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小屁民，对毛主席的认识有限，但纵观他老人家所做的事，我终于明白，他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老百姓的，是真关心。并且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而且为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不惜面对强敌，甚至不惜得罪自己最亲的战友，他只希望他的同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他才无憾，才配称着是“同志”，但他的同志会不会被“糖衣炮弹”打倒呢？为了让他的同志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发动了一次人类史上“最牛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但是人都是有私欲的，怎么搞都很难。
对毛主席的评价达不到他老人家的境界那不能乱说，我总认为毛主席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就是中华文化的推手，他老人家改变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这么说就是他老人家的使命——改造中国社会，改造人的思维，乃至世界推广到世界范围。
当然，这一切不是我这个小人物说了算的，看看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谈到传统文化时怎么说……
什么是“至善”？“明明德”。一切生命过程只是为了“明明德”，除此再无其他目的，就是“止于至善”了。我明白我的“心”是在如何运动的，这才是生命的终极目的。一旦明白了“心”运动的奥秘，我们就再不会被万相牵着鼻子瞎撞，大量的无妄之灾自会消失。世间事、世间人、世间万相，凡存在都是有目的，都是有价值的。但是，一切目的，一切价值，都必定最终指向“明明德”，否则就不是“止于至善”的思维。
这是和当代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文化，完全不相同的价值观。
同时也牵扯到思维方式。这种“止于至善”的价值追求，不能就事论事，就物说物，就人论人。但却都要在不离事、不离物，不离人，都要以此为基础，看其和人类全体整体的“明明德”的关系。
比如如何看毛泽东这个人？简单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都将是偏颇的。如果放在全人类的“明明德”的大流程中看，这个人的功劳太大了。
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观念决难超越李鸿章，因为在李鸿章心目中，皇帝的“通天教主”文化是永恒的真理。朱熹的错误也主要在于超越不了这种“通天教主”文化。
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的观念也决难超越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如果依这几位的，今天的中国文化就只能是“台湾文化”。再一进步，充其量只能是“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的余唾。这三种文化都是东方人生硬模仿西方文化的产物。人们只要稍加思维便知道了。如果中国文化成为日本、韩国、台湾似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本有优越性根本无从发挥，也根本谈不上替代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现代文化。人家美国文化已经把这种文化推到极致了。如沉溺在这个文化系统中，中国超越不了美国，人类文明就再不能向前迈出半步，还谈什么“明明德”？什么“止于至善”？
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肯定是失败的，即便现在还能苟延，也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稍微了解一下戈尔巴乔夫、普京这两个人的文化体系，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不可能为人类新文明打下基础，更不可能创造新文明。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便看透了这一点。
不谈具体历史事件了，那样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只能说毛泽东把这一期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海盗文化为载体的新教文化，“亚里士多德陷阱”中的文化，全盘否定了。
毛泽东是新文明的清道夫。
这个评价绝不为过。能这样理解现实，也就是“止于至善”的思维。
“知止而后有定”。
“定”，在这里是指心态说的。“定”就不是惶惑不安，左顾右盼，朝秦暮楚。也就容易产生“定见”。
我这一生都是在毛泽东影响下渡过的。十八岁进监狱。在那二十多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但是，我这一生，虽然没有亲身接触过这位伟人，但民间的传说听得多了，几乎没有什么公认的好评。但是自我学会了“止于至善”的思维，任何人动摇不了我现在对毛泽东的尊敬与尊重。
我常想，如果把我放在毛泽东生存的时代、环境、地位，我不仅不可能象他那样高瞻远瞩，洞若观火，甚至不会比王明、张国焘强多少。
人们，如果你的思维总是这样“内省”，这才是成年人应有的思维，才可能是理智的思维。
到了这里， “定而后能静，静而有能安，安而后能虑”，还要再讲吗？
当你超越了个人的功利、观念，一心“止于至善”，心情自会平静而理智，智慧必然自来。
自来的“智慧”，是你的也不是你的，是天的、道的、佛的，又同时是你的。
在这里，“否定”的思维是极为重要的。
在一切“必有事发”之时，我们的大脑都会立即出现各种各样的判断。一个判断被否定了，下一个判断又会涌来。这些主观意识中的判断，基本是被“宿命自我”所左右的。不管我们在哪个具体的“当下”，认为自己多么聪明，多么睿智，多么敏捷，其实都是“宿命自我”的既定心灵“软件”决定了的。在这里，尤其是所谓“合逻辑”的判断最能诱人。
这便是我一再提到的“亚里士多德陷阱”。这个陷阱的根本思维特点是，每遇见一件事、物、人，首先将其静止下来，用一个“概念”定位。正是康德所说，“知识”就是把所见、所知、所闻的事、物、人，放在一个经典物理学的时空框架中定位。“位”定好了，知识——概念也便认定了，由此推理、演绎、分析、综合……
其实西方人不知，只要这么一静止，此刻你生命也就“死”了。你面对的事、物、人……也“死”了，这样的“虑”，当然不可能是“止于至善”的。
用孔子的话说，“至善”永远是“逝者如斯夫！”
用释迦牟尼佛的话说，“至善”永远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现在许多中国人、外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大半是依这种思维方式，思考出来的。先不管其公允与否，这种评价，也只是一个评价。对于评价者自己体认生命运动的发展轨迹毫无作用。
人们，你能从现在社会上的学术界、政治界对毛泽东的评价中，看到生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吗？能看到中国及世界的必然前途吗？能指导自己正确认识自己的生命运动吗？
说到这里，人们，“物有本末，事有先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段话，还需细解吗？
我们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我以为历史会证明就是“天心”、“道心”、“佛心”对毛泽东的评价。
因为我们从毛泽东一生的作为中，看到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向，其实也就是自己生命可能的发展趋向。以这个为座标观察自己的每一个“当下”，自然是“则近道矣”。
我现在的许多的结论都是从我多年的内省中得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为我的思维扫清上述三重障碍，我不会对今日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看得这么明白。更不知如何“止于至善”。更不知如何反省自己的“明德”。“内省”自己“明德”的过程，就是“明明德”。
明心见“性”，无“性”可见。能见一切人，都在奔向明“明德”，就是见“性”。
顺便说一下，毛主席故居我去了一次。在那里，我的钱包丢失了。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当时我正准备上车，一摸口袋，钱包没了。我的心立即沉下去了。告诉我的同事，他们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们有2000多，他们说“算了”，我也明白希望几乎为零。但我不甘心，转身往回就跑，我的小儿子（他只有虚九岁）紧跟着我，同时还有两同事随后跟来。当他们才到光场处时，我已经到了那些小贩身边，就只简单的询问，就有人告诉了我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而她也声明正在等失主。那时，我非常激动，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是为她们的淳朴。事后，到了旅行车上，大家纷纷询问，汪校长说：“当我和海军刚转弯时，就看到宝平已经向人家又是握手又是敬礼的了”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当汽车离去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这是发生在2009年暑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