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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趣而霸气的“毛泽东式语体”解读

(2009-12-05 20:18:08) 下一个




风趣而霸气的“毛泽东式语体”解读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个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模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与是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而去。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其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1]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

按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修辞学》中的说法,所谓“修辞学”就是“一种旨在征服人心的政治辩论艺术”,其中包括“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三种手段。“信誉”是说演说者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通过自己使听众认为它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情感”是指演说者调动听众感情,因为“人在愉悦中所得出的判断”会“自己说服自己”;“逻辑”则要“对所谈论题恰当运用论证手段,从实质或形式上证明论点的正确”。[2]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3] 换言之,在更具“经常性”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生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由于修辞的效果往往体现在随机的口语中,所以我们毋宁直接引毛泽东演说的原始记录稿。虽然这样的稿件可能与经过编纂的“定稿”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要担当有失“准确性”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它可能更能体现毛泽东的原始语意和自然风格。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有时往往一句玩笑,他就能使艰深的理论直渗人心,甚至彻底把你的脑子给“洗”了。友人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延安时期,曾作为红军四方面军一员的许世友将军,因受到不公待遇曾串通几位同僚准备“叛逃”。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既没“抓捕”,也没 “惩罚”,只是把许世友请到他的窑洞里“密谈”了几个小时。从此,这位谁也不买账的“和尚将军”竟死心塌地地跟随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直至毛泽东去世后也没丝毫改变。友人考我这个所谓“专家”:“我特别想知道,毛泽东究竟在窑洞里跟许世友都‘说’了些什么?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约束了一匹‘野马’并左右了他的终生?”对此,我哑口无言,但立即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修辞学!林彪元帅有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4] 毛许关系的故事,或许是对林彪语录的最好诠释。

毛泽东的“农民语言”

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确有一种本领,就是能把极其“深奥”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异常浅显的“农民语言”。例如,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 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好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你给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5]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6]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7]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厌恶至极。特别是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稿,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他话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8]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名言。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9]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方干部要做到“三不叫”:

“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10]

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道理,常说:“人民就像水一样的,打比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11]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共作了6次讲话,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纠“左”。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

“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 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 “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12]

在讲道“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3]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4]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发展?)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5]在强调发扬“民族风格”时,毛泽东宣称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6]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语言中的气势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17] 强调要“硬着头皮”、“挺直腰杆”,“站着说话”。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18]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19] 如毛泽东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20]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痛恨至极。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21]

毛泽东如何自我评价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信中说: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22]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注释:

[1]《毛主席1965年1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这里引用的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2]参阅:龚文庠《说服学的源起和发展趋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参阅: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页。)

[6]《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页。)

[7]《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30日)》,会议记录稿。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0]《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页。

[1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页。

[16]《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3月)》,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9日)》,会议记录稿。

[18]《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会议记录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66. 

[20]《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 日)》,会议记录稿。

[21]《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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