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是马列主义的伟大践行者，是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袖标榜。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智慧借助于广博的历史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预见性、可持续性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意义不容置疑。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做的历史贡献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蒋介石老先生赶到了台湾，避免了新中国像南北朝鲜那样的两党对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建了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和人民民主体系，把中国人的身心从几千年封建传统奴役思想统治中解救出来，打破了封建统治者“贫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统治，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文明。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三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地发动从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避免了毛泽东逝世后他们之间的相互纷争，为新中国的和平稳定、长治久安扫除了思想人为障碍——此举堪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相媲美。
一.“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
毛泽东暮年时曾经自我总结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既然毛泽东明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文革”坚持到底呢？难道毛泽东不明白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力和权威的威慑力有多么巨大吗？毛泽东既然明知“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可毛泽东为什么又要刻意去“招惹”那些开国元勋们呢？难道毛泽东真的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智慧吗？难道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
通过毛泽东的“盖棺定论”和毛泽东统揽社会全局的高度我们不难推解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意义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不可否认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不能否认“文革”的发动使部分学生丧失了学业的机会。我们也不可否认因部分人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偏差给少数无辜者带来的那场人生劫难是空前的。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文革”的发动与否事关新中国的存亡。假如在“文革”发动的过程中没有那些“闹剧”（或者说是“小插曲”）又怎么能发动起群众？“文革”又怎么能取得成功？
我们必须认可开国元勋们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无比巨大的。我们必须认可如果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和浴血奋战，就就不会有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的心性虽然各异，但他们都堪称是英雄中的英雄、强人中的强人，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充足的理由让后来人用最高的礼仪去崇敬和膜拜。但我们同样不能无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开国元勋们的功名和荣耀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因了他们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开国元勋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赫赫战功自居，他们服从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信服，但假如没有了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他们谁又会服谁？他们中的哪一位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假如在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因所持的观点不同、或言语不和而闹起纷争，又有谁能劝解得了？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出他们凭借在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们在毛泽东逝世后闹起纷争，又有谁敢断言他们不会把新中国闹个四分五裂、天翻地覆？
对于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的不可撼摇性。从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开国元老依靠在党和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在毛泽东逝世后就随之协助华国锋逮捕了以“开国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开国元老们因对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对开国元勋们所造成地“迫害”存有抵触心理等原因，不久后又一道解除了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务，并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这一客观发生的事实就可见一般。
毛泽东正是预见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得不适时发动了那场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文革”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分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
“文革”是针对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一场政治思想斗争。说“文革”的“乱”只是一个表象是因为“文革”的发动：1.没有破坏社会生产；2.没有引起社会动荡；3.没有涉嫌国防和部队建设；4.没有外国列强的趁虚而入——这又何“乱”之有？
“文化大革命”成功发动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把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在了人民的监督之下。毛泽东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发动，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执政者的执政权利和执政地位都是人民所赋予的，他们的执政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所得到的荣誉和利益是因为人民对他们工作成绩的认可，他们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消除了社会不稳定隐患、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中的“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和“压制了专权主义和专权政治的逐步抬头，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两者之间无所谓派生与主流，这些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之所以把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放到第一位是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局认识出发对“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泽东的执政目的始终坚持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从毛泽东一生（尤其是晚年）的执政思想理念中可以感悟出：毛泽东把他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大我”，而把家庭和亲情这个“小我”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和深入不得不把与他共同经历战争艰难岁月的“开国夫人”江青推向了革命的前台——作为一颗棋子来下，但毛泽东晚年同江青“划清界线”起到了保护江青的作用吗——没有——多么可怜又可敬的老人呀！
就毛泽东思想的无可挑剔性和人之常理去推解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决没有理由（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在毛泽东逝世后就随之逮捕了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狱中道出真情“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的江青也决没有理由去反动毛泽东一手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中政职权。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对华国锋的事先安排，是为了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对于毛泽东对江青的思想决策，请参见汉朝初期的“吕后叛乱”和历史上的后宫乱国——并以此提高华国锋在党群中的政治威望——但即便是这样，江青也没有理由去怨恨毛泽东什么，因为只有她的丈夫才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才是中华英雄谱中的好男儿——愿江青老人归去的灵魂在“天国”里安息!
这里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的比言也仅指两者发生的社会效力同等相仿，但毛泽东的执政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这与仅仅停留在以维护自身权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为目的封建王权统治时代的帝王统治者的狭义的统治思维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言。
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被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作为“性情中人”的毛泽东不可能同与他共同经历战争艰难岁月的开国元勋们没有深厚的战友情怀。但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为了新中国的长治久安毛泽东又不得不这么做，对主席来说发动”文革”的初衷在当时也只能让天知、地知、自知——难为老人家了。
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的历史评价和定性应站在历史和客观的角度去进行，让一群在毛泽东时代被作为“专政对象”的、受过“文革”“迫害”的人去“定性”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定性”必将被历史所否定。
“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毛泽东执政的“文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文革”不能也没有理由再在新中国重新上演，但中国变成当今这个样子确实是辜负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中国的期望。
当前我们急迫要作的是：必须首先去客观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意义，尽早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历史清白，尽快去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道德法治体系，彻底铲除官场整体腐败，还社会以公平正义，只有这样，中国的长治久安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 发展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路线？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放弃公有制经济路线，放纵个人私欲，允许私有财富无限积累，允许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资本家从事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成本投入去获取最大的生产利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无限剥夺，这样势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资本垄断，而代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却停滞不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因广大劳动人民的个人收入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从而导致了国民整体消费水平相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因社会财富被高度集中在少数私有资本家手，因广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的严重滞后与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国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停滞不前，因私有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的生产利润所导致的盲目生产和不正当生产竞争的经济垄断竞争，势必会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的假象和因私有资本垄断者的哄抬物价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生产过剩”不是因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而是因为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民消费水平的严重滞后和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的盲目生产所导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由于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因为资本家的盲目生产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和因不正当的垄断竞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频繁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随着个人私欲被无限的放纵和社会私有财富的无限集中，经济危机的发生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重，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崩溃。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永远不可调和。随着社会私有财富的无限集中和“官商勾结”所造成的社会整体贪腐，会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伴随滋生诸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永远不可调和。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会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直至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最终灭亡。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因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和私有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法制道德观念的丧失造成了对能源开采的严重失衡和社会环境的极度污染。因私有资本家为了减少生产成本放弃对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造成了诸多的重大安全事故和生产工人的生命财产损失。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1.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经济模式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通过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使社会集体经济模式下的社会生产，社会分工和劳动生产合作更加趋于完善合理。通过对“小农经济”样的落后的私有制经济生产模式的打破，解放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制度平台。2.通过对社会生产利润的分配和再分配，体现了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同工同酬”实现了劳动者用劳动（体力或脑力）换取应有的报酬的公民权利，增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矛盾所导致的社会革命。3.毛泽东时代执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制度，把个人收入最大差额比率控制在1：1.8范围之内，真正体现了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增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避免了因社会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和因社会分配不公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同步，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平台。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公有制经济体制下对“计划经济”的实施，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私有资本拥有者的盲目生产和不正当的垄断竞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
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跳出“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选择
封建帝王专权统治导致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统治者个人意志的盲目性、盲从性。在封建帝王专权统治制度下，因各个王权统治者的个人领导能力的相悬殊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因封建社会所执行的“贫富自由天定”的愚民统治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剥削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和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等原因，形成了历史各封建王朝都难逃“历史盛衰周期律”的怪圈。
早在1949年建国之前，这个奇怪的“周期律”问题就严肃地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一次谈话。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办事尽心尽力。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初兴后亡的‘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年，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本质就是将一切政治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各种政治力量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和平、理性的协商、博弈，最终达成最大的共识，并上升为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国家意志。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跳出“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选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解决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于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和人民民主体系，在于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在于宪法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够切实执行，在于人民对政府权利运行的监督制约不再是一句空话，在于通过向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进行学习和借鉴，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当前社会科技的相对发达和互连网的迅速崛起，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农民工的迅速崛起，国家教育事业的不断拓展完善，城乡“距离”的不断拉近，人民思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等诸多因素为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创造出了良好的平台。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需要广大劳动人民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与参与，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心、奋力争取。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将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次新跨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是曲折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是艰巨的，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共同期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四.“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
近来网上谣传着“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荒谬言论让人看了愤慨。
我们不排除三年困难非正常人口死亡的厄运发生，我们先撇开毛泽东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初衷不论。假如作为凡人的毛泽东在没有预见到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前提下通过“大跃进”政策的执行让饱受饥难的劳动人民能吃饱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费”的话我们不妨使用“浪费”这个字眼，谁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们不妨推算一下毛泽东执行的“大跃进”政策到底有多少粮食被“浪费”进了人民的肚子？这些“浪费”掉的粮食总合到底能让当时的中国人民在维持正常生活水准的前提下能共同“消费”多少天？“大跃进”期间“浪费”到人民肚子里的粮食总合能不能让当时的国民躲过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三年饥荒？也就是说，当时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大跃进”政策的执行“错误”而被饿死？假如那些反毛者的“大跃进政策造成几千万的人口死亡”的谬论是为了叫高解恨，那么为什么仅仅把三年的人口“死亡”数目推给“大跃进”呢？为什么不把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系数都推给“大跃进”呢？为什么不把“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字说成是一亿、十亿、甚至一百亿呢？——“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混淆是非的“逻辑思维”也真的是太高明了！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儿女们》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对子女教育很严，不许他们搞特殊。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每周末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从不乘小卧车，在刚上学的一段日子里，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她是中国的第一号“公主”。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报口粮，她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只报了17斤。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也不让她从家里带东西到学校。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吃的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
读过《毛泽东的儿女们》的论述后我们不禁要问：就算“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再忍饥挨饿，难道真的挤不出作为国家元首的毛泽东一家几口人的饭食吗？假如现在闹起饥荒，不要说对中国元首，就算是对普通官员又会有什么妨碍呢？
当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人的生命与自然抗衡的能力是极其顽强的，在饥饿的胁迫下只要能下咽的东西（比如一草一木，比如树皮、树叶）人都可以把它们作为“食物”用来充饥，饥荒要夺去一个人鲜活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人口增长缓慢不是因为人口死亡率的相对增高，而是因为人口出生率得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维的说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人们紧顾着挨饿了哪还有什么“闲心思”去生孩子？据笔者听闻，在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时期，很少有新生命的诞生。幸好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人大多都还健在，如果有疑问只要到户政部门查询一下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出生率，同相近年份的人口出生数字做一下比较就会对此一目了然，“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几千万人口死亡”的荒谬言论也就会不攻自破。
五.毛泽东的知人善任
对于国家的成就，《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有过这样的阐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说起毛泽东的知人善任，我们首先要认可毛泽东对历史的认知力和对历史知识的活学活用。既然毛泽东能深谙历史，所以毛泽东也应该能够深刻理解刘邦对自己成就汉位的思解，并能以此思定出新中国的成立是因了全国人民的上下一心、奋力争取，是因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不得人心，是因了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是因了天时地利人和——总之，解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依此类推：新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必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上下一心共同争取，必须要有中央领导集体的英名决策，要发展社会主义也必须要用好人、用对人。
对“君子、小人”之说司马光老先生在《资治通鉴》有过这样的阐述：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从邓小平的执政结果来看：邓是一个将才，但他不是一个能统揽全局的帅才(他武不比林彪、粟裕、彭德怀，理财不比陈云），他或许有一定的经济头脑（这也是毛泽东所看重的），但他同时又存有“小人”心理（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邓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他所造成的“迫害”是始终记恨在心的），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也预言了毛泽东的“邓不可用”。邓思维的片面性决定了毛主席对邓存在的“反复”心理（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说就是：假如毛泽东在邓下放时不刻意保留邓的党籍，假如毛泽东在”文革”时代想依靠人民的声势去存心整邓，那就象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毛泽东成就邓的“二起三落”大约也是想通过对邓思想改造去完善邓的执政理念（以便后用）。但事与原违——邓的执政结果让邓复出前对主席的保证“永不翻案”成了一句千古笑谈——但值得庆幸的是，正是因为有了造化赋予邓的执政结果做反衬，才更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内涵。
六.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公元2008年是毛泽东逝世三十二周年，也是邓小平执政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了。自从邓小平执政后，邓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和对毛泽东执政的“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口死亡的荒谬言论的默认，让毛主席光辉的形象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阴影”。邓用放纵个人私欲所成就的私有制经济体制也已经把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创建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路线完全抛弃。
三十二年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三十二年对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宇宙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了，但是在民间，人民对毛主席的思念和缅怀，人民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探讨，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是什么力量让毛泽东这个名字成为了永恒？——是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天下为公，是人民对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与呼唤。
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是新中国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是蒋介石老先生把大量财富掠夺到台湾；是苏联技术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还债；是外国列强对新中国的虎视眈眈和经济技术封锁。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和敌对势力的双重制约下,在毛泽东时代又何谈改革开放？
假如在毛泽东时代苏联“老大哥”不撤回经济技术援助，不催逼还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经济势必会呈现出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是被苏联“老大哥”逼出来的，被苏联“老大哥”同时逼迫出来的是毛泽东时代所成就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工农业基础建设和代表国防最尖端科技的“两弹一星”。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成就的雄厚的经济和国防实力作基础，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又何谈“改革开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正是有了毛泽东时代所成就的雄厚的国防经济实力做基础，才为新中国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才成就了邓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
我们不可否认邓小平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解和邓小平所实施的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再继承。但我们同样不能无视邓小平用放纵个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路线的严重背离，不能否认邓小平在用放纵个人私欲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所造就的“贪、奸、淫、乱、黑、恶”的无可挽回性，不可否认邓的改革开放在成就了少数人的极端富裕的同时并未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不可否认邓的改革开放政策所成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的零散性、对外来经济技术的依赖性、私有经济体制下技术含量的低劣性质、私有经济体制的泡沫性质和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能无视私有制经济体系的不可操纵性、私有工业生产对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和私有矿主对能源开发的严重失衡；不能无视社会主义道德法制建设同社会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不可替代性。
假如毛泽东的生命能延续到现在，谁敢断言他老人家驾驭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不比现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无官不贪；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决不会有黑恶势力的极端抬头和娼妓、情妇“制度”的合法化,也决不会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形同“警匪一家”的“税企一家”和靠钻“社会主义”空子暴富起来的私有资本拥有者所成就的无税不偷（“偷”指偷税漏税）的破烂格局。
腐（“腐”指腐朽的思想和腐化的制度）可败国，听之任之，国将不国。
七.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
没有物质的精神是虚无，没有精神的物质是浮华。人是生命与智慧的完美结合体。人类的文明标示包括是一个科技的进步（物质文明）和思想的提高（精神文明），人类思想认识的提高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我们不可否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下，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维护封建帝王统治的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进，在当今社会代表封建愚民统治的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了人类走向更高层的时代文明的最大的思想桎梏，已经被历史所淘汰。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后的必然选择，在当今社会条件下，随着人民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重统一是构建人类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成败的关键。
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前提是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道德法制体系作保障，必须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作基础，必须要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相制衡。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愧于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这具体表现为：毛主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起了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完善的政府机构和民主监督体系，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更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更注重对中国人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双重指导。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人民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更多的来源于人民的精神动力。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一切社会活动都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前提，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世代很少有损公肥私的社会不良事件发生，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不能说是“路不拾遗”，但绝对是“足不盗户”。我们不能否认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也有个别的利己主义和违法案件的发生，但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一旦暴露，他们就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那些违法犯罪者永远是人民的罪人，他们不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还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和良心的谴责。
与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相比，当今社会以“贪、奸、淫、乱、黑、恶”为标示的社会整体腐败之所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归根结底是因为邓执政的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路线的背离，是因为道德法制建设的相对缺失，是因为对专权政治和个人私欲的无限放纵，是因为国人精神世界的荒芜。
要想彻底铲除当今的社会整体腐败不仅在于对贪奸淫乱者的依法惩治，更在于通过人民的参政议政形成人民对政府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体系。
八.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具体性、有针对性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
毛泽东思想的可适用性在于毛泽东执政思想的整体性策略性和具体针对性的相统一。
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根据实事的需要以社会稳定为前提采取过度等办法去逐步执行的。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对蒋区和蒋军实行的政策，比如在土地政策中实行的先减租减息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对地主富农进行思想政治改造，比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的资本收买政策，比如对西藏农奴制的改革，这些政策的执行都是在以社会稳定的前提的基础上，根据时势需要，分层次、分阶段去逐步实施的。
九.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再继承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首先必须认可毛泽东思想的可适用性和无可挑剔性，必须认可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
“与时俱进”贯穿于毛泽东的全部思想认识，“与时俱进”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不坚持错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基和命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面对当今的社会人为，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毛泽东时代。假如毛主席老人家的生命能够延续到现在，面对当今的社会人为他老人家也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路线不动摇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通过一系列过度政策去逐步实现社会经济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通过对“贪、奸、淫、乱、恶、黑”的彻底铲除去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通过公平社会分配制度还社会以公平正义，通过唤醒民众、解放人民的思想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把人类推向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文明。
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要走的路是：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思想真理为指针，发展社会经济，加强执政监督，消除社会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路在脚下，随着人民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坚信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能够勇担重任，能够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以“实事求是，不坚持错误”为原则，能够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去跳出历史朝代“盛衰周期率”（完成毛主席老人家未了的心愿），能够通过“与时俱进”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能够为社会主义这条大路越走越宽扫除思想人为障碍。
后记
没有民族的信仰，就没有民族的团结，也就不会有民族的崛起。
毛泽东思想之于社会主义等同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经过时）之于封建主义，等同于佛祖的佛教思想之于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广阔的宇宙(他们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无从超越)。
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应该建立在“华夏的祖先炎、黄，民主的先行者尧、舜，推翻封建奴役统治的孙中山，开创人类历史新文明的毛泽东”之上，中华民族的崛起在于要以这些代表中国高尚思想文明的先行者为思想统领，在于让把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推向前进。
环境造就人为，我写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维护自身利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为目的的执政者和私有资本拥有者从中去觉悟些什么、认可些什么，我的这些认识和观点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私有资本拥有者和所谓的精英们来说只是对牛弹琴，我对他们也不抱有任何期望，虽然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为了收拢民心、树碑立说有时也会对劳苦大众发些慈悲、施些善政，但这些都要建立在他们的个人私欲（权欲、钱欲、色欲）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假如要让他们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共性就是放弃人民的利益。我写出这些观点和认识只是想让那些良知者、思想认识者、追寻真理者、无产阶级思想者和广大青年学生在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再认识过程中能有所启发，能在寻求社会主义真理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
毛泽东思想是前无来者，但毛泽东思想会后继有人，因为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实践和认识、再认识过程中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作指引和铺垫，因为我们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哀哉为英魂长祭，壮哉让中华雄起。祖国是炎黄儿孙永远的根，期待圣人再现，祈祷中华永兴！
最后，我们仅就那些反动者对共产党解放新中国的必然性的“质疑”和蒋介石老先生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附庸关系做一下简单的阐述：历史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假如造化赋予以蒋介石老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去执政当今的中国，那么蒋执政下的当今的中国无疑是当今小日本的再翻版——中国的陆、海、空要对美国全权开放。美国要在中国设立军事基地，派美大兵对蒋政府实施“保护”。蒋介石老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要象当今的小日本那样，时不时的提供美少女供美大兵实施强奸。
注:此文的曾用名为《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