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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也不多说，让我们到那段历史中去吧！
历史长河中的毛泽东
自从1927年毛泽东道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起。毛泽东的敌人就一刻也不停止地反对他、攻击他、诽谤他是、污蔑他。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内早就有了一位雄才大略、囊锥露颖的天纵英才。党内的同志一路怀疑、非议、指责、打击毛泽东。毛泽东服从组织纪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奋，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为中共指明了前进道路。毛泽东使中共克服了海归派将中共俄化的倾向，形成了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从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后到共产国际特派员王明，当发现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正确，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泽东逐渐靠扰。百川入海，万折（泽）必东。毛泽东指引的方向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渐渐成了共产党的思想。从中共的历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只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才有了中共的先进性。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灵魂，而其执政思想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似现在官僚主义的“被人民服务”。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共犹如美国军队没有了武装。而这正是他的敌人苦心孤诣想实现的。中国人一向有自毁长城的优良传统。
革命时期党内非毛总是记录党内领导在探索革命时所犯的错。建设时期党内非毛总是党内领导将自己所犯的错误修正为毛泽东的错误。凡是毛泽东的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都是毛泽东的。正如他们将某事件设为话题禁忌不许讨论研究一样，他们将大刮五风、文革作为话题禁忌封杀不合官方定调的异论不是因为要为毛泽东掩饰，而是要为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掩饰。
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理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说话往往好听，做事往往幼稚，事与愿违，
孟子和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非儒》里揭露了很多孔子跟乱臣贼子混在一起的事迹，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根据自己好恶夹藏了许多私货。但有孔子、司马迁这样基本上秉笔写春秋的史官作史，后世的乱臣贼子难免有所顾忌。如今败类为官，乱臣贼子作春秋而天下英雄惧。炎黄春秋，历史悠悠，功过却由一群乱臣贼子、蝇蝇苟苟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信口雌黄，天下英雄豪杰谁还敢为国为民挺身而出、抛洒热血。党内一帮非毛者为既得利益集团文过饰非、为某些尊者讳，仍然继承党内非毛的传统，将所有的错误都描述成毛泽东的错误，欺世盗名。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官僚主义集团回应：“还好现在历史不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春秋，但春秋并不等于历史。
雄伟的井冈山 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
1927
而余洒度只相信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无法忍受山沟里的艰苦生活，脱离队伍，向中央告状去了，后来信仰丧失，成了可耻的叛徒，因为走私贩毒分赃不均被揭发，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如同孙中山为推翻满清从海外策动了几十次武装起义皆以失败告终一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将中国共产党满门抄斩、斩草除根。避在武汉、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后策动了200余次起义，皆以失败告终。广州起义甚至仅存在三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南下潮汕结果全军覆灭，总副指挥叶挺贺龙及周恩来刘伯承等夺船出海得以保全。南昌起义的高级指挥官皆星散隐蔽后，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副军长朱德自然成了留守部队的最高军事长官，朱德、王尔琢、陈毅浴血奋战，率2000残部突出重围，转战到赣南五岭山中。反而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如无陈毅辅佐朱德加强政治教育，则三河坝分兵后朱德部必与主力一样覆没。后来这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成了共产党革命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终于看清了井冈山的道路的意义。
左倾盲动，三月失败、八月失败
1928年3月，毛泽东已经在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大小五井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日益壮大，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控制了宁冈、遂川、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的大部或部分，正当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向前发展时，湘南特委周鲁来到井冈山。
因为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领导的，毛部属湖南省委领导，所以毛泽东一直向湖南省委报告并请斡旋。
朱德陈毅部队因执行湘南特委左倾盲动的烧杀政策而致郴州反水，夏明震等无谓牺牲。衡阳许克祥、韶关乐昌范石生南北强敌压境，湘南暴动最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失去大部、湘南全失，史称“三月失败”。 毛泽东闻湘南失败即率井冈山部队接应，阻击敌军，掩护朱德部向井冈山退却。1928年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农军8000余人，湘南农民组成，基本是梭镖长矛，拖家带口，后因思念家乡、井冈山生活艰苦和湘南特委强调“守土有责”，坚持固守湘南，认为“逃到井冈山是可耻行为”，重返湘南打游击，旋即覆没。）退到宁冈，两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四军，辖28(王尔琢)、29（胡少海）、31（张子清）、32（袁文才）四个主力团，重新恢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恢复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敌人虽然数倍于我，亦不能阴止井冈山根据地的日益扩大。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的时候,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来到井冈山后，挟省委指示信要四军向湘南发展,并说这是“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执行;要毛泽东担任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军出发;边界特委书记则由湖南省委另派杨开明担任。前次湘南烧杀已使红军无法在湘南立足，再执行上级指示明显是错误的，但不执行呢?又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毛泽东力陈不能去湘南的六大理由,指出杜修经主观盲动瞎指挥有断送井冈山的危险。杜不听劝谏，坚决要执行省委指示，在湘赣两省“会剿”之时，趁毛泽东率31团远在永新，利用29团的乡土情绪，鼓动朱德、陈毅率领的28、29团开往湘南执行省委向湘南发展的命令。以胡少海为团长的29团是以宜章农军为主，离开家乡半年多了,思乡情绪越来越重,井冈山的生活又十分艰苦，现在听说湖南省委要求向湘南发展,更是一拍即合,“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在省委特派员的杜修经的鼓动下，29团士兵思乡心切归心似箭，难以遏止，29团团长胡少海及朱德、陈毅临时动摇，只好执行命令，率军开赴湘南。湘南之行，因毛泽东不去湘南，毛前委书记被取消，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要回湘南了，29团跑在前头,行如飞奔，28团有时追都追不上。攻下郴州后,29团除萧克所指挥的一个连外其余全部解散自由行动，理发的理发，吃喝的吃喝，一个个枪杆上腰带间挂满了回家的礼物。28团也跟着发了一笔小财，团长林彪搞到了一百几十银元。下午敌人反扑,29团朝宜章家乡方向四散溃逃，29团就这样覆没了，28团也受损。29团千余人马只有胡少海团长带领的团部和萧克的一个连共100多人跟上了军部和28团,撤出郴州,退到了资兴。此次湘南之行还牺牲了红军优秀的指挥员28团团长王尔琢（林彪继任）。郴州兵败，毛泽东率31团在永新迎战赣敌11个团的“进剿”,望眼欲穿,却盼不到事先谋划的28、29团的回师增援。毛泽东只好巧布疑兵阵。虚张声势，以红军l个团兵力围困敌军11个团在永新县城附近30华里之内达25天之久，直到敌人才得知红军大部队不在边界,于是大举进攻， 31团只好退守永新的西南角九陇山区。这样,永新、宁冈、莲花皆被占领敌人疯狂地烧、杀报复,湘赣边界弥漫着白色恐怖,史称 “八月失败”。
前次湘南特委周鲁来，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硬拉部队去湘南，招致三月失败；此次湖南省委杜修经来，不听毛泽东的正确分析，再拉部队去湘南，又致八月失败。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又来，给红四军带来了波及全军的争论，冒进东江和闽西失败；后来中共中央迁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党政军权被剥夺殆尽，招致苏区和红军的全面失败，于是又有了长征。长征后，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时，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回来了。
朱毛之争 朱德刘安恭为代表的单纯军事观点、分散游击、流寇思想 陈毅主义 红四军七大 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与朱德谈论过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对革命的危害。双方当时各保留自己的观点，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到赣南后，随着革命的扩大，问题越来越突出。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全军覆没后，刘安恭与刘伯承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中共六大后，受中央派遣，1929年5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携中共六大文件和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2月2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潜入苏区指导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与朱德陈毅是同乡及旧识，由朱德提议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成为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安恭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上任几天，刘安恭对毛泽东抵制中央分散部队流动游击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一事，简单地用“执行”与 “非执行”来判断是非，他称：“军队现在有两派人，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
为解决争论，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代理前委书记陈毅怕两人争论伤了和气，影响团结，为调和朱毛之争，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批朱有“旧军官”思想，不重思想工作，批毛有个人英雄主义、家长制，批评了“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毛泽东又坚决反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会议改组前委，陈毅担任前委，这是一次近乎夺权的会议，以前都是上级撤消毛的职务，现在是由下而上夺权。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后来陈毅说：“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七大”没有解决一些争论问题，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去闽西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时养病，毛泽东在闽西山沟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后敌人发动“三省会剿”，叫嚣一星期解决闽西根据地，朱陈去毛泽东住地问计，毛授之“牛篦政策”，陈毅又请毛回来任前委，毛称七大的做法不能同意，不能随便回去。由于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随后陈毅去上海找中央汇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汇报材料，并请示中央解决七大争议。留下朱德与刘安恭指挥军队，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刘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刘安恭牺牲，部队损失惨重。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朱德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召开红四军八大，想以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但八大只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又吵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日益严重，军队涣散，此时朱德与一些同志终于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可贵，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会议期间，与一些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此时病重，情绪不佳，负气不回，复信称不打倒“陈毅主义”不回来，后又觉得用词不太恰当，于重病中让人抬来参加八大，没有赶到已经结束了。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讨论朱毛主义之争问题。不上高山，难见平地，在周恩来、李立三的分析下，陈毅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一看，感觉毛泽东总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是政治上正确，而是在政治路线上战略策略上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意志如钢，能在各种强压下“岿然不动”。毛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仅正确，而且别开生面，是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新路。陈毅决定回去与毛泽东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中央“九月来信”（《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陈毅亲自起草，撤掉了“二月来信”、“四月来信”关于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分散游击，要毛、朱离队、隐蔽大目标等不正确意见，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错误，并指示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1929年10月，陈毅挟“九月来信”回苏区主持前委会议，要请回毛泽东，朱德同意。陈毅连写三信用快马送达毛泽东，汇报“九月来信”精神及周恩来口头指示，并自我检讨“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连接三信，即刻回到红四军。在汀州，红四军将士看到阔别三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夹道相迎，欢笑流泪，一直簇拥把毛送到军部。朱毛陈三兄弟再次团圆，自然一团欢喜。朱德坦诚军队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问题，表示过去说过的话收回，早就盼你回来。毛说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撤销这封信。陈说“陈毅主义”必须打倒，陈毅同志绝对不能打倒，要跟毛泽东继续干革命。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令人肃然起敬！
1929年12月28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使红军在政治、组织、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进。从此朱毛不再分开，即使后来在张国焘军中仍坚定支持毛泽东。正是朱毛之争，从这里开始，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领袖。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论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把握“党指挥枪”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完善了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但红四军七大、八大后，毛泽东撂挑子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令人痛惜的，设若毛泽东当时如不负气撂挑子，而委曲求全与朱德一起负起指挥之责，可以减少闽中和东江两次出击的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后来与博古、李德等在党内争论中，毛泽东学会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相忍为国，学会了“前方需要，随叫随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占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就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受排斥，中央苏区就衰。
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的作用。
海归派 与国际接轨 王明 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任弼时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城市中心”的路线 肃反 谁在逼供信？
1929年夏天后，海归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险被一网打尽，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上海无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苏联前 “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员、中央代表、“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大权。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他们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肃反让人闻之胆寒。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
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种无耻方法，捏造假信，妄图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伪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以此挑拨一、三军团关系，被彭德怀当众揭穿。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毛泽东同志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 在“富田事件”解决后，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 ‘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毛泽东在纠正肃反后，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没有丝毫关系！自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苏区中央局做出这个决议的同时，上海中央依然向各个根据地发出严厉的肃反指示，连小片的根据地也不放过。“肃反中心论”充斥于各个苏区。项英等中央代表来中央苏区后，又恢复肉刑，乱打乱杀没能制止。 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黄陂会议”被故意湮没的原因，是为了“证实”“项英、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这个历史谎言。事实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后来周恩来披露内幕：苏区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心关键在反毛”这个主题进行的。而当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团”、“富田事件”，何尝不是“中心关键在反毛”？！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陈昌浩、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很快，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杀害。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据地地方政府领导人被害者更是触目惊心。后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如邝继勋、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英勇善战。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据地，“钦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线”，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杀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
1929年底，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重新成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据地红军贯彻执行，红军重新焕发了虎虎之威。从1930年至1931年底，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漫卷红旗过大关，势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围剿，开辟巩固了中央苏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据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三人团”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围绕是否打赣州和吉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此时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夺取敌人薄弱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仅朱德支持。有人扬言拿下赣州再与老毛算帐。中海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周动摇，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五十多天攻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授计，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放弃攻打赣州，挥师东征，连下龙岩、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化腐朽为神奇。但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胜利而被受罚，咄咄怪事。毛被闲置，仅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 “宁都会议”。宁都会议上，就前线作战方针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正面交锋。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朱德一致批评了毛泽东，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言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孤立无援，被迫俯首认错。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但周、朱、王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同时多数委员又担心“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被完全剥夺军权，提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用毛的军事天才，而不能用毛的政治天才，更不能用他的领导天才。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周任代总政委，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他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之后。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依毛泽东旧计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首创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并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迎来鼎盛时期。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称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都没有了。但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给苏区带来严重失败。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1931年6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的叛变、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骂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节操不如妓女，向被捕后立即变节供出中共秘密机关，连蒋介石也看不起这位堂堂中共总书记，向被捕三天后即被枪毙。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后跑到了中央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后，临时中央机关博古、张闻天、陈云等全部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带来了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中央苏区在这些海归派的控制下完成了与国际接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最高“三人团”。李德完全将欧洲战场正规战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为打破第五次“围剿”，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处处设防、节节抗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历时一年，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结果被迫来了一个大游击、大流动（长征）。能征善战的彭德怀、林彪在蠢猪式指挥下也只能大打败仗。红军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换来百分之百的苏区损失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适应国情，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下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后来建立了中央苏区。全国的共产党人都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和作战原则，与之接轨，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闽浙赣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许继慎、贺龙的湘鄂西、陕甘的刘志丹、湘赣、东江、琼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回国，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相继退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全面与共产国际接轨了，毛泽东已经过时了，只好卧龙高卧于东华山和福音医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与国际接轨最彻底，在对敌斗争以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形式，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以短促突击对短促突击。完全不切实际，乞丐与龙王比宝。其直接后果就是各苏区相继不支，张国焘弃鄂豫皖奔川陕，继之博古、李德弃中央苏区长征。幸而大难有转旋之望，出征前，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博古、李德终于同意毛泽东参加战略转移，而留下项英、陈毅坚持游击斗争。
注：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般认为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张国焘 南下北上 西进东进 由领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蒋介石、汪精卫先后退出革命，鸟尽弓藏，将中共满门抄斩。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远赴苏联，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1931年初张国焘被中共中央派回国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赴鄂豫皖根据地，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工作。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几个中央大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与中央大员到中央苏区后反毛、肃反一样。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将苏区原领导人能排挤的尽力排挤。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与朱毛红4军一样，也称红4军），将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撤掉了善战的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错误“肃反”和 “打AB团”。殃及整个红4军和根据地地方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业琪、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黄刚、王长先、任难等根据地创始人、红四军高级将领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 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后来还有曾中生。
张国焘不同于博古、夏曦，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组织能力，既杀人又会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无法坚持时，突围到川陕边界又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猛烈扩红，红四方面军人数壮大到8万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而此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里长征，到达川西北时已由10万下降到2万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人烟罕至的夹金山，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集结于这一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万多人。毛泽东和张国焘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中资历最老的党员。此时两人又别为两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
在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意志如钢，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只有领导抗日才能壮大红军，扩大革命。张国焘认为全国苏维埃运动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继续打下去，应该找一块能养兵的地方先站住脚，形成地方割据，再观全国形势。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的方向都提出过，视胡宗南军、薛岳军、杨虎城军和刘湘川军的强弱变化而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西进青海、新疆，反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远离革命中心的退却主张。陈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见，张国焘只好勉强同意北上方针，会合后却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张国焘凭借雄厚实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权，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党要求改组中央党并成功的特例。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开会讨论给张国焘一个合适的职位。张闻天要让总书记职，毛泽东深谋远虑，不赞同，提议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一职相让。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真是远虑如神。如果张闻天将总书记让给了张国焘，那中央继续北上就真坐实了“分裂红军”、“逃跑主义”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张国焘了。
芦花会议，解决了组织问题，朱德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林彪）改编的第1军、三军团（彭德怀）改编的第3军及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4军和第30 军组成，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董振堂）改编的第5军、9军团（罗炳辉）改编的第32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并指挥左路军。根据中央的规定，左路军的行动方向，是经阿坝到班佑集结，向右路军靠拢。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的，跨过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布满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别抵达阿坝和班佑。此时，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结布署，张国焘却不想北上了，仍坚持南下的方针，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密电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也南下。幸叶剑英提前看到此电，向中央报告。矛看不可调和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争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中央先行北上，越过胡宗南的包围线，直入陕甘，翻过六盘山，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前途豁然开朗。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回渡南下，红军分裂了。
中央走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诬毛泽东、中共中央“分裂红军、逃跑主义”， 攻击中央红军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大、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被裹挟在张国焘这里。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不为其利诱胁迫所动。张认为南面的川军都是被红四方面军打怕的“残敌”，于是喊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饿虎出山，势如破竹。但功败垂成，百丈关一战，“重返罗网之残匪”被刘湘一战击败，损兵过半。张国焘不得不率红四方面军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无出路，敌军围困万千重，张后来不得不北上。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直罗镇切断了敌人尾追的“尾巴”，一战奠基。不久，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从共产国际回来，毛泽东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电令他北上。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原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中央红军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湘鄂西红二军团组成）进过长征来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朱德宣传真相，朱德、贺龙、任弼时、萧克、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罗炳辉同张国焘分裂党、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中央十分警觉张国焘退入新疆，警告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临、洮地区。”9月，二、四方面军历经艰辛，陆续北上，进入甘肃。在岷州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又主张“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苏联支援。二、四方面军分兵北进，果不其然，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北出甘肃后，屯兵临夏、临洮地区，意欲西渡黄河，复电“我们以快进西北为宜”。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北进配合一方面军攻打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令张率部占领静宁、会宁，抵近宁夏南部，与一、二方面军靠扰，为夺取宁夏创造条件。张国焘却主张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直取永登、凉州（武威）。把西逃新疆，与中共中央北进宁夏混为一谈，辩称进军甘肃、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后，可接应一、二方面军渡河 ，同时打通新疆、蒙古两地国际路线。中央连续电令，在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最终排除了干扰，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打通新疆计划，向静宁、会宁进击。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大会师。一年前，毛泽东在率红一方面和中央独自北上时对陈昌浩、李特等追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说的两句话一一应验：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 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三军会师后，中央开始执行夺取宁夏计划。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经与东北军协商，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1）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2）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九泉）。（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夺取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度过黄河北上，占领宁夏。（5）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兵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将全国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宁夏战役给了张国焘一次最好的实现西进计划的机会。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远离中国主体，远离抗日前线，打通新疆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支持。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令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渡过黄河后，擅自撤走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扰，战机已失，海（源）打（拉池）战役被迫终止，宁夏战役计划落空；张国焘于是趁机向中央提出，放弃现阵地，集中全部五军、九军、三十军西进。发动平（番）、大（靖）、古（浪）、凉（洲）战役。至此，张国焘终于可以实现西进甘西计划了，向凉州、向河西走廊西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彻底失败。事实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命令四方军西渡黄河，是为了北取宁夏，而河西部队所实行的则是张国焘的西进逃跑路线。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不能集中先占宁夏，终被各个击破。一方面军独攻宁夏 “顾此失彼”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后来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电告中央，准备实施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并请示部队名称、指挥机关。陈、徐决意执行张国焘路线，事已至此，8日，中共中央电复陈、徐：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党的领导机构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月12日，毛泽东，同恩来怕西路军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在河西被敌人隔断各个击破，先后致电西路军，婉言称：“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重返河东可能否。”他们自认为有能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打通西进新疆的路线，下决心西进，中央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14日，张国焘再次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指令西路军领导人：必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等，不执行中共中央命令，却听命于张国焘。如此，便只有失败一途！在漫漫西征、东返路上，与马家军一路血战，到1937年2月，西路军被马家军悉数歼灭，全军覆没，兵败祁凉。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少数领导人和打散人员存活下来，分散行动，后陆续回到延安。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利用统战关系与马家军多次交涉，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而随毛泽东、朱德一路长征过来的原中央红军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没能跟着毛泽东走到延安，也随西路军饮恨河西。幸而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在朱德的坚持下，编入了红二方面军，保存了下来。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指挥下，王震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周士弟第十八兵团、杨的志第十九兵团向盘踞在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胡宗南部及马步芳、马鸿逵部发起追歼。横扫河西，纵黄河西数十年的马家匪帮彻底覆灭。终于为西路军将士报了血海深仇。
毛泽东指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布了张国焘路线的彻底破产。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企图，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那么一些对毛泽东怀有敌意的人们，处心积虑地寻找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述他们也要进行攻击。说什么四方面军部队西渡黄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是毛泽东定名的；西路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甚至还有人不明白路线有对错，说：东北军要打道苏联，西北军要打通苏联，张国焘要打通苏联，毛泽东也要打通苏联，为什么张国焘是错误的，而毛泽东是正确的呢？张国焘后来还算得上“好汉做事好汉当”，在回忆录里没有推卸西路军失败责任，也承认陈昌浩的指挥失误，并认为自己也随军过河就不会失败。邓小平上台后，有人把西路军失败说成是毛的阴谋，这本身才是真正的阴谋。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937年张国焘到陕北与中央会合。1937年2月，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军悲痛，纷纷指责张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也失声痛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张仍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代主席。中央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可是张国焘拒绝中央的帮助，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投入国民党的怀抱。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毛泽东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仍然一再争取，并把家属送去团聚。1955年，因张国焘请求，毛泽东特批其子入广州中山大学学医，其学成后赴美行医。
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不久，加入军统，一位领袖沦为叛徒，成了蒋介石的鹰犬，张企图对以红四方面军为班底的129师进行策反，原红四方面军战士早已看清了张国焘的面目。对于中共叛徒，连蒋介石也看不起他，见他已失去作用，随即弃如敝履。
王明：教条主义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935年10月后，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二个落脚点。此时国内形势已十分严峻，倭寇不满足于东北和华北，准备对中国由蚕食而鲸吞。中国存亡续绝之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不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趁红军立足未稳、喘息未定，命中央军胡宗南部，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西北青甘宁马家军部，晋绥阎锡山部、榆林邓宝珊部，几十万大军团团围困，步步为营，意欲一举扑灭红军。强邻环伺，万里长征刚刚落脚的3万疲惫红军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敲山震虎，几战而令各路敌军貌合神离、逡巡而不敢进，并与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等几位爱国将领达成互不进攻协议。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中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又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12月，党按照“逼蒋抗日”的方针，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及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共产党以智慧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1937年八月，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以王明为共产国际代表，回国指导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等人乘飞机到达延安。又一次迎接“钦差大臣”，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认为是“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喜从天降”。王明回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来“帮助党”的。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谈话，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中共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对他们谈到，可参照西班牙、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曾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党中央占统治影响。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推行不切实际的“城市中心论”、“进攻路线”、“武装保卫苏联”，对抵制怀疑他们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各大苏区造成毁灭性损失，中央苏区损失百分之百，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王明的错误政策集中表现在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回国，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他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马列主义教条随口而出，人称 “驳不倒”，代表国际“宣达圣旨”，攻击毛泽东制定的中央路线。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并不多，一下被唬住了，中央许多领导深以为然，一大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周围，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几处倒退到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又开始被孤立，其它可以相忍以让，但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始终坚持到底。毛泽东决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马列主义来批叛王明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开始如饥似渴地深研马列主义书籍。 毛泽东在延安继续研究他自己的理论，准备驳倒王明。从王明1937年11月归来起，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为什么毛泽东会感到孤立呢？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路线之后，这一次又出现了多数领导人对王明的支持呢？根源还是在于教条主义的深刻影响。中央领导里仍然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为主。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血的教训，许多人已经转变过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党内教条主义这一土壤不清除，错误路线就还会不断地滋生出来。
王明和刘少奇等抽空具体历史时空条件和环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的军队，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合二为一；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正中蒋介石分共、溶共的下怀，实质上等同于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废武功，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明显是投降主义而王明却不自知。
王明也是主张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但不是认真研究党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批评党的决策的尚方宝剑。批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如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等。
王明去抗战临时首都武汉负责长江局工作。因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他藐视中央，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多次冒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演讲，有正确的，更多是不正确的。事前不请示，事后还对抗，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由于王明的干扰和影响，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如新四军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笔；在城市，他只注意上层的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鉴于王明的言行造成的严重分歧和混乱，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建议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由于大部分中央同志反对，毛泽东的提议竟没有获得通过。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王稼祥因治伤先期到达苏联,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离开莫斯科时，王稼祥刚刚手术后身体才复原，就被命令接替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王勉强同意并要求中央派另外的人去接替他。任弼时到莫斯科后替换王稼祥，成为中共驻国际的新代表），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情况，以加强相互间的了解。王明依然在武汉滔滔不绝地宣读共产国际的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则是在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王稼祥也作了发言。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会后决定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前夕，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认为中央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认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在30年代的早期，王和任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但30年代末他们都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回国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直到30年代中期，在党内还存在着一个坏的习例，无论什么时候党内意见不同及发生激烈争论，就要请示共产国际裁决，这种事情持续到1938年王稼祥回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承认毛泽东应该为中共领导人了。同时正因为毛泽东成为了中共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成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
莫斯科的归来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六中全会召开的主要原因。中央发电通知王明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自视甚高，开始不服从，反而要毛泽东、党中央到他所在的国民党统治地区武汉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如此私心自用，几乎等于给蒋介石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也是自1928年六大以来规模最大和时间最长的全会。在55位代表中，有12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和陈云，另外其他5位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和30多位军政和中央部属代表参加。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之中只有三位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新疆)和何克全(凯丰)。其他人，如周恩来、朱德、王明等没有全部参加全会的各次会议。
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甚至可能比遵义会议还重要。遵义会议只是清算了王明的几个支持者的错误思想，而六中全会则彻底战胜了王明本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用王明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词语，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分条析理地指出王明等人离开中国特点、抽空条件和环境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是教条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列主义。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用王明等人自己的论据将王明等人的理论谬误批得原形毕露。如毛泽东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针对王明提到的法国经验指出：“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六中全会还结束了自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后就开始的、党内领导者之间的十二个月的争论。但是王明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仍为党的统战领域的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团一起留在重庆有一段时间，并继续发表他的文章。在党的七大和八大上，他依然是中央委员。中国革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来自教条主义的干扰，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洋八股废止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横空出世。
建国后，王明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956年王明请假去苏联，从此一去不返。八大时，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原则，毛泽东仍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王明对毛泽东至死不服，到苏联后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专门攻击中共。王明本打算写一本批毛泽东思想的书，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未完即亡。王明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终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中国，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以别国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指示为最高指示，所以他不会铭记于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