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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扮演过很多角色的人物——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诗人、书法家。历史上不凡有众多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诗人、书法家，但能将如此众多的角色集于一身，大概也是凤毛麟角的。在这么多的角色面前，他却谦虚地说：“其实我只是个教员。”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
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鼓动家和组织者。在天地混沌之际，他能够看清楚事态发展的走向。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他喊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不顾以城市中心的俄国革命之“神圣经验”，依然将秋收起义的残部开往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要知道，在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那个时代，抛弃大城市而把工作中心转向农村，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之举。当林彪质疑他井冈山的红旗能打多久时，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加以回答。抗战胶着时，国内舆论一片混杂，主战者悲愤高呼，往往只会以血荐国，怯战者懦懦言行，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他以一部并不太厚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出路。当老蒋气势汹汹地放言三个月内剿灭共产党之时，他用蔑视的口吻回答：“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尽管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具体事务管理者，但他绝对是天才的制度设计人。当他发现自己的队伍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的时候，他不会用“之乎者也”的语言讲什么大道理，他聪明地发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说起，还将它们编成一首歌——曲调也是从流传已久的曾国藩的操练歌中改编过来的。他还是一个制造“典型”的高手，一个张思德，一个白求恩，一个雷锋，一个王进喜，就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而在那个叫三湾的小山村，他把不足一千人的部队加以整编，把党支部建在了连上，形成有效的组织动员体系。他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形成了独创的军事民主机制，在三湾改编30多年后，他依旧怀念自己所开创的这种草根民主机制并试图将之运用于社会生活中。
他没有上过大学，最高学历也只是上过中专师范，但这不影响到他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首《沁园春?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他是格言的发明人，这是一种无从学习到的天赋，他的思想具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样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农村包围城市”，“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不构成所谓深奥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像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一样，轻灵，一击能胜，光芒万丈。
他是一个敢字当头、天生不惮于冒险的人，危险越大，他的斗志将越是高昂。他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他会让同志们反复诵读《愚公移山》，以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他不畏惧强者，当共和国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举的时候，他也敢于派兵渡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硬碰硬打大仗。在1958年美国企图制造台海分裂时，他下令炮打金门，与对岸同为民族主义者的蒋委员长合演了一出戏，打破了美国的阴谋。他言辞拒绝赫鲁晓夫的威吓，誓言“原子弹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越战时期，中国政府一句“不得越过17线”的声明，让美国五角大楼的高官们神经紧绷自始自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霸气，中国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却决不会沦于空想。与那些只会与经典亦步亦趋的书呆子们不同，他善于利用经典，而不是被经典利用，因为他不是一个计较于物质得失的人。老蒋要进攻延安，他丢给胡宗南一座空城，让这位“西北王”空喜一场。他告诉那些认为不应当放弃延安的战士们：“放弃一个延安，我们将得到整个中国。”果然不出所料，3年之后，毛泽东率领他的同志们胜利开进北京城，建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但他从不为反对而反对，他的目的很明确——人民大众的福祉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和国即将建立之时，他就告诫他的同志们：“夺权全国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把进北京城戏称为“进京赶考”，他思索着，怎样才能不当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赶出京城的李自成第二，怎样才能防止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重演。果然，建国没多久，两个贪污了20多万的干部被揭发了出来，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在革命年代功勋卓著的干部，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他们没有屈服，在那些糖衣炮弹面前却被击垮了。“只有枪毙他们，才能挽救更多的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有人高唱凯歌，沉醉于这一决定性的胜利，认为革命已经结束。而毛泽东却没有这么想，他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所有制”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处分权相分离的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之后，必然导致一个与人民利益相冲突的特权集团的产生。当别人把官僚主义仅仅作为作风问题时，他却认识到，这是涉及到政权性质的严重政治问题。他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批判苏联的“马钢经验”，树立起来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崔之元先生说，西方认为最先进的日本式管理，就与“鞍钢宪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知道，革命政权的巩固有赖于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普遍参与，一旦这种参与被排除，处在国家管理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就会失去制约，甚至为所欲为，权力就会异化，政权就会变质。
他是个永远的青年。他告诫今天所有正在学习的年轻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因为没有身体这个本钱，一切事业都只能免谈。他为他的后辈们鼓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他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之外唯一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传遍了亚非拉各地争取人民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战场。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时，表情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学生;莫桑比克人虔诚地把首都马普托的一条大街命名为“毛泽东大街”;不久前有不少来自非洲的年轻政治家更是把对湖南的参访称为“朝圣之旅”。在四十年前的那个红色五月，巴黎学生“把戴高乐送进档案馆、修道院!”的口号让欧美政客们第一次感受到这位来自东方的思想家的猛烈冲击。时至今日，尼泊尔的共产党人沿着他曾经走过的道路，从一支只有两条破枪的队伍，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左翼力量的旗帜性人物查韦斯更是在北京毫不讳言地告诉前来迎接他的人们：“我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追随者。
他命中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超级巨星的优势在于：他能成为事业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个人的魅力为事业涂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势也很明显：事业形象维系于一人，俱荣俱毁，风险极大。晚年，他苦于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一句“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道出了心中的无限忧思。
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毛泽东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由于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纷争和不同利益立足点，关于他的争议远远不会平息，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原主席勃兰特评价毛泽东时所言：“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