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泽东与共和国的大“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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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70年代末基本结束，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
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但党和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他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便成为我国“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
（二）
“三线”建设决策于“文革”之前，结束于“文革”之后，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干扰和破坏。尤其是“文革”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形势，使“三线”建设遭受了严重影响和损失，不少建设项目陷入瘫痪。
1968年9月，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开始比较平稳和安定了一些。此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建设者们排除干扰，积极工作，“三线”建设也逐步恢复正常。
无独有偶。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上，中共中央内部也实际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二是以陈毅牵头，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主要成员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他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认为欧洲仍是美国、苏联目前的争夺重点，它们最迫切、最突出的是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因此，尽管珍宝岛事件发生了，但并未改变这一战略格局。同时还指出：也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应该说，第二种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从此，以加强战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进行国防工业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三线”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便大规模地全面展开，进入高潮……
兵法云：宁使我有虚防，毋使彼得实偿。从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档案材料的纷纷解密以及“美国：灰色核大棒频频举起”、“苏联：红色核按钮一触即发”等报道看，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有战略眼光的，是英明、正确之举。
不久，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国在一方面进行“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建设的同时，另一方面许多的工厂也先后进山、进洞和分散，全国大中小城市也先后建设起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三线”建设和防空战备工作，有效遏制了苏美等国企图对我国发动的核袭击，避免了一次次“核”大战的爆发。当时外界曾对我国的防空措施作过积极评价：中国的防空设施，“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文革”十年，内忧不止，外患无穷，中国却能从内外交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 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
“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
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铁路全长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话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们崇高精神的评价，也是我们对待“三线”建设所应取的科学态度。更有一些识之士则说，肯定了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成就及其建设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个“三线”建设！
（五）
“文化大革命”曾给“三线”建设造成过极大干扰和消极影响。“文革”初期，重庆、成都等地的武斗十分厉害，曾动用了机枪、大炮和坦克，“三线”的不少工厂都卷入其中，严重影响了生产和建设，甚至造成了一些地区生产建设的严重倒退。
“三线”建设的全面恢复，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恢复“三线”建设以后。1969年6月，中央召开恢复“三线”建设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主抓这项工作。年末，中央又决定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小组之下成立“三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恢复和建设工作。
为了稳定武斗最严重的四川地区的局势，毛泽东主席甚至亲自批示将四川两个造反派头头刘结挺、张西挺（为夫妇俩，原为宜宾地区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市委书记，后被判刑）抓了起来。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对“文革”造成的破坏痛心疾首，但一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他们恢复建设，便纷纷响应复工号召，就连武斗双方人员也都停止武斗，参加到了建设中去。外流人员更是在短短的十余天内，从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紧张施工。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在这以后相继建立起来。到1972年，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如：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铁路（公路）全部通车；攀枝花钢铁基地、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相继投产；以重庆为中心的化工工业，建成了重庆化工厂、川南化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重庆）合成制药厂等；电子工业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厂；以贵州都匀、凯里为中心，工厂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个单位；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和成都地区的飞机制造业，也都形成规模；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总之，尽管“文革”曾给工程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但是“三线”的建设者们排除种种干扰，最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同时，“三线”建设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贪大求快，仅算政治帐不求经济效益，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尤其是“文革”的爆发，使“三线”建设大起大落，更是人为造成了一些破坏和损失。另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地区（如贵州）在规划施工中，机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将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的极为分散，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做法和布局，……这些，不仅给“三线”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也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极大损害。
但是，从全局来看，“三线”建设的决策英明、正确，建设成就极其伟大。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灾最重的地区，也是建设成效最显著的地区。目前，四川的工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四川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中外驰名。如：现在牌子很响的“长虹电视机”，就是绵阳搞雷达的厂子生产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则实现翻番，达到2591.77亿元，曾一度排到全国第5位。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个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很有战略眼光。给予 “三线”建设以充分肯定！
（六）
七十年代末，我国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加快进行沿海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三线”建设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三线”建设的论调。有人认为：如果当时我们就把对“三线”的经济投入，投入到“一线”去，经济效益就大不一样了。因此，“三线”建设曾一度陷于困境。
面对这种情形，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郁；听到这些论调，那些“三线”建设的开拓者们顾虑重重。当时曾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一位同志说：“他们谈问题离开了当时的条件。那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南方，美国在发动越南战争，矛头对着我们；北方，苏联陈兵百万，苏美联合反华，形成南北两面夹击之势。加上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台湾的飞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飞到上海。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进行三线建设，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行吗？”
基于对国家建设、对历史和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位同志回忆说：“1983年，我们向某领导反映这个问题。某领导提出，把三线建设问题摆到国家的五年规划中去。于是，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三线建设改造规划办公室，另外成立了一个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主任罗大东，副主任我和郑汉涛（原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说：“1984年1月，开第一次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会议，李先念同志给会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三线建设要肯定。不仅建设了国防工业，而且把工业从沿海推向内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那时正是对三线建设否定的调子唱得高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说，调整改造也没有用，钱扔下去是白白浪费。李先念同志的这封信对于顶住这种错误议论、坚持进行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调整改造“三线”工程的第一步，实际是把钻山太深，生产生活确实困难的厂子搬迁出来，搬到靠近大城市或中小城市，并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的规划布局。为此，国家先后分三批共投资20亿元资金。接着，进行“军转民”。通过调整改造，许多工厂取得了很好成效。除了“长虹”彩电厂外，陕西的“黄河”、南京的“熊猫”等名牌产品，都是原来搞雷达和通讯设备的厂家经迁移改造后生产出来的。西北“三线”的一部分工厂，通过改造也取得了很好效益。
这位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成效显著，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允许外国来华投资建厂，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分寸，不能妨碍甚至放弃民族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利用外资13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30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位。应主要引进新技术或我们技术不足的部分。我们要用市场换取资金、技术。如果去换啤酒、泡泡糖、麦当劳……有什么意义呢？他接着说：前些年我们重复引进的问题很严重，电视机引进了100多条装配线，真正民族工业只有十几条，盲目重复引进造成严重浪费，而且牺牲了民族工业，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三线”企业的生产设备大都陈旧、落后，要进行设备更新。厂房是好的，要充分利用；这些年我们在沿海搞了一些标准厂房，实际上只能“来料加工”，这是一种“泡沫经济”。“三线”企业的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全国各地调进去的精华，也要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继续坚持对“三线”的资金扶持，至少要让它们能够维持生产。“三线”企业的产品质量很好，如：西南铝制品厂生产的铝合金板，质量超过日本。最早被外国人发现，是在一次国际性的跳水运动会上。这种供跳水用的跳板，是一整块儿、很长，弹性非常好，又非常牢固。外国人想买，一打听是中国人造的。他介绍说：这种跳板，是西南铝制品厂“用12500吨的挤压机压出来的。现在这个厂承接了一些项目。波音飞机的起落架，冷加工在上海，整个完成是在这个厂造。波音飞机尾部的三角翼锻件，也是这个厂生产的，在成都113厂完成。但现在的产值只达到生产能力的1/10。这个厂要维持生产需要10个亿的流动资金。经过努力，有色金属总公司才给了他们一个亿，只够运转半个月。”他最后说道：“这种企业是应该投入的。对三线建设时建成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投资，加以改造利用，是划算的。”（以上请参见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第334―34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想这应该成为“三线”地区加快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三线”企业应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努力恢复其青春和活力，力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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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70年代末基本结束，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
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但党和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
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他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便成为我国“三线”建设的基本方针。
（二）
“三线”建设决策于“文革”之前，结束于“文革”之后，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干扰和破坏。尤其是“文革”初期“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形势，使“三线”建设遭受了严重影响和损失，不少建设项目陷入瘫痪。
1968年9月，因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国内形势开始比较平稳和安定了一些。此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建设者们排除干扰，积极工作，“三线”建设也逐步恢复正常。
无独有偶。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上，中共中央内部也实际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二是以陈毅牵头，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主要成员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他们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认为欧洲仍是美国、苏联目前的争夺重点，它们最迫切、最突出的是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因此，尽管珍宝岛事件发生了，但并未改变这一战略格局。同时还指出：也不能低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要抓紧时间搞好战备。应该说，第二种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从此，以加强战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进行国防工业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三线”建设及其它各项工作，便大规模地全面展开，进入高潮……
兵法云：宁使我有虚防，毋使彼得实偿。从近年来国内外一些档案材料的纷纷解密以及“美国：灰色核大棒频频举起”、“苏联：红色核按钮一触即发”等报道看，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有战略眼光的，是英明、正确之举。
不久，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我国在一方面进行“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建设的同时，另一方面许多的工厂也先后进山、进洞和分散，全国大中小城市也先后建设起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三线”建设和防空战备工作，有效遏制了苏美等国企图对我国发动的核袭击，避免了一次次“核”大战的爆发。当时外界曾对我国的防空措施作过积极评价：中国的防空设施，“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文革”十年，内忧不止，外患无穷，中国却能从内外交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
“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 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
“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四）
“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
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铁路全长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话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们崇高精神的评价，也是我们对待“三线”建设所应取的科学态度。更有一些识之士则说，肯定了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成就及其建设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个“三线”建设！
（五）
“文化大革命”曾给“三线”建设造成过极大干扰和消极影响。“文革”初期，重庆、成都等地的武斗十分厉害，曾动用了机枪、大炮和坦克，“三线”的不少工厂都卷入其中，严重影响了生产和建设，甚至造成了一些地区生产建设的严重倒退。
“三线”建设的全面恢复，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恢复“三线”建设以后。1969年6月，中央召开恢复“三线”建设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主抓这项工作。年末，中央又决定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小组之下成立“三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恢复和建设工作。
为了稳定武斗最严重的四川地区的局势，毛泽东主席甚至亲自批示将四川两个造反派头头刘结挺、张西挺（为夫妇俩，原为宜宾地区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市委书记，后被判刑）抓了起来。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对“文革”造成的破坏痛心疾首，但一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他们恢复建设，便纷纷响应复工号召，就连武斗双方人员也都停止武斗，参加到了建设中去。外流人员更是在短短的十余天内，从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紧张施工。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在这以后相继建立起来。到1972年，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如：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铁路（公路）全部通车；攀枝花钢铁基地、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相继投产；以重庆为中心的化工工业，建成了重庆化工厂、川南化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重庆）合成制药厂等；电子工业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厂；以贵州都匀、凯里为中心，工厂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个单位；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和成都地区的飞机制造业，也都形成规模；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总之，尽管“文革”曾给工程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但是“三线”的建设者们排除种种干扰，最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同时，“三线”建设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贪大求快，仅算政治帐不求经济效益，并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尤其是“文革”的爆发，使“三线”建设大起大落，更是人为造成了一些破坏和损失。另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的地区（如贵州）在规划施工中，机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将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的极为分散，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做法和布局，……这些，不仅给“三线”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也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极大损害。
但是，从全局来看，“三线”建设的决策英明、正确，建设成就极其伟大。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灾最重的地区，也是建设成效最显著的地区。目前，四川的工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四川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中外驰名。如：现在牌子很响的“长虹电视机”，就是绵阳搞雷达的厂子生产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则实现翻番，达到2591.77亿元，曾一度排到全国第5位。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个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很有战略眼光。给予 “三线”建设以充分肯定！
（六）
七十年代末，我国提出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加快进行沿海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三线”建设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三线”建设的论调。有人认为：如果当时我们就把对“三线”的经济投入，投入到“一线”去，经济效益就大不一样了。因此，“三线”建设曾一度陷于困境。
面对这种情形，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郁；听到这些论调，那些“三线”建设的开拓者们顾虑重重。当时曾任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一位同志说：“他们谈问题离开了当时的条件。那时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南方，美国在发动越南战争，矛头对着我们；北方，苏联陈兵百万，苏美联合反华，形成南北两面夹击之势。加上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台湾的飞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飞到上海。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进行三线建设，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行吗？”
基于对国家建设、对历史和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位同志回忆说：“1983年，我们向某领导反映这个问题。某领导提出，把三线建设问题摆到国家的五年规划中去。于是，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三线建设改造规划办公室，另外成立了一个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主任罗大东，副主任我和郑汉涛（原国防工办副主任）”。他说：“1984年1月，开第一次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会议，李先念同志给会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三线建设要肯定。不仅建设了国防工业，而且把工业从沿海推向内地，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那时正是对三线建设否定的调子唱得高的时候。有的人甚至说，调整改造也没有用，钱扔下去是白白浪费。李先念同志的这封信对于顶住这种错误议论、坚持进行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调整改造“三线”工程的第一步，实际是把钻山太深，生产生活确实困难的厂子搬迁出来，搬到靠近大城市或中小城市，并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的规划布局。为此，国家先后分三批共投资20亿元资金。接着，进行“军转民”。通过调整改造，许多工厂取得了很好成效。除了“长虹”彩电厂外，陕西的“黄河”、南京的“熊猫”等名牌产品，都是原来搞雷达和通讯设备的厂家经迁移改造后生产出来的。西北“三线”的一部分工厂，通过改造也取得了很好效益。
这位同志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发展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成效显著，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允许外国来华投资建厂，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分寸，不能妨碍甚至放弃民族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利用外资13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30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位。应主要引进新技术或我们技术不足的部分。我们要用市场换取资金、技术。如果去换啤酒、泡泡糖、麦当劳……有什么意义呢？他接着说：前些年我们重复引进的问题很严重，电视机引进了100多条装配线，真正民族工业只有十几条，盲目重复引进造成严重浪费，而且牺牲了民族工业，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三线”企业的生产设备大都陈旧、落后，要进行设备更新。厂房是好的，要充分利用；这些年我们在沿海搞了一些标准厂房，实际上只能“来料加工”，这是一种“泡沫经济”。“三线”企业的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全国各地调进去的精华，也要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继续坚持对“三线”的资金扶持，至少要让它们能够维持生产。“三线”企业的产品质量很好，如：西南铝制品厂生产的铝合金板，质量超过日本。最早被外国人发现，是在一次国际性的跳水运动会上。这种供跳水用的跳板，是一整块儿、很长，弹性非常好，又非常牢固。外国人想买，一打听是中国人造的。他介绍说：这种跳板，是西南铝制品厂“用12500吨的挤压机压出来的。现在这个厂承接了一些项目。波音飞机的起落架，冷加工在上海，整个完成是在这个厂造。波音飞机尾部的三角翼锻件，也是这个厂生产的，在成都113厂完成。但现在的产值只达到生产能力的1/10。这个厂要维持生产需要10个亿的流动资金。经过努力，有色金属总公司才给了他们一个亿，只够运转半个月。”他最后说道：“这种企业是应该投入的。对三线建设时建成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投资，加以改造利用，是划算的。”（以上请参见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第334―34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想这应该成为“三线”地区加快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三线”企业应紧紧抓住这个契机，努力恢复其青春和活力，力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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