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
（一）深远地影响
实际上，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一方面，那个时代的创伤，没有往深处挖；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三七”开，只是一种理论，并没有成为信仰。就是最偏执的人，也会认为“三七”开是非常公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一种信仰；而信仰又是没有法子“三七”开的。所以一旦毛泽东被“三七”开，那么，这种信仰就会变得黯淡。在真诚的信仰者，“三七”开没有丝毫的作用；相反，“三七”开本身，会被理解为别有用心。
其实，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会满手是血。匆匆地做一个结论，也许能安抚一时的人心，但却很难堵住后世的悠悠之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许是需要资格的。如果评价者的人格远在被评价的对象之下，就会使评价本身变得毫无意义。歌德不是讲过么：为愚蠢的人们赞赏，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为愚蠢的人所诋毁，又是怎样的感觉呢？在我想来，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搁置的好。因为我们现在对文革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在人们连真相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样评价呢？也许，文革真的关系着千秋功罪。文革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太大了。我们现在虽然回避这种影响，但是，并不因为我们的回避，就不存在。在毛泽东看来，文革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从他的政治遗嘱中，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说过，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都会去掉，最终只剩一个“teacher
毛泽东虽然不是红学家，但对《红楼梦》有着极深的研究，他讲《红楼梦》的总纲就是第四回，“护官符”。现在来看，这个观点，意义太大了。毛泽东讲过，做了大官，就要保护大官的利益，这正是古代所谓的“官官相护”啊。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向官僚主义开战的。在毛泽东眼里，腐败的官僚，已经不是人民的一员，而成为了官僚阶级，即特权阶层。毛泽东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打跨官僚阶级。但是，他无可避免地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只能从
实际上，儒家文化主要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我们知道，“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剑拔弩张，而是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是儒家的诗教。儒家的诗教让每个人都思无邪，都那么温良恭俭让。也可以说，温柔敦厚，是真正文明人的性格。真正优秀的文明、文化，都会让人变得温柔敦厚，变得文雅。而与文明相对的，就是野蛮。在文明人眼里，那自然粗鄙得紧；但是，温柔敦厚的文明人，往往为不怎么有文化的野蛮人所击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野蛮人虽然不那文雅，但却有原始的生命力在。而文明人呢，虽然温柔敦厚，但恰恰失掉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温柔敦厚的性格，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并且这极大的缺陷，可以成为致命的。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参予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佛家文化，应该说是与中国本土文化异质的文化。它强调
总的来讲，儒道释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华夏民族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的性格。把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统一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和谐”了。但是，和谐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这种和谐的文化性格，而中国要走出屈辱的历史，也只有重塑这种和谐的性格。那么，又怎样重塑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们知道，与和谐相对立的就是斗争。也就是说，斗争哲学可以重塑我们民族的性格。而毛泽东的哲学，恰恰就是斗争哲学，仿佛正是斗争哲学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实际上，这是很深的误解。是斗争哲学重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斗争哲学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应该诋毁过去的历史啊。
（三）所谓的斗争哲学
我们现在自然不喜欢斗争哲学了。我们早已厌倦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总觉得，还是和谐的好。但是，讲和谐的哲学是需要条件的；而我们现在在恰恰具备了这个条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斗争哲学的并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还在那里讲和谐，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我说过的，华夏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释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谓的温柔敦厚、任性逍遥、虚幻空灵，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谐的性格，但是，这种和谐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缺乏斗争的因素。
中国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凌，和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绝不是没有关系，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险关，我们需要的决不是温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来斗争。我们讲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实际上就是讲中国革命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伴随着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的。
中国革命，改变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而把斗争的精神注入到我们这个民族灵魂的深处。从本质上讲，温柔敦厚这种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标志；但是，这文明的标志，显得那么懦弱无刚，在外敌入侵面前，表现得那么软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完全有必要改变我们民族的性格，不再那么懦弱，而是起来斗争。我觉得，毛泽东斗争哲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那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就是再过一万年，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这个民族是追求和谐的；但是，这种对和谐的追求，并没有法子改变近代的屈辱。我们对人家讲和谐，人家却把屠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激发我们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谓“中国人民又岂能俯首对屠刀”。讲和谐，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那只能换来屈辱甚至灭亡。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不也讲“大东亚共荣”吗？表面来看，也符合现在所谓“和谐”的哲学，但那是真正的和谐吗？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民族生存的最后关头，只能奋起抗争了。
有人讲，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同样地，要和谐，也要有斗争的准备。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讲和谐了，就说斗争哲学一无是处了，恰恰相反，是斗争哲学造就了我们现在讲和谐的基础。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斗争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斗争哲学，基本应该肯定的。但是，当斗争哲学发挥到它的极致，也会带来许多不好、缺点。文革中，应该是最讲斗争哲学的时代吧。但是，那种斗争却成了人为的，于是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不是时时处处都是好的，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置疑。而我们现在讲和谐的哲学，实际上就是对斗争哲学的反拨。从本质上讲，斗争哲学属于二元论，总是要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谓的你死我活。但是，你死我活所造成的往往是同归于尽。所以，现在人们便讲，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赢，又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能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是由于时代的进步。
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改变了，当然这主要根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讲和谐，并不是一件坏事情，相反，却非常得好，至于是不是好得不得了，还存在许多争议。但是，我更珍视斗争哲学在我们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斗争精神。讲和谐，就不准斗争，这样的道理是没有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斗争，是不行的。不去斗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许多时候，和谐也不过诱人的幌子。
时代，从来就没有绝对完美的，也没有糟糕透顶的。我在想，斗争哲学是通过什么重塑了我们民族的性格。我刚才讲过，是中国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国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发挥的作用的似乎更大些。我们知道的，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很难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去全盘否定斗争哲学，显然是不对的，那样做，甚至会引发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我们要做的也只是积极的扬弃斗争哲学。我们这个民族所要告诉世界的，决不只是我们拥有温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们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四）别样的圣贤
在毛泽东心中的圣贤，和我们一般所谓的圣贤，大抵并不一样。我们所谓的圣贤，大抵一团和气，譬如孔夫子就是这个样子；而毛泽东心中的圣贤，是敢于斗争的，他把鲁迅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称之为“鲁夫子”即是明证。
我在研究鲁迅的时候讲，鲁迅哲学的灵魂，即是人类强权；而这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并无二致。我们的问题是，究竟斗争哲学好，还是和谐的哲学好。孔子的哲学可以说是和谐的哲学，总是温良恭俭让；可以说，这种哲学塑造了我们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然而，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温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充分展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温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让人欺负。
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我们所以沦入了做亡国奴的边缘，不正是因为温柔敦厚的性格么？所以，我们需要在温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于斗争的因素。所以，我认为斗争哲学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只有敢于斗争，才有希望。如果只是畏畏缩缩，那就是死亡的道路。
实际上，敢于斗争的人并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过且过的。鲁迅形容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哀其不幸”，不过一种人道主义情愫，而“怒其不争”才是灵魂所在。为什么不敢于起来抗争呢？这大抵根源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在儒家，有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讲什么“哀不而伤，怨而不怒”，“思无邪”；也正是这种诗教，把我们大多人培养成了顺民。所谓的顺民，不只奴在身，而且奴在心。有人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这大致不错的。专制的时代，最需要的就是顺民；而顺民的哲学就是奴隶主义。
我在想，孔夫子这样的圣贤，其全部学说，也大抵不过教人做稳奴隶吧。而毛泽东、
但是，斗争哲学，却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质，所以它便讲“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就是造反有理”。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就是软刀子；我们知道，软刀子杀人不觉死。但是，斗争哲学却让人知道将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让人们起来反抗，争取生的前途。好听的话，谁都会讲。儒家哲学，那些好听的话，就是全无廉耻的人，都可以倒背如流。但是，这些哲学的花招，又有什么用呢？人们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不看那些耍花招的哲学，而是看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真实，只有在这真实中，我们才可以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在斗争的年代，儒家的哲学严重地贬值了。
人们提到孔子，总说他是
（五）重塑民族性格的意义
我们觉得，用斗争哲学来重塑的民族性格并不怎么好。虽然当年共产主义中国用自己的傲慢，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
但是，我们似乎并不喜欢当年的傲慢，也不喜欢当年的性格。我们似乎觉得温柔敦厚的性格并不错，我们就是要温柔似水的。
也许，在和谐的世界里，温柔敦厚的性格更有魅力。虽然我们现在讲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这和平与发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卫的，也就是说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
既然如此，那完全的温柔敦厚，就是不合适的；我们民族性格的深处需要斗争的精神，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斗争的精神，已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时代的讲的斗争，总是你死我活的；而我们现在的斗争，不是我吃掉你或者你吃掉我，而是促成和谐，达到双赢。
现在人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和以前相比，不只是有所变化，简直是颠倒了个儿。人们不但不说儒家文化的错处，反倒对五四时代先贤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进行了质疑。难道儒家文化，就“吃人”两个字么？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呢，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这些都是精华嘛。可以说，这样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然而，其根本的缺陷却是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空谈学理。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了主要的障碍，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从儒家文化中是开不出自由、民主的，而只有牢不可破的专制。而要打破这种专制的局面，给黑暗的古国带来光明，也只有采用激烈地反传统的方式。
五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响彻云霄。对于打倒孔家店，我是认同的，因为打倒孔家店，就是打倒专制主义的灵魂。
孔子的学说为专制主义所利用，这是历史的事实，更何况，专制主义并不外在于孔子的学说；也就是说专制主义就在孔子的学说之内。打倒孔家店，并没有打错；而我们现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许，只能解释为历史的倒退。
其实，许多时候，历史是不免倒退的，尤其在意识形态上。现在不是有所谓的国学热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仿佛又要借尸还魂了。
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有过太多的陶醉；这种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现。而要
现在，人们总觉得传统文化就是好顶顶好；但大多人，对于传统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也许是说，所谓国学热、传统文化的复兴，夹杂着太多情绪性的东西。在我想来，什么热不热、复兴不复兴，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最需要的是扎实的研究。为斗争哲学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终于渐渐地消失不见；而我们又回复到了温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许要永远地温柔敦厚下去吧。
那么，毛泽东重塑民族性格的努力还有意义吗？当然是有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讲过，“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文明其精神”，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含义很明显，我们要思考的是，他为什么用“野蛮其体魄”而不是“强健其体魄”。我觉得，“野蛮”是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们民族的性格，是温柔敦厚的。在温柔敦厚的性格里，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性格，也许最紧要的就是注入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吧。
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曾经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理想，但是，现在有的人却说，社会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独独不能够改造。因为改造有一个前提，即这个社会一无是处，罪孽深重，然而，这说法何其的荒谬。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可有可无的，许多伟大的理想，不懈地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说实在的，我依然认同对社会，对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我才讲毛泽东对中国文化最深远的影响，就是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性格。
-----I do agree about that! Mainland chinese and SE Asian chinese are diff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