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晚年一大战略思考
和平演变 ”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和平演变”战略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50年一贯制。
方法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关系到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并采取坚定的对策，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活动 ，这是矛盾的性质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的。而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在国家关系上又是和平共处，开放和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应当肯定，这是必要的，而且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同时，这也为对方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国际帝国主义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不仅自己出马，而且十分注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扶植反共势力；而社会主义内部的敌对势力，也不仅会从国际帝国主义那里得到鼓舞力量，而且他们的活动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或者就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搞起来的。因而，国内外敌对势力是互为依靠，里应外合的；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是互相呼应、配合和影响的。
道路 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强调指出：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告诉我们，以两条道路斗争为基本内容的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生活 中，搞自由化的人往往从学术领域入手，在学术讨论的名义下散布错误思想，并在一定的时机又从错误的学术观点中引出现实的政治主张。而这后者，恰恰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所以不能否认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相联系的一面。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毛泽东主张在学术上要坚持“百家争鸣”，同时又要对错误思想进行正确的批评。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只有正确认真地贯彻这些思想，才能处理好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
运动 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将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危害的实质，是使一批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附庸，那么，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危害的实质，就是使己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倒退。毛泽东当时在国际上提出反修任务时，确是敏锐地看到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将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同复辟资本主义的后果直接联系起来。
考试 。执政使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在战争年代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而在执政的情况下做一个共产党员，则不仅意味着献身，而且还在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权利。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地位，是会使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体现一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如果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对此不谨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就有可能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严重脱离群众，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以至蜕化变质。
检查 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为了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这同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反腐蚀”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特别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略思考之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段斗争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奠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重要发展，至今仍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这些积极成果中，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方面。因而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我们确立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以后，毛泽东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形势的基本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
为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是提醒人们要正确分析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他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里就说过：“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历史和现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互相配合，互相呼应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也使这种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在考察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时，总是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国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并且提醒人们对这两个方面都要充分估计到，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做斗争。”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应当肯定，所有制变更是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的基本标志，但是，阶级的彻底消灭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这是因为，在地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废除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虽然已被消灭，但剥削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可能故态复萌，还存在着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等等。这里不但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还企图复辟，而且我们同各种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分子的斗争，从本质上说，还是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范畴，因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代表人物的政治、经济纲领，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产生新的剥削分子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根源，即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一定范围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的存在，以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影响，也还存在着这种新剥削分子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即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活动。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社会仍处在逐步消灭阶级的过程之中，剥削阶级的完全消亡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存在着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还存在着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人们。这些正是国际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策划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是从夺取政权入手，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性质。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已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是一项长期的带根本性的任务。毛泽东正是基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历史经验表明，阶级斗争往往是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先导，这在社会主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正确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条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总是采用“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心”的策略，从意识形态方面人手，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蛊惑人心，煽动群众，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结成“政治反对派”，进行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而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战”，大力强化意识形态渗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模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政局失控，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我们知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思想体系。但它的历史还很短，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及其拥有充分的传播工具相比，与这种旧意识形态具有的某种传统优势相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需要一个继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从全局上分析估量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而做出的一个符合实际的深刻的判断。因而，意识形态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一定会去占领。这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战略思考之二：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是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重要保证
1964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并提出了一系列应采取的措施，积极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这时他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党??层领导出修正主义。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的任务。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他又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这里，从一般意义上说，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特别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危害，是要导致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十分深刻的。到了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问题，诚然，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时候，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杜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
应当看到，国际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严重的外部威胁，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蜕变的外部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后来，他在唤起全党警惕出修正主义时，也往往把修正主义同复辟资本主义看成是一回事，认定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在1964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时就说过：“什么叫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虽然这时毛泽东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涵缺乏科学的界定，以及对具体对象的判断和因此而进行的人为的斗争也都是错误的，但应当肯定，他发动和领导反修防修斗争的出发点是好的，特别是他指明党的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它会使党蜕化变质、整个国家改变颜色，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严重后果，确是十分深刻、切中要害的。
这己为20多年后国际上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侵蚀下被演变的现实所证明。虽然，毛泽东没有看到90年代苏联演变的最终结局，但表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毫无疑问，毛泽东一再告诫要防止党内出问题，特别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保证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权牢固地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这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战略措施。
列宁曾经从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高度出发，提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要有一个“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否则，无产阶级事业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夕也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他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强调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的这个论述，对于党的干部和领导集团的要求具有普遍意义。50年代中期，毛泽东总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风潮教训时曾指出，我们党有成百万经过长期考验的干部，“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些都说明拥有坚强的、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和领导核心．对于党的事业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诚然，应当承认，党的干部队伍的结构和状况，不仅会随着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发生变化，而且在诸如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等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带来新的问题。苏东一些国家剧变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渗透和压力下，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出现严重困难或挫折的情况下，以及在发展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共产党内部的右倾思想可能抬头，甚至发展成为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机会主义思潮如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占了上风，就会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逼迫党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去适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需要，最后使党和国家改变性质。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关于警惕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的告诫，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都具有警钟长鸣的重要意义。
战略思考之三：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关系到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如何保证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条件。随后不久，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中，又发表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他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实际上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虽然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留有“左”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确是指明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根本大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保证。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具有长远意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这主要是：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己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里，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求，是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己为中??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计到新的一代的生长环境，有可能淡忘和背离老一辈所培育的革命传统。
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时就说过：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具体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后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战略思考之四：要防微杜渐，防腐拒变，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也是党所以能够依靠群众去夺取胜利的一个重要的自身作风的保证。毛泽东十分重视包括艰苦奋斗在内的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嫉恶如仇。1938年4月，毛泽东曾生动地讲述了在同国民党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中，建设优良作风的重大意义。他说，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第一，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他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党风作为实现党的路线的保证，而二者又是使人心向我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基本因素。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在这部论著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以至于翌年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并列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毛泽东对郭文极为重视，4月11 日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特意推荐，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他还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希望他能继续写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这时，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因胜利而骄傲，因舒适环境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并不鲜见，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而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善意的劝告。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同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长谈，黄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己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警告，他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
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己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事实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在执政的环境中，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住了这种腐败现象，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党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在这次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做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毫无疑问，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把党执政后防止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出来，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战略思考，其实质仍然是要使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60年代初，毛泽东深刻批判了赫鲁晓夫关于“全民党”的错误观点，指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具有抵制诱惑的能力，才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说过：“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今天，列宁的这个预言不幸而言中。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自己主动撤销了这“三道战壕”，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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