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样板戏拍摄中绝密隐情
1974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消息：“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为进一步掀起普及革命样板戏的热朝，从5月1日到5月23日，全国各地城乡将举行革命样板戏影片汇映”。
汇映期间，全广大城乡的电影院、放映队将集中放映《智取威虎山》《红灯纪》《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龙江颂》《海港》《奇袭白虎团》等八部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以及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摄制的《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四部彩色故事片。”
在世界电影分类词典里，“样板戏影片”是中国人的独创。回望中国电影发展100年的历史画廊，这一道很独特的景观无法被人忽视，更无法让人回避。十年的时间，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故事片和纪录片外，“革命样板戏”成为银幕上无可撼动的绝对主角，而这样的影片在上映时竟能场场爆满。
“八亿人民八台戏”，这种荒唐不要说外国人难于理解，即便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不会相信当年他们父辈们所接受的文化熏陶竟然是那样的可怜、可悲。
“样板戏影片”缘起：摒弃才子佳人，提倡革命现代戏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戏剧界的演出剧目虽然出现了少量的革命现代戏，如话剧《智取威虎山》(1958)、沪剧《碧水红旗》(1959)等，但不可否认，舞台上大多上演的还是传统戏。江青对此非常不满，同时也自认为这是捞取政治资本的绝好机会，于是开始着手京剧传统戏的批判和现代戏的“指导”。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有29个剧团带着35个剧目兴致勃勃地来京亮相，共演出了244场。周恩来、康生、陆定一、江青、郭沫若等都出席了大会并观看了部分演出。其中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被确定为八个保留节目。
江青对这次观摩演出热情很高，7月5日她参加了观摩演出人员举办的座谈会，俨然以一个“文艺领袖”的形象发表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长篇讲话。讲话中称，全国3000多个剧团中的2800多个戏曲剧团演出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舞台上是封建主义的一套，资产阶级的一套。戏剧艺术家们都是在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而没有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15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江青甚至很“专业”地提出了一些技术问题：改编京剧，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合乎京剧的特点，有歌唱，有武打，唱词要合乎京剧歌唱的韵律，要用京剧的语言。否则，演员就无法唱。
“文革”开始以后，江青公开以“革命文艺旗手”自居，加紧插手戏剧界。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制定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在1967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公开发表。她宣称文艺战线上存在着“黑线”和 “红线”的斗争，“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江青在会上还发表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当时的68部与部队有关的影片进行了褒贬，建国后拍摄的影片竟然有三分之一受到了批判。此次座谈会以后，江青的地位迅速上升，担任“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第一副组长的威慑力实在不容小视。1967年恰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5月1日至6月17日，江青在北京举办了“八大革命样板戏汇演”，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乐《沙家浜》等八大样板戏集中献演218场，历时一个多月，观众多达33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这次“文艺革命”成果的隆重展现。1967年5月 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江青在1964年的那篇题为《京剧革命》的讲话，1967年第6期《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称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盛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
汇演的成功似乎给江青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她马上又开始筹划将样板戏迅速地搬上银幕，以巩固京剧革命的成果，扩大样板戏的影响。就这样，一种被称为是“样板戏影片”的片种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下，荣幸地得到了“文艺旗手”的亲自关怀，登场亮相了。
《智取威虎山》：北影派系林立，江青没辙向毛主席求援
演出单位：上海京剧院
拍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0年
将样板戏搬上银幕，江青首先选中的是《智取威虎山》。
1958年，文化部召开全国现代戏座谈会，提出戏曲艺术要进行革新。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几位演员非常兴奋，他们在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此时正在上海公演的根据曲波同志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林海雪原》后，自发地决定将其中杨子荣打人“威虎山”的一段故事改编成京剧，并改名为《智取威虎山》，于 1958年9月17日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部戏初稿的结构和剧情，基本是按照原著的故事脉络展开的。在这之后，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剧团又对该剧进行了再加工，压缩了部分反面人物的戏，加强了杨子荣和少剑波的戏。
1963年1月中旬，江青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特地把江青请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进行现场“ 指导”。在1969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刊登了剧组撰写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一文，专门提到江青对这出戏的关注：
她“看出它在内容上有相当大一部分糟粕，同时又看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因此便决定把它拿过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从那时起，这个戏及其代表的剧种，便逐步走上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道路。”
打这以后，这部戏由于有了“江青同志”的“指导”，顿时身价百倍。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智取威虎山》由于艺术上还比较粗糙被安排在第三轮上演，但开幕式后突然就被提到了首轮上演的剧目中，并在“江青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率先被搬上了银幕。
《智取威虎山》是上海的戏，按照逻辑应该交给上影厂拍摄，但是这家电影厂的大部分老艺术家都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影坛走过来的，知道江青底细的人太多，他们早就被清出了厂，此时这家人才济济的老牌电影厂竟然陷入了无人可用的境地。除了上影，当时国内实力雄厚的电影厂还有长影、八一和北影。但是这些电影厂也有许多艺术家被打人了冷宫。1968年9月，江青在接见一些 文艺团体的代表时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把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从文艺黑线中保出来，重新工作。在她宣布的名单里有北影厂导演谢铁骊和摄影钱江，看来江青是相中北影了。
1968年初秋，全国第一家样板戏影片筹拍组——京剧《智取威虎山》摄制组在北影成立。谢铁骊、钱江和李文化(后被调走筹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负责筹备工作。1968年11月，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来到北京“报到”，万事似乎已经具备，只等开机了。
拍摄的命令是下来了，但是样板戏影片如何拍，拍出来应该是个啥样子，谁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于是江青就领着大家观摩、探讨，在一些中外影片中寻找创作灵感。这一观摩半年就过去了，影片还没有一点眉目。大家都有些着急，特别是那些从上海来京的剧团成员，离家半年多了，谁不想早点完成任务回上海和家人团聚。拍摄工作之所以进行不下去，最大的障碍是摄制组人员配不齐。尽管这第一部样板戏影片的主创人员是江青“钦定”的，但摄制组除了导演、摄影和演员之外，还有录音、美术、化妆、照明、灯光、剪辑等多个工种，这些成员迟迟难以确定。
当时北影和全国一样，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对立的派系之间互相攻击、拆台，再加上好几年都没有拍片了，好不容易等到成立摄制组的机会，谁不想挤进来?可斗来斗去，谁又能挤进来呢?这一回江青也没辙了，她找到毛主席，结果是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到北影厂。
1969年5月，摄制组终于完成了人员调配。进入夏天，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北影厂除了摄制组的成员之外，大部分职工都被派往北京郊区大兴县的五七干校，厂里的喧嚣结束了，摄制组也终于能够安静下来分镜头，进入实拍阶段。
尽管大家对成型的样板戏影片缺乏足够的想象，但拍摄的总原则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整个拍摄过程要自始至终贯彻“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江青为此还专门到摄制组宣布，要用最好的色彩、角度和光线来塑造英雄人物。只要有利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什么都可以改。不仅要“还原舞台”，更要“高于舞台”。摄制组曾在1971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撰文，大谈“还原舞台，高于舞台 ”的经验：
“所谓还原舞台，主要是忠实地还原样板戏的革命精神，还原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还原舞台演出的革命气氛，还原样板戏在艺术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所谓高于舞台，就是运用电影艺术手段进一步塑造和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弥补在舞台演出条件下受到限制的不足部分，进行再创作。”
这一条经验也成为后来样板戏影片拍摄的一条原则被广泛运用。
1970年夏天，拍摄历时两年之久的第一部样板戏影片终于完成了。这部影片拍摄积累的各种经验，成为后来者的示范。
1970年10月1日，样板戏影片《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公映，它所带来的轰动效果是主创人员意想不到的。
《红灯记》：不要苏修式的“总导演”
演出单位：中国京剧院
拍摄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0年
继《智取威虎山》之后，第二部投拍的样板戏影片是京剧《红灯记》，这部片子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来完成的。
《红灯记》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东北，铁路工人李玉和在一次完成传递“密电码”的任务时，由于叛徒王连举的出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先后被捕，他们与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李玉和、李奶奶英勇牺牲，李铁梅在群众帮助下，将“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中。
这个故事最初与观众见面，是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影片公映后，观众如潮，并且很多戏剧工作者也感兴趣。很快这个故事就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形式搬上了舞台，主要有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话剧《红灯志》、昆剧《红灯传》、沪剧《红灯记》等。
1963年2月，江青在上海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觉得剧本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好，于是通过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推荐给了中国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动用了最有力的阵容来排演此剧，边排演边修改，共计九稿。李玉和由著名演员李少春、青年演员钱浩梁 (后改名“浩亮”)任A、B角；李铁梅由刘长瑜担任；李奶奶一角通过公开选拔，选由高玉倩担任；鸠山一角则非袁世海莫属。随后剧组专程到东北山区和铁路车站体验生活。1964年5月，该剧在内部试演，获得一致好评。6月又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亮相。1965年2月，剧组南下演出，场场爆满。“ 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唱段不胫而走，广为传唱。
1969年《红灯记》被确定为投拍对象，5月，江青在对中国京剧院、北影、八一厂部分人员讲话时说，此剧要搞稳一些，先成立摄制组，要执行导演就可以了。执行导演要综合大家的意见，没有集中的民主是假民主，不要总导演，那是苏修的一套。要为人物服务，又不忽视技巧。搞创作的人要有干劲，广泛听取意见，不断修改，精益求精。
指示虽然下了，但江青却对八一厂的创作力量不屑一顾。在她眼里，八一厂的导演不是政治上有问题，就是业务水平还不够。她最后选中了曾经拍摄过《钢铁战土》《南征北战》等影片的北影厂著名导演成荫。
摄制组成立了，导演也到位了，根据首长的指示，1970年6月《红灯记》正式开拍，年底前必须完成任务。
当时在国内的几家电影厂里，八一厂的摄影棚堪称之最。北影厂在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曾借用这里的摄影棚，但却被八一厂以要拍摄《红灯记》为由很快被“请出来”了，为此两家电影厂还闹出了一些不愉快。这回自己要真刀真枪地干了，八一厂领导决定用厂里最大的摄影棚作为《红灯记》拍摄场地。
样板戏影片的拍摄实际上与一般的故事片拍摄有很大的不同，样板戏影片一定要遵循“三突出”的原则进行拍摄，所以拍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机位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八一厂现有的摄影棚在拍摄反面人物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多采用的是俯拍的方式。但是要拍正面人物，特别是主要正面人物，为了突出其形象的高大魁梧，一定要降低机位，采用低角度仰拍的方式，这样人物的脑袋就很容易穿透摄影棚的天幕。为此摄制组专门请北京重型机械厂制作了一个小型升降机，靠气泵启动，升降自由，解决了拍摄难题。
在1971年2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有一篇“英雄正气贯长虹”的文章，专门以《红灯记》的拍摄为例，分析在拍摄样板戏影片的时候，如何用镜头体现“三突出”的原则。其中“赴宴斗鸠山”一场戏镜头运用最为典型——
先是鸠山凶相毕露：“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俯拍中景)
李玉和针锋相对：“我干的这一行，你还不知 道吗?我是专门去拆你们地狱的厂(仰拍半身)
鸠山妄图恐吓：“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俯拍中景)
李玉和：“宁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仰拍近景)
鸠山一声嚎叫：“宪兵队里刑法无情，出生入死!”(俯拍半身)
李玉和斩钉截铁：“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仰拍特写)
在这段戏的拍摄中，一高一低、一仰一俯的镜头运用，形成了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鲜明对比，以鸠山的阴险、垂死挣扎，突显了李玉和气宇轩昂、威慑敌寇的英雄气概。
1970年12月中旬，彩色影片《红灯记》终于遵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如期完成了。元旦前夕，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审看了影片，给予了肯定。江青虽然也在发言中“感谢军队办了一件好事”，但是她的“艺术鉴赏力”终归还是要表现一下的，她再一次提出了影片的“出绿”问题，认为影片中对绿色的运用不够，故事发生的环境虽然没有可以表现的绿源，为什么就不能在李奶奶家的门帘上加一块绿色的补丁呢?为什么就不能在李家的窗台上摆上一盆绿色的蒜苗?影片拍出来就不好修改了，为了弥补绿色的不足，摄制组只好在上字幕的时候打上让观众不解的绿颜色的字。
1971年元旦，《人民日报》刊发消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已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1971年1月27日新春佳节之时，将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上映。
《红色娘子军》：为出镜率多少起争执
演出单位：中央芭蕾舞团
拍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1年
1960年，一部名为《红色娘子军》的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在1962年首届电影百花奖评比中，这部影片共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等4项大奖。一时间“向前进、向前进”的旋律响彻全国。
1963年，中央芭蕾舞团在讨论制作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的时候，《红色娘子军》被提到了改编日程上。当时中央芭蕾舞团正在上演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恩来看了演出后认为，中芭应该走自己的路，进行自主创作。总理提议可以排演外国革命历史事件“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的题材。不久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召开会议，落实总理建议。林默涵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是个中国现代民族团结题材的剧目，比总理提议的外国历史题材进了一步。思路打开以后，时任中芭创作组负责人的李承祥想到了电影《红色娘子军》，这部获奖影片在国内反响很大，不仅剧中的人物琼花、洪常青、南霸天等性格鲜明，而且故事发生地海南岛有美丽的热带自然风貌，况且芭蕾舞又是以女性舞蹈为主，排演娘子军这种女性题材非常合适。经过讨论，《红色娘子军》改编芭蕾舞剧被确定下来。
1964年9月26日，我国第一部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观看演出后给予了肯定。紧接着剧团又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到场观看。毛泽东对这部舞剧给予了三句话的评价：“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首演大获成功后，在随后的40多年里，这部芭蕾舞剧久演不衰。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从故事的构思到人物的塑造，从音乐到舞蹈的编排都非常出色，而且又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这样一部舞剧自然也受到了“江青同志”的青睐，她决定把这部芭蕾舞剧列入首批搬上银幕的剧目。
任务交给了北影厂，江青为此还将李文化从《智取威虎山》筹备组抽调出来，作为《红色娘子军》摄制组第一把手，组建拍摄班子。李文化请来了潘文展和傅杰做导演。在筹拍之初案头工作阶段，样板团和摄制组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互相尊重，发挥各自的业务特长，尽可能地将芭蕾舞和电影这样两种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来完成英雄人物的塑造。
开机实拍的日子是在1970年7月，实拍毕竟不是纸上谈兵，真刀真枪地操练，一些隐藏起来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一一暴露出来。比如在拍摄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的时候就出现了纷争。这场戏情节很简单：吴清华逃出南霸天的牢笼，半路却被抓住。在遭到南霸天爪牙一阵毒打后，昏死过去。南霸天以为吴已被打死，带着家丁打道回府。这时洪常青路过此地，救起了吴清华，给了她两个银毫子让她投奔红区。从情节上看，这场戏的主角应该是吴清华。在编排时她的动作比较多，是中心，洪常青不仅要围着她转，有时甚至被甩出了画面。当时扮演洪常青的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芭蕾舞剧团一把手刘庆棠。他对样片非常不满意，洪常青是主要英雄人物，你们这样处理，怎么体现“三突出”的原则?而摄制组却认为，如果不这样拍，故事情节就无法交代清楚。双方争执起来，陷入僵局，拍摄工作无法往下进行。
事情闹到了江青那里。当时谢铁骊和钱江刚刚拍完《智取威虎山》，还未得喘息，就像救火队员一样，又被江青调遣到《红色娘子军》摄制组。谢铁骊加入进来以后，认为摄制组的做法并没有错，如何拍摄、镜头给谁都应该服从剧情叙述的需要，这是常识。他对第一场戏的样片进行了重新剪接，主基调并没有改变。导演换了，但主演的思想还是没有转过弯。果然，在拍摄第二场“清华控诉参加红军”时，刘庆棠又因为洪常青的镜头多少问题与谢导演发生了冲突。谢铁骊不断地解释、磨合，总算把这部影片坚持拍完了。
《红色娘子军》的拍摄，同样“倾注了江青同志的许多心血”，大到人员的调配，小到一个场景的设置她都要关注到。比如在“序幕”一场戏中，江青认为圈吴清华的牢房太大，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要改。摄制组设计了土牢、水牢和地牢等多种方案都被江青否定了，最后采用的办法是她自己想出来的，用椰子杆架起一个圈当作土牢，这才算完成了拍摄。那时成功的标准就是“江青同志”点头。这种文化专制，使电影导演的职能范围被限制得极为狭小，导演在拍摄过程中丝毫感受不到创作带来的乐趣。即便如此尊重江青的意见，即便影片在送审过程中一路顺利，但拍摄出的结果还是有她不满意的地方。她特别强调在第四场表现军民大联欢的场景时，云彩的设计不好，应该让海南瓦蓝色的天空上漂浮着两层白云，这样才能更好地映衬出军旗的鲜艳和英雄树的火红。
1971年元旦过后，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之后，作为第三部被拍摄成电影的样板戏在全国上映。
《沙家浜》：毛主席指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
演出单位：北京京剧团
拍摄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
出品时间：1971年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将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公演时更名为《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1964年元旦，江青接见剧团的主创人员，送给每人一套 《毛泽东选集》，提出要求，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接受任务后，团里组织力量改编了剧本，在剧情上突出了地下斗争的主题，并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沪剧团赴京演出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长彭真观看了重新改用原名的京剧《芦荡火种》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这出戏的演出，他指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并建议将该剧的剧名改为《沙家浜》。
不可否认，江青对这出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给予过具体指导。她要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加强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改编后的《沙家浜》有了两条线，主线是以郭建光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辅线是以阿庆嫂为代表的秘密工作。在全剧的整个结构布局中，特别突出了武装斗争，而其中又以第五场“坚持”为全剧的核心。
这场戏讲述的是指导员郭建光等18名伤员被困在芦苇荡里十多天，没吃没喝，但革命斗志始终不减的故事。在戏的编排上，一方面要强调环境的艰苦、险恶，另一方面又要突显英雄人物开朗、乐观。改编者特别对郭建光在这场戏中的主唱做了增改。唱词在简单的“要鼓励战士察全局，观敌情，坚守待命，紧握手中枪”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要沉着冷静，坚持在芦荡，主动灵活，以弱胜强。河湖港汊好战场，大江南自有天然粮仓。漫道是密雾农云锁芦荡，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芒。”等唱词。改编者在谈创作体会时说，这样改，郭建光所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就有了更充实的内容，胸怀也显得更为开朗豪迈。
改编后的《沙家浜》上演以后，更加受到观众的欢迎。江青要拍摄样板戏影片展现她京剧革命的成果，自然会锁定这部戏。当时全国比较有实力的电影厂主要是上影、北影、八一和长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混迹上海滩演艺界的那点事，上影厂成了江青的忌讳。而北影、八一已经相继有样板戏影片问世，于是在1970年，江青经过对长影厂的考察，决定把下一部样板戏的拍摄基地挪到长春，而且一次就分配两部戏在这里拍摄，这就是《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
拍摄样板戏影片，这是政治任务，长影厂自然不敢有所怠慢。他们选定曾经拍摄过《英雄儿女》的武兆堤做导演，舒笑言担任摄影，腾出厂区内最好的房子——小白楼，让《沙家浜》剧组居住，甚至还专门开了一所小卖部，以解决样板团成员的生活之需。
样板戏影片组建的剧组，成员比较奇特，一部分是演出单位——样板团，另一部分则是拍摄单位——摄制组。样板团是样板戏的缔造者，自然也是“首长”眼里的红人。而摄制组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扫地出门的黑帮，只因拍摄的需要刚刚才被特批“解放”出来的。成员的组成不同，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在拍摄前几部样板戏影片时，样板团和摄制组大相径庭的生活待遇就曾引起摄制组的不满，更令这些艺术家们无法容忍的是，艺术创作上一旦出现纷争，必定是让摄制组服从样板团，《沙家浜》的拍摄同样也没有躲过这一对矛盾。
还是第五场戏“坚持”，在拍摄时由于导演和样板团的意见不统一，这场戏反复摄了多次。导演从逻辑出发，追求真实的效果，认为这时候的伤病员缺衣少食，人物的形象不能过于英俊，面带菜色才能体现出“苦”来。于是他要求在演员的脸上加一点灰色，并在拍摄时将光线调暗。样片洗出来引起样板团强烈不满，这不是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吗!在他们的坚持下，这场戏全部推倒重拍。观众后来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背景光线暗，表现天低云暗、无边无沿的芦苇荡，暗示着环境的险恶；人物光线亮，表现英雄人物的年轻英俊，不畏艰险的革命乐观主义。远景是乌云滚滚、天水一色的芦苇荡，前景是容光焕发，服装和臂章色彩异常鲜明的主人公，对比非常强烈。样板团认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把18个新四军伤病员的形象衬托得像青松一样雄伟高大。
在如此沉重的压力下，摄制组的艺术家们是无法很顺畅地将自己的艺术思想贯穿到拍摄之中的，所以几乎所有的重场戏都经过了反复重拍的几个回合。加上长影厂又远离“首长”，摄制组不能随时聆听上面的指示，只能一次次派人进京送样片。一直折腾到1971年8月，历经了种种波折，《沙家浜》总算封镜完成了。相比拍摄过程，审查过程还算比较顺利。一个月以后，彩色影片《沙家浜》作为第四部被搬上银幕的样板戏，在全国公映。
《奇袭白虎团》：“首长”最满意的一部
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故事，来自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迹。
1953年6月，中朝方面与美李军已基本达成停战协议的框架。然而李承晚伪军“王牌”部队首都师却气焰嚣张，不断越过“三八”线向我方挑衅。7月13日，志愿军向美李军阵地发起进攻，203师负责攻歼号称“白虎团”的首都师第一团。
师党委决定：由担任主攻任务的607团组成一支奇袭小分队，在我军发起总攻时，直插“白虎团”团部，然后大部队再全线发起进攻。小分队队长由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担任，他挑选了十名智勇双全的侦察员，化妆成敌伪军，在总攻炮火的掩护下，直奔李伪军“白虎团”团部。14日凌晨2时前后，“白虎团 ”团部被奇袭小分队彻底捣毁，敌团长被击毙，5000多人被歼。
这件事被203师的通讯干事王程远知道后，他将胜利的喜讯编成“号外”，其中就有一篇题为《侦察英雄杨育才，化装奇袭创奇迹》的报道。王后来又对阵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多名战斗英雄进行了采访，在停战——周年的时候他完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以《奇袭》为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回国后，王程远调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组。经过三个多月的修改，6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奇袭白虎团》被收编在《志愿军英雄传》第三辑中，并在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57年5月，长春电影制片厂约请王程远把《奇袭白虎团》改编成电影剧本。1961年，故事影片《奇袭》在全国放映。
其实早在朝鲜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京剧团就已经将杨育才的事迹创作为京剧《奇袭白虎团》，但最初的剧本很粗糙，在演唱形式上也基本上是传统戏的表演程式。志愿军京剧团回国后，与胶东军分区娃娃兵剧团合并，改为山东省京剧团，他们对此剧又进行了细致的修改，演出阵容也有所加强。
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剧组被江青请进了中南海，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这是来自江青故乡的剧团。江青觉得这出戏很有潜力，于是亲自插手，调整演员班子，并将其列为第二批搬上银幕的重点剧目之一。
1971年初，《奇袭白虎团》剧组住进了长影，这部戏最后确定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导演苏里和《战火中的青春》导演王炎联合执导。
在已经拍摄的几部样板戏影片中，《奇袭白虎团》可以说是剧组最融洽，拍摄最顺利，“首长”最满意的一部。作为样板团的山东省京剧团，没有一般大剧团的那种霸气，摄制组也很谦逊，所以拍摄之中，遇到问题都是两家商量着来解决，一些画面的拍摄完全可以贯彻导演的意图，让表演服从于电影化的需要。比如在拍摄第一场“战斗友谊”时，为了表现严伟才和战士们与阿妈妮告别时的心情，镜头先从阿妈妮与张顺和握手唱“别亲人说不出千言万语”的中景，摇向严伟才的半身，随着他唱“鸭绿江，白头山，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表现了依依惜别的感情。紧接着，在“告别乡亲赴前线”的音乐中，镜头很快拉成全景：前景是严伟才气吞山河的亮相，后景是战士们整装待发的群像，表现了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的气概。最后，全景又推成严伟才与阿妈妮深情握手的半身，并缓缓地退出画面。这样的拍摄，可以说是很成功地运用了电影语言揭示人物内心活动与外部动作的变化。导演设计的诸如此类的拍摄方案，都得到了样板团的认可。
《奇袭白虎团》在拍摄的氛围上还比较令人满意，但“好事多磨”，影片在拍摄之初，由于扮演严伟才的演员患肝炎住了将近一年的医院，拍摄工作只能顺延，直到1972年9月拍摄任务才完成，而这时候全国已经有8部样板戏被搬上了银幕。《奇袭白虎团》可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白毛女》：没搞清主角究竟应该是“白毛女”喜儿还是大春
《白毛女》故事原型的来源颇有些传奇色彩。1945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延安的途中，听说了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的“白毛仙姑”的传说，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几化艺术家决定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歌剧，并确定丁“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1945年4月28日，五幕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会堂举行厂首场演出，观众反映非常强烈。不久，这出根据观众反映修改过的歌剧，又为全体“七大”代表进行演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到现场观看。随后，他们在延安演出了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一时间《白毛女》旋风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歌剧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银幕。
1964年上海市舞蹈学校出于教学和实习的需要，根据歌剧《白毛女》的情节和音乐改编出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随后这部小型舞剧又被大幅度地增加了内容，扩大成大型舞剧。舞剧保留了原作中的基本人物关系和戏剧冲突，成功地浓缩了情节，并保留了歌剧的唱段和音乐，同时大量运用中国民间舞蹈、古典舞蹈的动作，使之与芭蕾舞艺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一经演出便在全国上下引起轰动。20世纪50年代，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也曾经将歌剧《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并由她本人长期扮演喜儿的角色。
1970年底，被“首长”冷落的上影厂终于接到拍摄样板戏影片的任务，这就是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上影厂选派了资深导演桑弧担任摄制组的首席导演。桑弧导演虽然在解放前就奠定了自己在电影界的地位，解放后又成功地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故事片《祝福》，但这一回执导毕竟是刚刚从“黑帮”堆里解放出来之后的第一次，心中的忐忑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保险起见，导演组专门到北京《智取威虎山》剧组取经，切身领会“ 三突出”原则和“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精髓。
在拍摄过程中，一个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摄制组，即这部戏的主角到底应该是谁。顾名思义，《白毛女》的主角自然应该是“白毛女”喜儿了，但是江青在拍摄前提出了要求：“要尽力突出大春”。“首长”留下了一句话倒是简单，摄制组却为难了。这段故事从起源到创作，从歌剧到电影再到芭蕾舞剧，喜儿一直都是无可争议的一号人物，现在要在故事框架不能改变的前提下，将二号人物大春提升到一号人物的位置上，如何才能通过镜头体现这一变化，摄制组真是大伤脑筋。
197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雄姿英发倔强峥嵘——赞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彩色影片》的文章，对影片成功地刻画了“大春”这一英雄人物形象大加赞赏。文章特别提到大春离开杨各庄的第一场戏和大春回到杨各庄的第五场戏拍摄时镜头的运用。两场戏都使用了近景与大全景结合的两极镜头。第一场戏表现大春投奔八路军的情景：先是一个大全景，乡亲们与大春挥手告别；然后是大春站在土坡上，左手握拳，右手高擎八路军袖章的近景。第五场戏表现的是大春带领八路军回到了杨各庄：先是一个大全景，儿童团员告诉乡亲们大春回来的喜讯，紧接着出现的是臂佩八路军袖章英姿勃勃的大春的近景。两组两极镜头遥相呼应地使用，突出了大春成长的过程。特别是用大全景表现乡亲们的活动，而将近景留给了大春，这样运用镜头，符合“三突出”的原则，很成功地突出了大春高大英武的英雄形象。
《白毛女》的拍摄用了13个月的时间，其中有8个月的时间耽搁在最后一场戏的拍摄上。
这场戏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影片快结束时，大春带领乡亲们镇压了恶霸地主黄世仁和穆仁智，喜儿和男女青年们参加了八路军，大家奔向东方冉冉升起的红太阳，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太阳如何出，怎样才能出得美，摄制组想了多种方案。他们别出心裁，设计让人群在光照下变成剪影，这样不仅可以突出太阳，镜头也很美，而且在太阳升起之前，被红霞映照的万物确实有剪影的感觉。送审时江青对这场戏非常不满意，以“天不够亮、树不够绿、太阳不真实”等为由，命令重拍。摄制组前后返工了三次，最后出现在银幕上的是这样的画面：霞云绚烂，碧野葱翠，喜儿和乡亲们簇拥着奔向群山的主峰。主峰背后，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光芒四射。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就是共产党!紧接着，喜儿欢笑着转过身来，灿烂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与她头上的红头巾交相辉映，形成了颂歌的高潮。
1972年春节，彩色影片《白毛女》在全国公映。
样板戏《龙江颂》：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
《龙江颂》：未经江青审查就获得了通过
现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陈忠和出生在福建省龙海市，他在自传《笑对人生》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在我的记忆中，龙海有不少闻名全国的人和事。家乡曾经还有一出很出名的戏，叫《龙江颂》，后来改成了‘革命现代样板戏’，移植成京剧，拍成电影，讲述的原型和背景也在龙海。只不过，《龙江颂》的女主人公江水英，在家乡的原型是个男子汉而已。”
《龙江颂》讲述的故事，正是发生在龙海市的榜山镇。
1963年，当时还是“县”的龙海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为抗击灾情，全县人民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团结一致，投入到艰苦的堵江抗旱斗争中。在九龙江西溪堵江截流中，榜山公社做出自我牺牲，淹掉1300亩小麦和秧田，确保截流工程胜利，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被誉为“榜山风格”。
这件事经《人民日报》《福建日报》报道后，迅速传开。福建省话剧团以这一故事为原型，很快就创作推出了话剧《龙江颂》。剧中故事的地点被改成玉溪人民公社龙江大队。主人公是龙江大队支部书记郑强，他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说服了大队长林立本，堵江淹田，救出了公社受旱的田地。这出话剧上演后受到观众欢迎，在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办的座谈会上，这出话剧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激流勇进》，都受到了曹禺先生的肯定，曾专门撰文予以推荐。不久，江青介入了此剧，并指示上海京剧院将其改编为同名京剧。在随后的改编中，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上都有不小的改动。
京剧《龙江颂》中最大的变化，是龙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郑强“摇身一变”成了女书记江水英，落后的大队长也改名叫李志田。创作之初，一部分创作人员认为，这出戏反映的是一场战天斗地的堵江抗旱战役，应该突出表现人与自然的矛盾。他们为了渲染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专门为江水英设计了一个拆屋献柱抢救大坝的惊险情节。但是这样改编的效果最终大家并不满意，他们感觉，如果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丢掉阶级斗争这个纲”，矛盾冲突就得不到加强，江水英的英雄形象也不够鲜明。于是剧本的主线改为江水英和李志田的思想斗争，通过一组组的戏剧冲突，把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汇集到江水英的面前，让她的光辉形象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之中突显出来。
这出戏是被江青“相中”而后改编成京剧的，随后被搬上银幕自然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江青把拍摄任务又交给了“信得过”的北影厂，导演、摄影仍然用已经积累了不少样板戏影片拍摄经验的老搭档谢铁骊和钱江。他们两位也真是轻车熟路，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影片“搞定”。而且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影片的色彩基本上满足了“首长”的艺术追求。
江青对于影片中的“配色”一直有较高的要求，为了在色彩上达到更加满意的效果，在拍摄《龙江颂》之前，她特意让摄制组观看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让主创人员学习其中的色彩运用。《龙江颂》是农村题材的戏，有山水相映，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这就为色彩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了迎合“首长”对绿色的格外偏好，满足“出绿”的要求，摄制组特意设计了立体的“绿”，有嫩草和青苗、也有翠柳和芦苇，各种各样的绿在银幕上分层次地大展“绿”之风采。
这部影片拍得快，审查过程也快得出人意料，甚至破了例，未经江青审看，影片就予以通过，而且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头批准的。原来在影片等候审查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这部新片，对戏里所展现的龙江风格大加赞扬，很快，这部影片就顺利地公映了。其实这部影片更引人关注的是另外一件事，1972年7月，毛泽东特地宴请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席间，毛泽东感慨“现在戏剧、文艺作品少了”，这一番讲话经媒体报道后传播出去，它发出了一个让电影工作者兴奋的信号，恢复故事片的拍摄恐怕为期不远了。
《海港》：突出中国工人支援非洲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海港》是上海京剧团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集体改编的现代京剧剧目。故事是这样的，1963年夏，上海港某装卸区码头工人们紧张抢运援助非洲的稻种，暗藏阶级敌人钱守维趁机破坏，将玻璃纤维倒入散包小麦里，并造成了错包。装卸队党支部书记方海珍及时发现阴谋，组织工人连夜翻仓，追上驳船，调回散包，胜利完成援外任务。
1964年，上海淮剧团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演出了反映新中国海港工人生活的现代戏《海港的早晨》，由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主演，受到热烈欢迎。
1964年4月，周恩来来到上海，观看了《海港的早晨》，认为不错，不过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戏中的主角、青年余昌宝(京剧《海港》中改名为韩小强)轻视码头劳动，造成了事故。他有那么多码头工人叔叔，有那么好的舅舅，本人也是码头工人的后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说明我们教育还存在问题……不久他还特意向刘少奇推荐此剧。1964年7月的一个夜晚，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以及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等，观看了上海淮剧团演出的《海港的早晨》。
其时，江青也看过这出戏，并且认为在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充斥戏剧舞台的状况下，这部剧能很好地反映码头工人的生活，真是难能可贵。当时正忙于“京剧革命”、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已经有了写农民的《龙江颂》，写解放军的《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戏选了好久都没有合适的，《海港的早晨》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她甚至为改编这出戏特意搞了一番“调查研究”，询问《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
两个月后，京剧《海港的早晨》便在上海京剧团着手排演，由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的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主演。1965年3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演出，江青审看后竟大为不满，指责把这出戏改坏了，只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没有写英雄人物?必须重编!而且童芷苓的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在修改过程中，上海京剧团专门从宁夏京剧团请来声音宽厚、骨骼健壮的李丽芳扮演方海珍。三个月以后，戏改完了，剧名也改为《海港》，可是审查的结果江青还是不满意，理由是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怎样才能表现戏剧冲突?创作人员真是煞费苦心，剧组在1972年第5期《红旗》杂志上撰文，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为此他们把原剧本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将由韩小强造成的事故改成钱守维利用韩小强的思想问题一手造成的政治事故，并将原剧本中的“出国大米”改为“援非稻种”，以突出中国工人支援非洲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了在戏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需要，他们甚至对人物都进行了删改。原剧本中有一场韩母对韩小强进行家史教育的高潮戏，因为突出了韩母的作用，相对减少了方海珍的戏份，改编者干脆直接将韩母这个人物去掉，让小强的舅舅、老码头工人马洪亮对小强进行家史教育，由方海珍进行港史和革命传统教育。
改编后的《海港》终于让“首长”点头了，但接下来在将其搬上银幕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不少令江青“添堵”的事。
1972年8月，由北影和上影联合摄制的影片《海港》杀青，摄制组带着几分得意、几分忐忑等待着审查。审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首长”暴怒，指责影片中将方海珍拍得太丑，丝毫没有英雄人物的样子，而且画面乌突突的一点都不明朗。她下令将原编导“请”出摄制组，让刚刚拍完《龙江颂》正雄心勃勃筹拍故事片《海霞》的谢铁骊和钱江，再一次充当“救火队员”，火速赶来与上影厂的谢晋一起，二拍《海港》。
谢铁骊和钱江虽然对于样板戏影片的拍摄已经轻车熟路，但《海港》不一样，既然已经被首长“毙”了一回，重拍就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特别在方海珍的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从发型到着装都设计了多种方案。为了谨慎起见，拍完几场戏后，摄制组先暂停拍摄，送审样片，等候下文。
这一回江青的怒气一点也不亚于上一次，突出问题还是方海珍的形象，她从方海珍身上的衬衣到围巾的颜色，从环境中树种的选择到花坛里花的色彩，指出了一大堆她认为难以容忍的毛病。没有办法，谢铁骊和钱江只好以个人和摄制组的名义，连写了两篇检讨，“从灵魂深处”分析重拍失败的原因。
“烧香敬佛”的事都做完了，第三次重拍《海港》也变得顺利起来，摄制组仅用了40多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拍摄，1973年8月送审的时候，居然得到了江青的赞许，说片子比过去有进步也有特色了。谢铁骊和钱江如释重负，希望尽快回厂，筹备等候已久也渴望已久的故事片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