争中既有绝不与走资派妥协的强烈的思想自主意识，又有希望得到正统权力承认而显得缺乏政治自主意识的表现。上海造反派希望得到中央承认的安亭事件和敢于夺权第一个吃螃蟹，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之一。当权派却与之恰恰相反，思想和政治自主意识极为彻底和坚定，从文革初期工作组开始，就不承认文革的积极意义，在种种假象掩盖下，把与造反派的对抗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始终没有改变反对文革的政治立场。
不管当时的当权派或今天的走资派如何否定文革的积极意义，文革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革命，除了深远的政治含义外，在诸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村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所代表的社会进步意义，同样是任何恶意诽谤抹杀不了的。教育革命反对压制学生独立精神的“师道尊严”，取消考试制度的最高裁判权威，提倡走出校门，开门办学，实现工农兵对学生的再教育，贴近社会现实，注重真才实学，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教育革命的最高成果是工农兵上大学，直接体现了教育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文艺革命彻底扫除了文艺舞台上的封建糟粕，在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和美术等各个领域，坚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生动刻画工农兵形象，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弘扬革命正气，创作出了包括样板戏在内的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几乎人人会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为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净化灵魂、陶冶情操，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除了配合文革收缩战略、开发农村边疆地区和减缓城市就业压力等暂时的策略性考虑外，最为根本的意义是有利于改造青年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使他们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在现实风雨中锻炼成才。有人在大浪淘沙中被无情淘汰，躲进伤痕文学里寻求精神寄慰，更多的人则得益于脚踏实地的艰苦锤炼，成为今天社会政治和经济界的骨干力量。直到现在，他们中多数人对流逝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决不后悔；赤脚医生直接面向广大农村，奉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精神，不脱离生产劳动，只拿微薄的工分补贴，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尽职尽守、满腔热忱、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随叫随到，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和尊重。他们主要由经过短期医疗培训的知识青年和民间医疗世家组成，在解决农村地区防疫、防病，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治疗大量常见病和多发病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农民看做是为穷人服务的天使。一句话，这些新生事物所反对的都是精英统治，所倡导的都是发扬大众民主和为人民服务。
相比之下，今天与之背道而驰的教育模式，不仅把学生禁锢在扼杀创造性思维的应试教育之中，而且把追逐经济利益当做首要目的，培养大批丢失灵魂的社会白丁，灌输封建士大夫思想和极端自私的资产阶级精英意识，甚至成为一些奴颜媚骨、数典忘祖等民族败类的孵化器；文艺界封建文化泛滥，肆意篡改歪曲历史，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汉奸文化大行其道，日益幼儿化的弱智的衰男嗲女和无床不成戏的淫盗暴力充斥荧屏；赤脚医生现已被“乡村医疗证书”所扼杀，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也被充满铜臭的经济利益取而代之。越来越豪华的医疗模式，把缺乏支付能力的底层民众拒之门外，钱比命贵、见死不救、收费天文、大而无当、医患纠纷等现象随处可见。当前采取的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不过是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调节医患双方的经济利益而已，并没有改变为金钱服务的医疗服务方向的本质。赤脚医生早已成为贫民患者渴望悬壶济世的梦想。
9、转入高层较量与最后结局
发生在中央高层中的王关戚倒台和林彪事件，以及一反常态自上而下开展的批林批孔、评《水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反映出上层各派力量因斗争方式不同所导致的政治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毛泽东对待犯过错误干部的一贯态度，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意了邓小平想重新出来工作的请求，让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考察他是否真的改变了反对文革的立场。
毛泽东认为，文革“七分成绩三份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975年11月20日，病重中的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作出肯定文革的决议，遭到邓小平断然拒绝。毛泽东不得不停止邓小平统管全面工作，让他专管外交事务。随后，毛泽东在一次“打招呼”会上说：“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把在整顿工作中出现的反文革做法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2月25日，华国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布署全面揭批邓小平复出后实行的各项整顿措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文章，在全国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定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
4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运动进行到8月，中央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在全国展开批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了高潮。
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华国锋在军方支持配合下，随即逮捕“四人帮”，打倒了政治上不够成熟的江青等中央高层文革派核心力量，为邓小平最终彻底翻案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条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进入了尾声。
华国锋的政治角色，实际上是受过冲击后参加三结合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怕失去受毛主席信任和“革命干部”这两个具有保护色彩的光环，在全国人民面前承担背叛毛泽东、反对文革的政治责任，提出“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继续批判右倾翻案风，拒绝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想用自己的地位解除来自右派的威胁。他在高估自己的同时低估了对手。左派已被打倒，他独木难支，在军方压力下最后还是同意了邓小平再次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画上了句号。
由此可见，任何领导人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原则立场，不能正确看待文革，奉行机会主义，离走资派就仅有一步之遥，一旦否定文革，就会立即与走资派同流合污。
76年，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中国第一场生死较量的帷幕徐徐落下。随后发生的苏东资本主义复辟剧变和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私有化大逆转，无不验证了毛泽东四十多年前的预言。
中国共产党内否认阶级斗争、维护旧官僚体制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中，已经转化为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救中国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激烈斗争。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落下的幕布还将再次开启，上演远未结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剧。
四、远未结束的斗争
对立统一规律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客观事物运动的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形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下，必然转化为社会主义不断趋向完善的统一形态中去。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阶级对立会不断打破社会主义暂时的统一，既是苏东剧变和中国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倒退或反复，也不过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更高一级的肯定中，社会主义向更加完善的统一形态转化的必然过程。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导致阶级矛盾的对立形态无法向社会主义更完备的统一形态转化，而是转向资本主义的统一形态。苏共和中共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正是在这里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坚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毫无疑问，是否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自己思想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否承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自己执政理念的实质和根本准则，能否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文革，已成为区别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标准。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盘踞在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排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力掩盖历史真相，蒙蔽人民，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不仅剥夺了社会主义赋予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且剥夺了他们维权罢工的天然民主权力，成为彻头彻尾的官僚资本和新生资本的代言人。
长达三十年对文革的妖魔化舆论宣传，使人民群众表面上看似认同了文革是一场动乱的主流说法，但却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人认真思考文革所主张的革命原则与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也正在无情打破漏洞百出的主流说教，人民群众已经处在逐渐觉醒的进程之中。
当初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们现已基本退了下来，他们排斥造反派的态度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但随着对抗力量的缺位和落实政策带来的政治翻身及高薪修养，多数人已经心平气和，原来的对抗意志已大大减弱或淡化。但面对私有化造成的种种恶果和人民群众缺失尊严的艰难生存状况，革命战争和毛泽东思想曾赋予他们的基本觉悟和正义感，又使他们良心不安，陷入丢失信仰的困惑之中。其中有不少人开始理解文革的意义，觉得愧对毛泽东，愧对人民。更有人放弃个人恩怨，走出“老干部”群体利益的小圈子，拍案而起，重新站到人民群众立场上，反思改革开放，怒斥私有化，仗义执言、奔走呼吁，反对倒行逆施的党内修正主义私有化政治路线。
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知识分子会附在五张皮上。精英意识和趋炎附势的小资生存之道，使很多人附在官僚资本这张皮上。他们抛开民族和人民大众，透过狭小的自我感受视角，以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标准，刻意渲染个人或某些人的“不幸经历”，哀怨命运，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只看现象不见本质，对文革作出肤浅和错误的评判。另有一些人则自觉站在资产阶级精英和买办卖国立场上，为官僚集团出谋划策，摇旗呐喊。他们仇视人民大众的大民主，肆意歪曲、攻击和妖魔化文革、共产党和毛泽东，成了当前中国最反动的文化黑帮。袁腾飞、茅于轼、辛子陵、吴敬琏、李锐等人就是其部分代表人物。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附在人民大众这张皮上，他们在人民群众尚未完全觉醒的状态下，率先对文革进行了清晰而有理性的剖析和阐述。他们已经成为唤醒人民起来反对私有化和除奸爱国的思想先驱者。
在文革中曾起来造反的学生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主流观念迷惑，对今天的私有化现实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他们正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告别过去，走向成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政治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蕴含巨大革命能量的骨干群体。在已经开始的新的斗争中，历史必将对他们作出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评价。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当社会生产关系中私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主要成分，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正在失去主导地位的新的社会条件下，文革不可能复制，也不会重演。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大众民主的实践，如同一笔伟大的意义深远的遗产留给了人们。人民大众一定会从这笔宝贵遗产和今天的切身经历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继续完成自我教育，逐步成熟，看清方向，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长期、复杂、激烈和不断反复的斗争，直到彻底解放自己。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追求更高文明的进步史。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展到必须依靠霸权掠夺他国资源和生产劳动成果才能生存的腐朽阶段。霸权的野蛮本质无疑是对一切社会公平的彻底否定，同样也否定了资本主义曾经拥有过的文明意义，已成为一种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没落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其大众公平原则必将取代资本霸权已是不可改变的社会文明进步方向。
中国从康梁大同到孙中山大同的理想追求均以失败告终的事实表明，只有共产主义大同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无产阶级夺回资本统治权力、最终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才是彻底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的唯一正确途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经在推翻封建专制中建立过辉煌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大众民主革命，则必将在推翻资本精英专制中创立更加进步辉煌的未来。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中又一个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真正公平的新大同的步伐，绝不会因为苏东剧变和中国私有化改革这种暂时挫折而发生丝毫改变。
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运动，践行了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消灭维护私有制的一切上层建筑附属物，同一切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继续革命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极为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历史尝试。它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一闪即逝。但巴黎公社劳动大众民主的公平原则永存。它的伟大就在于它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大众民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次历史尝试。它像一场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在历史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它的伟大就在于它践行了巴黎公社原则，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无知叫嚣，已经被曾经发生和仍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彻底粉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欺骗手法，每天都在被无情拆穿。共产主义信念正在人们心中逐步回归，越来越多的人再次唱响了《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内尔一定要实现。”
社会主义正在走过寒冷的冬夜，人民有理由相信，黎明的曙光就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