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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领袖是历史的竞择:献给毛泽东诞辰纪念日

(2009-12-24 22:18:40) 下一个
(一)无论诋毁还是不屑,毛泽东是大浪淘沙之后的风流人物,无人能够超越,如果有人在毛泽东之上,毛必被取而代之。请看金子是如何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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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之前19217月中共成立于上海,总书记为陈独秀,一直到五大,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军阀。1927412在上海蒋介石血洗共产党。59中共五大选出九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涛和苏兆征。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和张国涛。另外周恩来为秘书长。毛当时只是中央候补委员,无山水可露。712陈独秀停职,新的五人常委为张国涛、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和周恩来。715武汉又血洗共产党,87召开紧急会议,作为后补委员的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见解并主张“上山”。89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常委: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确立了瞿秋白的领导地位。瞿秋白聪颖机敏,擅长文笔。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武汉暴动、长沙暴动、广州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等,都一一惨遭失败。
  
1928年“六大”在苏联召开,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涛。前五人为常委。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李立三、关向英、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向忠发当上了总书记,向忠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自然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开始掌握实权的是蔡和森,其具备领袖才能,却因顺直省委的问题牵涉到他,加上有气喘病,被李立三取而代之。这样政治局五常委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19298月彭湃、杨殷牺牲,周恩来赴苏,李立三成了中共主持人。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组织工人总罢工、总示威,对各地下达暴 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
  
1930723作出“七月决议”,结束了“立三路线”,瞿秋白复出。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很快又把瞿秋白牵了进去,被王明和博古整倒。1931年中共六大四中全会确定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涛、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袷成、毛泽东、顾顺章。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派不可一世。之后向忠发、顾顺章被捕叛变,致使恽代英、蔡和森牺牲,接着又有二十四名共产党干部饮弹刑场。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王明丧魂落魄。向忠发变节后仍被处诀,总书记缺位,临时负责权给了博古,193111月后由王明和米失在莫斯科遥控中国共产党,自己独享安全。后来卢福坦临时负责三个多月,19334月被捕后很快叛变,由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央总负责人。
    而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后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在中共“三大”时成为五名中央局成员
(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之一,“四大”时候补委员也未能选上,“五大”时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之后,毛就远离了中央,在党内的地位漂浮不定,在“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毛泽东擅长领导农民运动,是农民运动的王,在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被捕,在被押往民团总部去处死的途中逃脱,领导秋收暴动后,智服王佐进军井岗山,并与19284月与朱德部队在井岗山会师。毛泽东创造了两个第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毛还为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游击理论。在毛的领导下粉碎了蒋的三次围剿,之后被剥夺了指挥权,毛派受到打击。周恩来仍按照毛的作战原则,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取得了指挥权的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李德,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之后是一系列败仗,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那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打的!”。在1935年遵义会议,也算是一次政变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至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周恩来等一干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群,甘心情愿地协助毛泽东最终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并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使一个一百多年来积弱挨打的中华民族变成了雄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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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地看毛泽东,是人民大众的毛泽东

    “当全世界印度人尽力维护圣雄甘地的尊贵,美国人拼命美化林肯的嘴脸时,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却为了一己之欲而涂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一定忘了,毛泽东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优秀素质和丰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时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荣耀。他们是否意识到,一个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难称“伟大”的,一个诋毁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视。”
在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大潮汹涌袭来之时,当“哈日”“哈韩”“哈*”层出不穷的时候,面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的情况,我们在茫然之间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是古往今来第一英雄

    之所以这么说“毛泽东是中国古往今来第一大英雄”,是因为毛泽东选择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作为其终生为之奋斗的阶层;而中国“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的现实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世俗哲学不仅使毛在其生前勇于实践前所未有的难题,更在其身后遭到了中外“精英”阶层的疯狂反扑和诋毁。而他所为之奋斗毕生的阶级的先天弱式的特性决定了甚少有人能站出来为毛辩护。
    将来,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抑或一个得志的政客,当然也有可能移居海外并从此于中华再无瓜葛??我会为我的财产和既得利益以及我的阶级代言。但在现在,当我看到在矿难中死难的民工,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下岗工人,因没有暂住证而惨死的大学生,作为来自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我和与中华十三亿同胞水乳交融的一员,我再也按捺不住积蓄多年要还毛泽东本来形象的冲动。

   现在,我要为毛泽东,也为自己和千百万人的感受和尊严辩护,为本来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荣耀做无罪辩护。

1、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至于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则很少人细究。就井冈山和延安根据地时期来说,在中国也算是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满足几十万军民的生活和战争需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没有成功的经济管理能力,要确保根据地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
    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的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
    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作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调节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劳动力。
    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他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
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
  毛泽东另一项让今人能作事后诸葛亮的即闭关自守,不搞对外开放。在建国前,毛泽东曾表示过访问美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建国不久中美即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争的结果更让老美颜面扫地。围堵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战略。
    在军事上,东面有台湾、日本、南韩美军基地,东南方有菲律宾的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国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紧张;越南战争使中国南国境线吃紧。从解放至毛泽东逝世恶仗不断,计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六二年中印之战,六十年代末期开始援越抗美,六九年苏联威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紧接着珍宝岛战争,七四年西沙之战。如果中国对外开放,也只能面向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和泰国。
     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金输出国和最大市场,不能为我所用,且尽力在技术输出上封锁中国。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技术禁运高达一百七十多项,而对其死对头苏联的禁运才一百五十多项。
    台,港,东南亚至到八十年代初还没能力大量输出资金,即使有良好开放环境,也难有所作为毛泽东是一位充满自信的领袖,他一生何曾惧怕过挑战?那些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担心外来思想会动摇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对毛泽东的根本不了解。
    建国至中苏决裂,中国的国门曾面向苏联、东欧打开;这种开放是以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主。这期间,苏联对华一五六项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而且大多数项目属于苏联最先进工业技术。
    毛泽东的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它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应因此来否定毛的经济成就,进而证明邓改革的合理性。
     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2、计划生育与农民
  将计划生育与农民放在一起讨论,概因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的孩子数量也不超过两个。
毛泽东无视马寅初的《人口论》,不搞计划生育,导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负担。海内外人士在批评毛泽东的这一错误上,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人口论》无疑是真理。但真理转化为科学的实践并非无条件的。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及该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难易程度。如果现实迫切需要,操作有难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现实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这两种情况下,虽有争议,但真理具备转化为实践的条件。但如果现实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极其困难,再完善的理论也失去了实践动力。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生育,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国的唯一资源,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人本经济的建设中,人的因素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并不比养一头小猪重多少。因此,没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长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间,村庄墙壁上写着“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的大标语。它除了让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们练习这几个汉字外,并没有任何的用处。邓小平主政后极力推动计划生育,加大宣传力度,但在农村收效甚微。对广大农民来讲,他们的晚年除了依赖子女外别无选择。如果说城市年迈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顾,退休金能大幅度减轻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那么农村子女则将承受照顾生活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一胎化”对农民是极不公正的。
     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强制手段被广泛应用,即使在北京郊区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也足以让毛泽东对整个计划生育政策喊停。毛泽东那一代领袖们对农民的感情太深了,亏欠农民的也太多了。他们很清楚,是农民的巨大牺牲铺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
    如果当时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两个的话,将面临一个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谁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对处于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不予考虑的。征兵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的一头疼问题。未来的中国会有打大仗的经济实力,但支撑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基础将变的异常脆弱。
  很显然,在毛泽东时代,人口控制在实践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行。

三、民主与独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国时,毛泽东创造性地建立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的、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其中甚至包括蒋介石的爱将宠臣及其他国民党人士。由 *** 人前仆后继打江山,却和民主党派共享胜利成果,这不仅需要毛泽东有民主的意识,更需要民主的胸怀。
这一制度曾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长级干部中非 *** 员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代表团中更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至今还是一颇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六·四”和苏东巨变,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渐进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要求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健全的民主政体,显然是不客观的。
    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过渡到民主共和政体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理想固然好听,但在帝制余毒甚深的环境下根本不好用,导致袁世凯复辟和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也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涂上了浓重的“书生造反”的色彩。至蒋介石执政时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无半点民主的行动。

四、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伟人,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
   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 *** 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
     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在战争年代胆小怕死,只能躲在学堂里或香港指点江山,清谈国政;“百花齐放”似乎让他们看到了“坐江山”的机会。什么“红旗能打多久”、“外行领导内行”相继出炉,明显超越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甚浓。
  中国太大,一场运动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产生失控局面。当发现问题而紧急煞车时,冤假错案已经铸成。反右扩大化中将不少无故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遗憾的。
    中国知识分子无疑令毛失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尝试。中国知识文人轻视劳动,远离民众生活的恶习是颇有历史的;毛泽东试图让他们放下高贵的腰板到生产第一线接受锻炼。今天看来,这种改造知识分子的方法实在有些粗糙。学外语的没必要在农村生活五年,学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种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包含的积极内容。
     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远离民众的毛病至今并没有完全扭转。“六·四”前,如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能深入基层了解一下工人农民的想法,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理想的“民主”在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市场。很遗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层去一定是指导工作,而非学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及毛泽东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实际上,教育部门已经注意到现今应试教育体系的巨大危害,并重新评估“文革”期间基础教育的闪光点。作者读小学时正直“文革”后半期,学校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参加集体义务劳动一天,放学后要拣粪、割草。这些劳动并没影响基础课的学习,却对学生的品质进行了塑造。中国某著名演员形象地称“‘文革’让我们少学了很多没用的东西”。而今天的学生除了考试,再无其它。
    如果说反右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针对知识阶层和城市青年的话,破“四旧”主要针对中下层人民的落后愚昧,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文化上对整个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较复杂。担心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前有所抬头的干部搞特权现象令毛担心资产阶级可能在党内出现;“六·四”后重新回忆毛的一些讲话,发现他对西方要在 *** 第三代(赫鲁晓夫即属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实现“和平演变”有相当高的警惕。这些有可能在发动“文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作者认为毛对自己民族的落后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时,他曾针对自己的成就戏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建国后,代表中华民族最优秀群体的知识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的纯朴和落后令他爱恨交加。民族觉醒和崛起,并将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愿望。
    从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这一点:一方面在和周边小国划定边界时,他从不斤斤计较,但和美国、苏联这些强大民族交往时则寸土必较,决不退让。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否有寻找安慰的渴望?他对《三国》和《水浒》的热爱,是否是在寻找这个民族的应有形象:胸怀天下、英雄豪气兼肝胆忠义?
     如果说建立新中国,使毛泽东得以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么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则是他对这个民族精神及灵魂进行改造的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和发动“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两件事。
     那些认为毛是为了打击异己而发动“文革”的想法,显然是浅薄的。以他在党、政、军中无可争辩的威望,打倒十个刘少奇也用不着发动新疆的红卫兵,更不值得他将此列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后二十年 *** 干部的腐化、人们思想的混乱、“六· 四”对 *** 的严峻挑战,也许能让后人对“文革”有更全面的认识。
    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武斗倡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但受害人数却颇有争论。西方一些人称蒙冤人数为三千五百万,也有几百万之说,以此证明毛及其党的残暴。但据作者的了解,这些数据明显被夸大了。“文革”对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并没有造成太大冲击。以作者家乡及周边地区来说,田照种、工照作、学照上,只是政治学习在学校为每周一次,在生产队则最多每月一次。偶尔有两个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对地主富农的批斗大会也仅限于几个老农的控诉,绝不允许身体伤害。家乡为百万人口的大县,很少听说谁受了冤假错案。作者后来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学,前后相处的几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无一人的亲属蒙冤,说起“文革”来反而个个眉飞色舞,情绪高昂,象刚参加完狂欢节一般。如果按当时大小城市共有五千万个家庭的话,三千五百万人蒙冤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六十万人蒙受冤假错案”应是接近客观事实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冤,对其本人或国家都是个损失。“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同时也有些人则坦然面对过去,没有半句怨言;出于他们对毛泽东其人、其事、其文的认识。
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曾讲:
毛主席作错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晓;
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领导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
他绝非心胸狭隘的庸俗之辈,读他的诗词即可了然;
他所犯的错误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评判的。
     曾和一中国作协的朋友谈及毛泽东,他说:毛主席诗词中所表露的霸气、伟美和雄丽在唐宋诗词中也难见;其文章更如行云流水,让下层人民读之不以为深奥,让知识阶层读之不以为土气,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浅显中见深理,尽显“五·四”白话文运动之精髓;毛虽没让他拥有彩电,但深以曾在毛泽东时代生活为荣。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颇有“以死在英雄剑下为荣”的豪侠气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颇为不俗的一面。

五、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有关人民群众自发地对毛泽东崇拜的例证比比皆是,但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的证据则无从寻找,倒发现了毛对到处建塑像作法的厌烦。
  群众对毛泽东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个过程。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至三次反围剿胜利,人们对毛还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层面上的话,到达陕北后不久,根据地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中记述了如下情节:毛泽东一度便秘,常由卫兵陪伴到很远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话,顿时就能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一片欢腾。很显然,这其中已不再是简单的尊敬了。对延安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所表现出的狂热,斯诺幽默地写到:“他们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国后,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农村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全面展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国之梦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学家们纷纷归故,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也节节升温。这种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经过舆论鼓动的,它是中国人民切身的感受。试想想,那些祖祖辈辈为别人家种地过活的农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无保障的城市居民走进工厂并有了医疗退休保障;那些才华横溢而报国无门的科学家们突然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报国的机会(现在流浪在外留学生们应该能体会到);
    穷人的孩子们无忧地走进学堂……
多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变成了现实。建国不久,中国更不得不参加了本世纪实力最悬殊的战争--朝鲜战争,那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由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的对峙。战争的结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让这个一百多年来屡战屡败的“天朝大国”重新寻回了大国的自信。所有这一切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的。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战无不胜已无人怀疑。感激、热爱、敬佩已不能函盖人民心中对毛泽东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适的词语。考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千年前,一门新宗教的诞生将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鲜战争,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国际社会。朝鲜战争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战例,它无疑给弱小国家和民族追求独立的斗争以极大的鼓励。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全球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留着大辫子、躺在床上吸鸦片,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韩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在政府充足经费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从政治、军事、历史到文化艺术,诞生了大批中国问题专家。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世界首次对中国的全面深入认识。
轻视甚至蔑视中国的现象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中逐步消失,这基于美国民族优越论的自然逻辑,那就是美国不应输给一个劣等民族。当杜勒斯拒绝周恩来伸来的友谊之手时,那不是蔑视,而是难于接受一个他不得不承认的伟大民族。
    韩战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自韩战以来,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国家将中国和中华民族等闲视之。当海外华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还能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这时,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说朝鲜对金日成父子的崇拜连一水之隔的中国朝鲜族人都不受影响的话,那么对毛泽东的崇拜则波及外族。
    有人估计,“红宝书”共发行了四十亿册,可能超越《圣经》而成为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约有不少于三亿册由外国发行。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对推动海外崇拜浪潮产生大的作用。
   对毛泽东的研究及热忱甚至波及美国大学校园。在清华大学就有数位当时从美国毕业后受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陆工作的台湾学子。他们从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相反,他们对今日中国大学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而不狂热的民族,即使对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实用但不执着的态度。但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民族却异常的狂热,到底谁之过?
    在海外期间有机会和来自菲律宾、泰国的小伙子接触,他们总要和我谈有关毛泽东的事。一个菲律宾年轻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
    在五七年苏共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让东道主赫鲁晓夫没勇气走在毛的前面,虽然赫并不喜欢毛。美国重量级政治家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见毛时的感受:“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
    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因未能见到毛而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哪一位亚洲人像毛那样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许并不喜欢。一些西方学者就毛泽东的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给予的评价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
    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代异乎寻常的狂热并没什么不正常,它正是这个灾难深重、注重信义、知恩报恩的民族正常的反应。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优秀素质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他在东方的出现引起一阵兴奋和骚动是完全正常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毛泽东与“女人”
  毛泽东一生最大遗憾莫过于其婚姻生活了。
   从《碟恋花·答李淑一》中可看出毛对先妻杨开慧的深情已然。这种对先妻的感情对毛后来的婚姻的影响将是不可避免的。杨开慧在毛的事业前景未明时与毛相爱,对毛关爱有加,最后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怀旧的毛泽东不可能完全割舍掉对先人的感激和思念。无论是贺子珍,还是江青都无法取代杨在毛心中的位置。
    毕竟她们是在毛的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取得党的领导地位后进入毛的生活的,虽能共同革命,但无共同经历苦难岁月的经历。没经历过坎坷磨难考验的爱情和友情是相当脆弱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了解一下那些历经磨难而成功的商界钜子对潦倒时的朋友亲人,和对成功后接踵而来的友情和美女的不同感情,就能更好地了解毛后来两次婚姻的遗憾。
    从毛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情调和对所歌颂对象的深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改造也体现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义。是否可由此推论,他对自己的婚姻有着某种梦幻般的期盼,这是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宾的夫妻深情,这种婚姻远离事业成败得失、名誉权位、物质追求等一切世俗内容。很遗憾,他的地位和权力注定了除杨开慧复生,没有人能给他带来这种婚姻上的满足。
    毛后来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令贺、江始终无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机会。从一些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回忆文集中也可看到,毛与贺、江性格上不是很合的来。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毛后两次婚姻的悲剧色彩。毛贺的不和是贺离国的重要原因,并为江进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间。有人认为毛对贺“始乱终弃”,显然是不客观的。
   毛和江的关系在建国前已经触礁,他曾讲“要不是快进城了,非和她离婚不可”,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负责和无奈。
    对毛泽东形象造成重大伤害的当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简称《回忆录》)。据多位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书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描述李到毛身边工作之前的事,这部分内容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自己杜撰。从该书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关系密切程度到了可谈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度,这与毛泽东的处事风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颇有某种神秘感的人物,就连周恩来等相处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于超越性和跳跃性的思维;考虑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赖,他不太可能和李谈论有关党内斗争的事,毛应该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对毛和其他女子关系的描述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没有卫士长或秘书的许可,李不可能进入毛的房间。在毛不方便时,李更不可能有机会一睹内情了。
   假如毛对李的信任程度真的达到可谈重大政治问题,及特许李在任何情况下可径入毛的房间(我相信毛宁可将这种私人感情给农民出身、跟随他半生的卫士长李银桥,也不会给交往不久、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李志绥)。那么,李将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来,又算什么呢?出卖别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一个小人的书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场呢?很遗憾,有不少人将《回忆录》作为攻击毛的又一颗重磅炸弹而反复使用;那不是出于无知和轻信,便是故意或别有用心。
    世界大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则,出版商有权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话。《回忆录》的内容显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产国家领袖和他们不喜欢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对某些内容作扩充甚至夸张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怀疑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此书的出版。
    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机器将自己的价值观推销给世界,当然包括对大人物进行美化整容或丑化。它不会放弃任何好机会将它的好恶强加于人。接收最成功美容手术的莫过于亚伯拉罕·林肯,他被美化为解放黑奴的英雄总统,并被全世界所接受。如果您还记得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所说:“如果不解放黑人也能统一南方的话,就不那么做(解放黑人)”,就该识破林肯头上虚假的光环。
  毛泽东私人医生的特殊身分无疑颇具诱惑力,以此作为丑化毛的利器将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毛的对手们怎能不善加利用?
     《回忆录》的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轰动。李应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畅销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质满足,对毛不让他作卫生部长(本人根据知识分子一向的毛病予以猜测)予以报复后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乌呼。是死于被人利用的苦闷,良心发现后的深深愧疚,报复的心愿总算了结,还是别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没机会更正书的内容,或揭露该书背后的阴谋。

七、结语
     本文因为篇幅所限并不能全面评价毛泽东,批评毛的文章实在是太多了。对毛泽东的辩护也不可能以此文结束,因为对毛泽东的诋毁还在继续。
  对毛泽东声誉的维护,不仅应是 *** 的自觉行动,也应成为天下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实际上,毛泽东作为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遗产已和整个中华民族熔为一体,没有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将黯淡许多。
     在毛泽东身上更多地表现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识形态仅仅是他实现民族振兴的工具。斯大林对毛的社会主义一直有所保留,一位美国学者曾讲:“毛泽东是唯一有勇气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如果他发现籍此不能带来民族振兴的话”。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会主义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的模式有很大差别。确切地讲,毛的社会主义应称“民族社会主义”才比较贴切。
     中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孔子、孙子、毛泽东则是为数不多的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华伟人。当世界众多军事机构对毛的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世界范围的游击队将毛的游击战术作为必学内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国政治家们对毛推崇倍至,国际众多学者穷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学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将毛看成他们的力量和榜样……,当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泽东头像,作为炎黄子孙,您能毫无感觉?那里面没有意识形态,没有 *** ,只有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份骄傲。
    当全世界印度人尽力维护圣雄甘地的尊贵,美国人拼命美化林肯的嘴脸时,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却为了一己之欲而涂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们一定忘了,毛泽东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民族优秀素质和丰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时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荣耀。他们是否意识到,一个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难称“伟大”的,一个诋毁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视。
    当作者读到多篇由欧、美人士撰写的为毛鸣不平的文章,作为毛泽东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该深感欣慰,还是无地自容。
    在由西方舆论和文化主导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颗我们自己的星,那就是毛泽东。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动起来,共同拭去上面的尘埃,恢复其原有的光亮;无需为其装饰美化,他本来已经够美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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