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德
珍宝岛保卫战决策内幕：毛泽东“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新沙皇觊觎珍宝岛由来已久，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事端。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
中苏两国20世纪60年代末在珍宝岛进行的那场边境武装冲突不是偶然的。它是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埋下的祸根，是苏联当局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野心膨胀的反映，是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之争的必然结果。
沙俄帝国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引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祸根。中苏两国边界领土之争源于17世纪。17世纪中叶，沙俄利用中国明清两朝交替、清军入关的时机，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占领尼布楚、雅克萨等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国对中国领土开始大规模侵占。1858年5月，俄国方面提出《中俄瑷珲条约》并迫使中国清朝政府驻黑龙江将军奕山签字，强行割去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沙俄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机，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11月14日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占为己有。1862年至1864年，中俄双方两次进行谈判，迫使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行割去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81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又把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这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俄国从中国强行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
对于沙俄帝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列宁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和其他多种原因，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实现。
中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他们没有屈服，组织起来反抗沙俄的侵略，中俄之间不断爆发占领反占领的斗争，由此也埋下了中苏边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纷争的祸根。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因而中苏两国的边界也是安宁的。但是，1958年之后，中苏两党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和对立，并进而波及到中苏两国边界的安宁。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因而与中国党和国家的关系还是友好的。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就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磨擦”。毛泽东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8年4月，苏联为了指挥其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要求和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不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北京，又要求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编队。苏方的这两个要求，涉及到中国的主权，使毛泽东感到非常愤怒，断然予以拒绝。对此，赫鲁晓夫并不甘心，继续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冷冰冰地回答他，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洋。赫鲁晓夫不解毛泽东的意思，探问毛泽东，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不知好歹，反而说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毛泽东柔中寓刚地回敬他，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这时赫鲁晓夫才真正明白了毛泽东刚才那番话的意思。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的风波引起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人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赫鲁晓夫结束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来到北京。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上发表的讲话中大力鼓吹“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中双方的正式会谈中，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兴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把戴维营会谈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问题的。”
这次会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对待美国问题上的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把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作为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中国和其他兄弟党国家的具体情况，硬要按照他们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会谈中，赫鲁晓夫就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中国的外交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具体事项。首先，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明确告诉他：“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毛泽东坚决不退让，始终没有答应他。
赫鲁晓夫碰了钉子，还不知趣，在谈到中印边境冲突时，他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并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义正辞严地回答他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察觉，直至边民与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赫鲁晓夫见中国在对印问题上毫不退让，又提出了炮击金门的问题。他对中国军队炮击金门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一直耿耿于怀。他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的气氛。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赫鲁晓夫的指责当即遭到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的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这次会谈后，中苏两党之间的冲突一直在发展。自1960年起，分歧已从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上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从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苏联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1960年6月，在有5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共代表团表示“我党宁可被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上施加重大压力。7月6日，苏联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中苏友好》杂志；16日，苏联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七八月间，苏方在新疆边界地区挑起边界纠纷；年底，苏联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后，中国发表了阿反击苏联的材料，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1年苏共22大后，苏共及其控制下的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攻击。1963年7月，苏共中央在中苏两党谈判期间违背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公开的全面的攻击。
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中国党和毛泽东不卑不亢，当仁不让，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的尊严。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中苏论战时，以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以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叫他退居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着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他接着说：“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你们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水果有的是，卖给你们就是了。”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气愤地说：“苏联曾要求我们搞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了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要求在中国领海与中国共同搞联合舰队，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母)鸡！”在中苏边界问题上，苏联也不断制造事端，尤其是1962年4月苏联一手制造的中国六万边民大逃亡事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成为引发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这一年的4月22日，由于苏联当局蓄谋已久的一手策划，中国边民几千人冲进新疆伊宁市州委大院进行打砸抢之后，冲过中苏边境涌入苏联境内。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边民67000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了几百人。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起国际边民外逃事件。
这件事很快报到了党中央。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周恩来说：“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和他们一块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宫。”周恩来接着汇报。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停顿了一会，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吗？现在谁是谁非也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的。过20年、30年，大家会明白的。”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30年后，苏联解体，逃入苏联的那些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他们这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又从当年外逃的桥头涌了回来，他们想留在已经富裕了的中国。然而，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中国国籍。
对于苏联当局的挑衅行为，中国党和政府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忍让的态度。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苏两国核垄断的地位。与此同时，苏共中央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被赶下了台，苏联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新班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苏联新班子组成后中，希望其对华政策有所改变，就在他们就任新职的时候，以中国领导人联名的形式发了贺电。此后，又对苏联宇宙飞船发射成功表示祝贺。苏联新领导也以联名的形式复电致谢。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关系的缓和似乎出现了曙光。
然而，中国人的良好愿望又一次被苏联领导人的傲慢和无故挑起事端所打破。
11月5日，中国派出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11月7日，中国代表团在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竟没想到遇到了苏方的无理挑衅。席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端着酒杯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当即遭到周恩来的斥责。马林诺夫斯基又走到贺龙身边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也被贺龙顶回。
面对苏方的无端挑衅，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勃列日涅夫正式道歉，并解释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已受到苏共中央谴责。周恩来尖锐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
此后，在两党的正式会议中，勃列日涅夫等人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讳莫如深，却坚持要在年底召开赫鲁晓夫原来要开的兄弟党会议。周恩来多次追问：“既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为什么还要开这个原来准备攻击中共、破坏兄弟党团结的会呢？”米高扬透露说，在苏共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现领导与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勃列日涅夫对此也予以默认。中国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善意又一次被他们拒绝了。
在边界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一样，继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推进苏联边防军的巡逻线，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生产活动，侵占中国管辖下的领土。
对苏方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始终以中苏人民友谊为重，一再忍让，并在1960年8月和9月两次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还在1963年8月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等六项建议。但苏联政府蛮不讲理，根本不承认存在苏中边界问题，拒绝谈判，同时却又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直到中国同绝大多数周边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签订了边界条约，苏联才于1963年晚些时候同意举行苏中边界谈判。
1964年2月15日，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副部长级全权代表泽里亚诺夫。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明确指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朝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中苏两国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地位，苏联人民后来长期在被那些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上居住并没有责任。中国政府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主张，既分清了历史是非曲直，又考虑了两国边界的现状，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体现了中国的友好诚意。
关于中苏之间历史上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早已承认是不平等条约。然而，在苏联官方授意下，苏联某些出版物变调了。他们倒打一耙，硬说1689年中国清朝政府同沙俄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割去了俄国的领土，沙俄政府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反倒成了是俄国收复失地。他们甚至不顾历史实际，违背常识，蛮横地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居住过。
他们根本听不进中国方面合情合理的建议。双方的谈判没有了合理的共同基础，更无从达成任何协议，谈判于8月22日中断。
其实苏联根本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要制造一个对抗、<甚至战争的边界，借此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用武力威胁中国，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他们在量增加在中苏边境的驻军。1964年以前，苏联在亚洲地区的驻军为30个师左右，其中在苏中边境地区15个师，而在蒙古根本没有驻军。1965年以后，苏联向亚洲地区特别是苏中边境地区猛烈增兵，使靠近中国东北地区的苏联远东军区成为它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的最大军区，亚洲地区的苏联陆军逐步增加到50多个师(苏中边境地区约40个师)，各型军用飞机4000架，还有一个在苏联4个海军舰队中占首位的太平洋舰队，400多枚洲际导弹和一些中程导弹，总兵力达到100万人以上。苏联的军用飞机、舰艇成天在苏中边境和中国沿海侦察、巡逻、游弋，还经常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1966年1月，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双方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苏联和蒙古“在保证两国防御能力方面相互援助”，双方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军事措施，以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苏军大量开进了蒙古。蒙古位于中国和苏联之间，除中苏两国外不同任何其他国家接壤，这个条约的矛头所指的是再露骨也没有的了。
随后，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不断寻衅闹事，占我地区，打我渔民，抢我船只，犯下了一桩又一桩的罪行。
1968年1月5日清晨，中国黑龙江省饶河县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上，中国渔民在主航道中国一侧破冰捕鱼。每年冬天这里的渔民主要是以捕鱼为业，因为江面已封冻，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江面上，将鱼运到县里出售。
中午时分，捕鱼的渔民正要往汽车里装鱼，忽然听到从河对面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抬头一看，苏军的2辆装甲车和6辆军用卡车正从苏方的库列比亚克依内哨所的方向高速驶来。苏军的装甲车和汽车大摇大摆地驶过乌苏里江主航道，开足了马力冲上中国的七里沁岛。他们在岛上示威性地转了一圈之后，将车停在江心中国一侧。车停下后，从第一辆装甲车里爬出一名苏军上尉，只听他叫喊了几声，苏军士兵纷纷跳下车来，又从汽车的驾驶室里拉出2条军犬。2名苏军士兵跑过来抓住一名中国渔民，拳打脚踢起来，接着他们又将这名中国渔民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当这个渔民爬上来时，2条军犬狂叫着扑到他身上，顿时将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看到苏军这样横行霸道，中国渔民们强忍着怒火，继续往汽车里装鱼。苏军上尉仍不罢休，又指挥装甲车呼地冲了过来，将中国拉鱼的汽车撞坏，渔民们一看脸都气歪了，冲上去和他们理论：“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滚出去！”
毫无人性的苏军上尉冷笑了一声，竟然命令装甲车朝人群冲去。中国渔民面对苏军装甲车，用力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装甲车吼叫着驶了过来，一名青年渔民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结果，他倒在车轮下面。紧接着又有人冲上去，装甲车像发疯的野兽似的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中国渔民不惜牺牲性命，赤手空拳与苏军搏斗，鲜血染红了冰面，有4名中国渔民被苏军的装甲车压死。
苏军在七里沁岛压死中国渔民后，又在黑瞎子岛挑起事端。黑瞎子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面积约为350平方公里。前不久，苏联出动军队，强占了该岛北部和东南面的江面，并派遣军舰封锁江面，拦劫中国船只，抢夺中国货船上的货物，殴打中国船员，并且截断了中国船只来往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航行要道，强行剥夺了中国在这两段界江航行权。由于苏军舰艇的驱赶和阻拦，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中国船只已很难看到，只有少数中国渔民在江上捕鱼，但十有<鱼网被苏军炮艇拖走，或被苏军用刀子割烂。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的巡逻艇也奉命暂时停止了这一地区的巡逻活动。
1968年9月4日上午，横行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5艘苏军炮艇一字排开，在一名苏军少校的指挥下，又开始耀武扬威地驶入黑龙江主航道。不一会儿，苏军少校从望远镜里发现有中国一条小渔船，船上有<渔民，正向他们划来。中国渔民是向苏军要渔网来了。原来，一小时之前，苏军一艘炮艇在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用长钩拖走了中国渔民的几套挂网。小船靠近炮艇后，一名中国渔民站在船上喊道，“你们为什么割我们的渔网，这是中国的黑龙江，你们滚出去！”少校冷笑了一声，指挥两名苏军士兵用高压水枪向小船喷去，又指挥几个苏军士兵用长杆向小船捅去。中国渔民紧抓住杆子一头不放，双方僵持不下。少校一看，命令开船。炮艇开动起来，把渔船掀翻。两个落水的中国渔民奋力向岸上游去，少校又命岸边的苏军士兵用长杆捅，不准这<人上岸。中国渔民只好又游回到江中，趴在翻了的船底上，顺江飘去。正在这时，又有一艘中国货船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一字排开，不准中国货船通过。中国货船靠到了主航道中国一侧缓慢前行。5艘苏军炮艇将中国货船团团围住，从前后左右靠了上来，接着有100多名持枪的苏军士兵跳上船来。中国船长怒斥苏军士兵：“你们想干什么？”话音未落，已被苏军士兵一枪托打倒在地，双方顿时扭打起来。结果，中国16名船员被打成重伤。
光天化日之下，苏军边防军杀我边民，抢我货船，阻我通行，破坏我边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使中苏边境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态势更加严重了。
情况报到了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看完了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告后，从沙发上站起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吸了一口，对周恩来说：“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压死了我们的人，又来抢货船，一点道理也不讲。边界谈判，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说谈不拢也不要紧，可以维持现状嘛，看来现状也维持不住了。”
周恩来拿出一份文件：“主席，这一份看过了吧，他们在中苏边境又增加了十几个师，还在新疆对面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组建了一个中亚军区。”
“噢！”毛泽东一听转过身来，“这是个动向啊，要东西呼应，叫你两边顾不上。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
“大三线的建设进展很快，看来主席<年就提出大三线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时，争取了时间。”周恩来既是汇报，又是总结地说。
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好像是在回顾几年之前，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时的情景。
“有备才能无患嘛，你没有准备他肯定会打你，你有了准备，他可能不敢打了，准备得越充分，他们越不敢轻易打。”
周恩来点了点头；“是的，很有道理，有了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就失去了作用，我们也不会措手不及。”
“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毛泽东边说边走到窗前，抬头眺望，坚定有力地说。
“要准备打仗”这五个字，字字重千钧。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向七亿中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从此，中国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口号，时时响彻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全国进入了准战时状态。
文章摘自《毛泽东与重大决策纪实》
作者：张树德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