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剑山岭下围歼美军一个营
1950年11月6日，我志愿军第九兵团奉命从辑安、临江等地入朝，我第二十军于7日至11日全部进入朝鲜，立即投入第二次战役。当时朝鲜战事十分严峻。美军遭到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后，仍然野心不死，嚣张气焰还未被彻底打下去，又集结了大量兵力，妄图凭借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优势，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11月24日，又再次发动了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在朝鲜东线战场，美陆战一师、步兵第一师、第三师在机械化装备输送下，由南向北，长驱直入长津湖地区，疯狂向我志愿军发起进攻。为配合地面进攻，美军还出动了航空母舰，驶近朝鲜东侧海域直接支援地面部队进攻。
11月27日，志愿军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打响。第九兵团按照预定部署向长津湖地区之敌发起攻击。我八十九师的任务是，围歼社仓里之敌，保障主力对柳潭里之敌的出击。这是我师出国第一次战斗，战斗胜负直接影响到我军军威和部队今后的战斗士气，事关重大。我去担任主攻的第二六六团作战前动员，全团指战员鼓足了劲，决心打好出国第一仗，以优异的战绩向祖国人民汇报，给志愿军争气。27日晚，部队开始行动，次日拂晓部队就进到社仓里，晚10时发起进攻。我军发扬近战、夜战的传统打法，向社仓里之敌发起猛烈的进攻。第二六六团首先攻入社仓里北街，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指战员们战斗得非常勇猛，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班长蒋德林、吴怀有为了给部队开辟前进通路，像董存瑞一样舍身炸碉堡，光荣牺牲，炸死敌人30多人，打开了缺口。部队顺利地冲进了敌人的指挥所，俘虏美军7人，并取得了新的情报。得知原先我军判断社仓里的敌人是南朝鲜军第二十六团，但在进攻前两天与美军第三师第七团换防，而且敌人的数量比原来多出一倍。由于敌情的变化，我师在重创敌人并占领有利地形之后，在社仓里转入防御，阻击北上增援柳潭里之敌。
东线之敌美陆战一师遭到我第九兵团沉重打击后，为逃脱被全歼的命运，于12月1日开始全线溃退南逃。社仓里之敌亦于2日南撤。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是我军机动灵活的传统战法。我和师长余光茂、副师长曾照熙、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代周迅速研究部署后，由我率第二六五团尾追逃敌，令第二六七团平行追击。当时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覆盖，志愿军的两条腿和美国侵略军的汽车轮子在冰天雪地中展开了竞赛。
美军第三师第七团倚仗着现代化装备，向南逃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行至剑山岭下，就在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庄里隐蔽下来。他们认为，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志愿军仅凭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们的汽车轮子，便放心地宿营了。就在美军高枕无忧地睡大觉时，我二六五团仍穷追不舍，不畏艰难地翻越了海拔1300多米的香榆山峰，抄近路突然出现在剑山岭下。先头部队警卫连蔡指导员带领的小分队首先发现了敌人。他们观察到几个美国鬼子围着火堆烤火，附近还有5辆汽车、8辆坦克。他们一阵惊喜，可把敌人给撵上了!立即向师前指报告了这个情况。我和曾副师长立即研究了敌情，下了围歼剑山岭之敌的决心，果断指挥部队对敌实施包围，即刻发起攻击。
由于严寒、缺粮，指战员衣着又很单薄，在饥寒疲劳中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追上敌人时，部队已处于极度疲劳之中。但是，指战员们一听说追上敌人的消息，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第二六五团立即进入指定位置，对敌实施包围，按命令发起进攻，剑山岭下的战斗打响了。第二六五团三营从正面攻击，二营攀登峭壁从侧后攻击，团警卫连迅速插入敌阵，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枪声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战士尹华端起轻机枪向龟缩在“北极袋”里的敌人连续扫射，班长马大球用炸药包炸毁了冲来的坦克，又率一个小组冲向敌人一个连部，连房带人炸得飞上了天。美军遭此袭击，被打得抱头鼠窜，混乱不堪，被我毙伤100余人。但美军并没有束手就擒，等他们缓过神来，立即组织了反击。夜航机出动了，照明弹把夜空照得雪亮，在坦克的引导下，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妄图突围。这时，我二六七团到达指定位置，投入了战斗。副连长李太隆提起两颗手雷，迂回接近公路，随着爆炸声响，前面的两辆敌坦克被炸毁了，并阻住了后面的坦克，使坦克失去了冲击力。高射机枪手洪成茂击落了一架敌机。飞行员跳伞后被我俘获得知，是美海军陆战航空第二联队十一大队的飞机，飞行员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击落日军十多架飞机的上尉飞行员。当他得知击落他的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时，竟伤心地痛哭起来。
拂晓前，我军发起总攻击，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经一夜战斗至3日上午10时，终于将美第三师第七团第二营大部歼灭。俘虏美军80余人，其中少校副营长1名，尉官3名;毙伤200余人，其中中校营长1名;击落敌机1架，俘虏飞行员1名;击毁和缴获敌坦克、汽车40多辆，各种火炮3门，轻重机枪20余挺及其他战利品数百件。接着，我军又乘胜追击，连续战斗。在12月5日至12日的追击战中，又击毙美军100余名，俘敌300余名，击毁和缴获敌汽车100多辆。我军直追至东海岸，敌在两艘航空母舰和海军的掩护下，仓皇从海上撤回。24日我军主力收复元山、兴南港，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
第八十九师在剑山岭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受到了兵团的嘉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这一胜利战况。我的岳父潘庭镕在上海从广播中听到这一胜利喜讯时，高兴地写信给我在山东曲阜兵团留守处的爱人潘吟秋，信中写到“王直的部队打了胜仗”。我们实现了“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愿望，全师指战员感到无比欣慰，我们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为志愿军争了气。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梦想，改变了朝鲜战场的态势，达到了战略预定的目的。
在第二次战役中，由于第八十九师政治工作坚强有力，战绩卓著，战役结束后，我被任命为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
政治优势决定战争胜负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军发挥政治优势取得的。志愿军入朝作战时不利因素是很多的。一是异国作战，地理环境带来的困难，地形不熟，语言不通，气候寒冷，这是在国内战争中不曾遇到过的;二是仓促入朝作战，思想和物质准备都相当不足，特别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困难;三是作战对象与以往不同，是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军队打仗，美军拥有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又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我军是无法与美军相比的;四是军需物质供应极其困难，朝鲜战场上的人力、物力支前规模和能力远不如本国解放战争，后方物质保障主要依靠我国本土为基地来供应战争的需要，而物资运输所依托的后方交通线处境十分艰难，公路、铁路、桥梁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敌人重点摧毁的目标。就是在这种环境恶劣、条件艰难、敌人强大、我军弱小的情况下，志愿军凭着政治优势，首先在精神上战胜了敌人。这种政治优势就是以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导的政治工作所产生的精神力量。
我军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政治工作方法，形成了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朝鲜战场上，我军政治工作又有了新创造、新发展，这种优势继续在朝鲜战争中得到验证。以美国侵略军为主要对象的抗美援朝战争，比我军在国内所进行的历次战争要激烈得多，残酷得多，困难得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的进攻战和防御战，对于装备落后的我军，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何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保持并提高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是战争实践对我军政治工作提出的紧迫任务。
朝鲜战争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军在朝鲜战场政治工作的特殊性。深刻了解朝鲜战争的特点和部队的思想情况，是做好政治工作的基础。这是志愿军政治工作指挥员在朝鲜战场开展政治工作掌握的基本原则。我根据朝鲜战场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紧紧抓住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条主线，领导政治部在充分领会上级总的意图和方针策略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开展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的战斗性、群众性、及时性和主动性融为一体，创造性地开展政治工作，成效显著。
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把“抗美援朝”同“保家卫国”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教育部队明确出国作战的目的，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场上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消除恐美思想，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敢于打败美国侵略军。我根据交通不便、战斗频繁的特点，经常利用电台、电话等通讯工具和军《战号报》传达指示，通报情况，交流经验，表彰宣扬英模。我十分注意利用祖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部队慰问的机会开展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指战员充分感受到祖国和人民对志愿军的支援和关怀，启发指战员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指战员们完成“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做一个名符其实的“最可爱的人”。
我还充分发挥军文工团的宣传作用，根据部队的任务做好战前宣传鼓动，战后宣扬英模事迹工作。经常组织文工团深入前线阵地、坑道，为指战员们演出，并采访英模，编排节目，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军文工团拍摄了一套战地战斗生活的照片，记载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他们编成影集赠送了我一本，至今我还珍藏着。
在开展部队政治教育中，我们摸索探讨了一套紧密联系战斗实际的政治教育方法。在缺乏现成的政治教材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自编教材，通过军《战号报》作宣传材料，把我军的任务、政治工作要求、部队的战斗简况、英雄模范事迹等融汇于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中；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战场上取得的实物和照片资料等作教材教育部队，激发指战员对敌仇恨心，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样的政治教育效果十分明显，指战员们斗志旺盛，越战越强。
战时的政治工作，不但要求政治机关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树立敢打必胜的勇气；而且要围绕战斗任务和实际战况，发扬军事民主，发挥广大指战员的智慧，讲究战术技术，认真总结战斗经验，做到善于打败美军。我保持了在国内战争中养成的习惯，每打一仗，总结一次，提高一步，更加注意总结朝鲜战场的战斗经验。二次战役后，我撰写了《咸镜南道战役总结》，在师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在这个总结中，我认真回顾了战斗情况，检查了战斗部署和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表扬了英勇顽强出色完成战斗任务的部队和英模人物，点名批评了畏缩不前，战斗中不积极主动的部队指挥员，严肃地提出了战斗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原因，找出了思想根源，解决了少数指战员的恐美心理，树立了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在干部队伍组织建设方面，坚持在战斗实践中考核选拔干部，使各级领导干部有三套班子，即现职一套，军教导团培养保存一套，预备提拔一套。尽管战争环境艰苦复杂，但各级干部仍能正常成长，使部队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长期连续作战的需要。
在朝鲜战场上，我带领政治机关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战斗任务，及时下达政治工作指示，指导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战斗结束后认真总结经验，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政治工作资料。凡是重要的政治工作文件我都要亲自起草或修改，同时注意收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战后进行整理编印成册。
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到我军检查工作时，对我军的政治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第二十六军政治部在组织领导战时政治工作方面很有特色，有许多新经验，新创造，要求其他部队向第二十六军学习。
朝鲜战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程度，往往是难以预料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为部队和指战员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战斗，增强战斗力，完成战斗任务的目的。我们部队入朝时，已进入冬天。朝鲜北部的山区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度左右，天寒地冻。由于部队入朝仓促，进入朝鲜后，大部分指战员没领到冬装。在严寒之中指战员冻伤手脚的与日俱增，冻伤严重的还造成手脚溃烂，失去战斗能力。冻伤成为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威胁。如何保护指战员的手和脚，成为保证部队战斗力的难题。正当被部队御寒问题困扰着感到束手无策时，我得知我师第二六七团在柳潭里、新西里阻击战中，缴获了美军3000多条毛毯。我立刻想到，军毯可以解决部队战士手脚御寒的燃眉之急，就把想法提出来，但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有的认为，缴获的战利品应该如数上交，自行处理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感到，这么好的军毯，用来包手脚实在可惜。可是我坚定认为，目前保护好指战员的手和脚就是保护战斗力，保存战斗力就是胜利。我力排众议，下命令把缴获的军毯全部发到部队，剪成小块，分发给每个战士包手脚。这一果断措施，对于保存第八十九师战斗力、完成作战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部队积极开展防寒措施，官兵友爱、兵兵互爱活动。干部亲自烧好热水端给战士烫脚，有的班长把战士的脚放在怀里为他取暧，出现了很多官兵互助的感人情景。第二次战役中，第九兵团入朝仓促，补给不足，缺乏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减员达4万人之多，其中相当部分是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各师冻伤减员普遍在千人以上，而我师仅冻伤400多人，是第九兵团各师冻伤最少的一个师。战役总结时，兵团和军首长得知我师所采取的紧急防冻措施后，一致赞扬第八十九师做得对，做得及时。通过这件事，给我的体会是，政治工作不能说空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那样严寒的情况下，保护指战员的体力就是保存战斗力，是第一位的工作。政治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政治工作才有生命力。
1951年四五月间，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向第二十六军输送一个老兵团，以补充我军各部队的兵员缺额。带老兵团部队赴朝鲜的团政委雷应清到达朝鲜后突发败血症，生命垂危。我闻讯后，立即交代卫生部长组织力量，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抢救败血症病人需要输大量的血，我立即布置任务，动员调出一个连队的战士为雷应清献血，提供输血所需的血浆。在抢救过程中，我亲自督促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晚上彻夜不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随时了解和处理抢救过程中的情况。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终于把雷应清垂危的生命从死神中救了出来。此后，雷应清每每提到这件事都对我感激万分。雷应清的爱人查宏达也常对孩子们说:“没有王伯伯就没有你们爸爸，要记住王伯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我对他们说:“可不能这样讲，要说恩人，应该是抢救雷应清的医护人员和那一个连的战士，在那种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部队的同志自己不管谁来管!”我始终认为，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作为政工干部更应该身体力行，处处体现我军政治工作的本色。
热爱朝鲜人民，尊重朝鲜人民军，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是志愿军入朝作战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我在第二十六军当政治部主任时定下这样的原则，一是要搞好与人民军的团结，严格要求自己的部队。与人民军有不团结现象时，首先由我们部队负责。二是搞好与朝鲜人民的团结，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加强中朝军民团结的指示，自觉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这个方面，要求部队做到的，首先我自己要模范执行，把热爱朝鲜人民体现在行动上。在二次战役时，我们部队驻在黑水桥群众家里。一天敌机突然空袭，疯狂地对村庄进行轰炸扫射，村里的群众缺乏防空知识，东奔西跑，四处躲藏。我发现雪地里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被突如其来的猛烈轰炸吓得大声哭喊，我立即箭步冲过去，一把抱起小孩就跑到一块大岩石下隐蔽起来。空袭之后，孩子的父母得知孩子是志愿军首长亲自所救时，感激万分，连声说到“急计滚东母朝士米达”，意思是“志愿军同志好”。像这样的情况我还遇到过几次，曾抢救过两名儿童和一位老大娘。
急朝鲜人民所需，救朝鲜人民所难，是我们志愿军部队经常遇到和必须做的。1951年5月间，一次我去兵团开会路过永善里，正遇一所小学校舍被敌机轰炸燃烧起火，我立即停车，带着随员奔向火场，帮助朝鲜群众扑灭了大火。这年的7月，朝鲜连降大雨，致使山洪暴发，遇到数十年不遇的大水灾，交通中断，后方供应困难。志愿军部队不得不发动战士挖野菜充饥。就是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大灾中的朝鲜群众生活十分贫困，便发动部队捐助物资，救济灾民。我还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口粮、罐头和火柴送给贫苦群众和人民军家属，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驻地马背岩、吴木水的群众对志愿军的帮助非常感动，多次到部队表示谢意。
为了加强与朝鲜人民的友谊，部队驻在熙川时，我还参加了中学的联欢会，和师生们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我还完好地保存着，看着照片上我和师生们喜悦的表情，使我难忘中朝军民的深厚情谊。
由于我军采取灵活多样，生动实际的工作方法，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经常受到兵团首长的表扬，并称赞我是模范政治干部。在我军归国前，朝鲜政府授予我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电影《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影片《英雄儿女》是一部在全国影响颇深、人们非常熟悉的反映抗美援朝的故事片。影片是从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摄制的。小说的故事是以朝鲜战场为背景，通过描写主人公王文清、王芳在上海父女分离,在朝鲜战场奇迹般团圆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抒发了党的工作者与上海工人阶级深厚的阶级情谊,体现了革命两代人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操。小说经过编剧的改编，大篇幅地增加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和生动的战时政治工作内容，更加突出地表现了祖国的英雄儿女们在朝鲜战场舍生忘死、英勇战斗的豪迈气概和我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在众多的战斗题材影片中，像《英雄儿女》这样始终保持经久不衰地位的影片为数不多。王成的形象成为人们心目中英雄的形象。一首《英雄赞歌》唱遍全国，唱热几代人，这样的情景实属罕见。这一方面反映了影片深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崇尚英雄、赞美英雄的爱国主义情操，由此产生了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每当我看这部影片，就把我带回那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回忆起一幅幅壮烈的战斗场面；每当我听起《英雄赞歌》，就使我倍感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的光荣和自豪。我们志愿军战士由衷地感谢作家巴金和《英雄儿女》的创作人员，为我们创作了这部不朽之作。
《英雄儿女》这部影片的显著特点，是典型地反映了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成为现在部队进行战时政治工作教育不可多得的教材片。影片中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三个阶段，即战斗前、战斗中、战斗后的政治工作反映得十分具体生动、真实深刻。人物思想感情刻画得丰富细致，政治思想工作体现得入情入理。影片中，师政委王文清在战斗前为增援部队作战前动员的场面，简短而有力的战前鼓动，激发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战斗中，王文清通过无线电台了解前沿阵地战斗情况，鼓励王成和战友们坚守阵地，英勇杀敌;战斗后，已是军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清亲自撰写军政治部决定，号召全军指战员开展学习宣传王成、争当英模的活动，总结战斗经验，抓紧敌前练兵，鼓舞激励战斗意志。影片还以相当多的篇幅反映了军文工团战地活动情节：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鼓励文工团员们，学习战士，宣传战士；文工团员们深入前沿阵地为战士们演出，战斗中救护伤员，战斗后编排演出文艺节目，宣传英模，学习英雄人物。影片还反映了志愿军利用祖国慰问团赴朝慰问这种特殊的机会，做好战前动员，激发斗志，起到了很好的战斗动员效果。看着这些情节和画面，无不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和激动，因为这都是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非常熟悉的和难忘的政治工作场面。特别是影片通过刻画王文清这位志愿军高级政工干部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我军无数优秀政工干部的品格风貌。
《英雄儿女》刻画了我志愿军从高级干部到战士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王成、王芳、王主任都是人们很熟悉的。近些年来，出现了《英雄儿女》人物原型追踪热，有不少文章见诸报端，还有些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对巴金、影片编剧和人物原型进行了跟踪采访和报道。作为艺术作品的人物，其表现是艺术的创造，不可能就是作品人物本人，但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就此而言，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是存在的。
巴金《团圆》这部小说以朝鲜战场为背景，脱离不开朝鲜战场的生活，离不开他所了解的具体的志愿军部队和人物。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巴金先后两次到朝鲜，跟随部队采访创作，前后有一年时间，搜集了大量部队战斗生活素材，为这场伟大的战争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赞颂了志愿军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巴金生活工作在上海，对解放上海后入朝的部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朝鲜期间，大部分时间呆在我们从上海入朝的第九兵团部队，与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同住过一个坑道，同时也结交了不少部队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二十六军的文艺科长王剑魂就是巴金很熟悉的一位同志。王剑魂作为志愿军英模事迹归国报告团的副团长，在华东地区作巡回报告期间，曾和巴金进行过深入的交谈，并向他提供过第二十六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许多资料，这对巴金反映朝鲜战争的文学创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小说到电影是艺术作品的再创造。影片《英雄儿女》是以巴金的小说《团圆》的故事为主线改编的，影片充实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其战斗情节和人物塑造就更加典型，这也就要求创作人员更加深入生活。影片的编剧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因此更了解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战斗经历。类似影片中反映的战斗场景，在朝鲜战场上真是不胜枚举，许多坚守阵地战斗的部队都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志愿军中像王成这样的英雄有许许多多。如我第九兵团第二十军连长、全国战斗英雄杨根思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勇事迹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他壮烈牺牲的形象酷似王成;第二十六军排长、一级人民英雄秦建彬，在坚守212高地防御战中，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成群的美国兵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这时，他拔出掩埋在工事里的爆破筒，屹立在阵地上，把爆破筒投向敌群，开创了用爆破筒炸敌群的先例，其情节与影片更贴近;据编剧介绍，“向我开炮”的情节，是引用了志愿军战士回忆录《志愿军一日》的一篇文章《向我开炮》反映的战斗情节改编的。编剧把几类英雄的典型事迹汇合塑造了王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形象，代表了无数个王成式的志愿军英雄，王成的人物原型就是这些典型的志愿军英雄群体。
1992年10月25日是志愿军赴朝作战42周年纪念日，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率代表团访问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秦建彬应邀随访，受到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亲自接见了他们，并授予勋章，从众多的王成式的英雄中予以确认其为王成形象的原型之一。济南军区《前卫报》于1993年8月27日刊登了秦建彬这位活着的王成式的英雄的报道。
王芳是影片《英雄儿女》中的女主人公。围绕王芳的情节比较多。军文工团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任务是战时的宣传工作，战地演出非常频繁，战地生活却丰富多彩。影片中的王芳能歌善舞，还会创作，反映了我们志愿军文工团员所应具备的一专多能、多面手的要求。大鼓说唱在当时是常有的节目，这种演唱道具简单，摆到哪里就能唱到哪里。文工团员们到前沿阵地为战士们演出，有时甚至还为个别战士单独表演。除了演出还护理伤员，为战士洗、补衣服，帮厨，战勤服务等，遇上战斗还要参加打仗。他们带去了军党委、军首长对部队指战员的亲切慰问，深受部队的欢迎。现在，报刊报道王芳的原型也是众说纷纭，有不少近似王芳事迹的人物，不能确切地认定谁就是王芳的人物原型。我们军文工团也有一位叫王芳的上海姑娘，腰鼓打得很好，歌也唱得好，在前沿慰问演出时还参加过战斗，立过功，我曾经在会上表扬过她。军文工团里还有一位上海姑娘叫王坚，她在前沿阵地护理过伤员，接触到许多感人的事迹，通过她亲自的经历，创作了一篇通讯《纪念品》，刊登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军首长的好评。这两位上海姑娘的战斗生活，在影片中的王芳身上多少有所体现。因此，王芳的人物原型，应该是志愿军中的女文工团员的优秀群体。
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的人物原型似乎不像王成、王芳那样众说纷纭，因为志愿军中的军、师级政工干部毕竟为数不多，与影片中王文清的情节相类似的就更少了。目前有舆论传闻我就是王文清的人物原型，以致有不少人向我问起这方面的情况，对此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几点。
1993年《福州晚报》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而后，不少报刊转载了这篇报道，有的报刊、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过我。我提供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和与《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文清的情节相联系的情况，以及分析电影作品所创作的朝鲜战场的战斗情节和英雄人物事迹的根据。1984年4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利用晚上休会时间到了海军文化部部长王剑魂家做客。他原是第二十六军政治部文艺科长。朝鲜战场的老战友一见面自然而然地会谈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往事。会议期间，我刚看过电影《英雄儿女》，印象很深，话题就转到影片《英雄儿女》上了。他说:“《英雄儿女》这部片子就是反映我们九兵团的事，我是参加审定剧本的，现在剧本原稿还保存着。我在上海时与巴金交换过意见。影片中的王主任说的就是你，但是全本剧情是综合志愿军的战斗事迹和英雄人物形象编写的。”王剑魂是参加审定剧本的，他的话有一定的权威性。他所说的“影片中的王主任说的就是你”，指得是剧情中的王文清与我的情况有着某种联系，根据基本有四点:一是影片中反映的战斗情节和英雄人物典型事迹主要是我所在部队的战斗经历;二是从“王政委”到“王主任”的过程与我的经历基本相似。二次战役中，我是第八十九师政委，我带领一个团在剑山岭战斗中取得辉煌战果，我师受到兵团嘉奖，战役后我被任命为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这个经历与影片中师政委王文清亲临团指挥所指挥战斗，战斗胜利结束后赴军政治部上任的情节基本相似。在朝鲜战场上，第九兵团从师政委提拔为军主任的只有我一个。三是剧中王主任的名字与我的名字似有参照。我原名王汉清，参加革命后一直用“王直”这个名字。巴金《团圆》小说中的王主任叫王文清，经剧本改编加了原名叫王东，两人的两个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四是与王文清的社会关系相似。王文清与上海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他的爱人是上海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入狱；我的社会关系也与上海有关，我爱人也是上海人，也有被敌人逮捕入狱的经历，她的家人一直住在上海。前个时期，总政治部为核实“王主任”的人物原型也曾作过调查，并以总政的名义由南京军区政治部转送了我一本《英雄儿女》影片的录像带作为纪念。
尽管我的经历与影片中的王文清有着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但是影片中的王文清毕竟不是我本人，其人物原型也绝不是我一个人。作为艺术作品反映的人物形象比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表现得更生动，更典型。因此我认为，影片塑造的王文清这位志愿军高级政工干部的形象，其人物原型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个人，而是志愿军高级政工干部群体的缩影。
（作者为原福州军区副政委、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