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哥的关系随着我们渐渐长大而变得更加紧张。
他一直觉得我笨,这样就给了他不公平地对待我的理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和我较劲了几十年。现在我们天各一方不用再去证明了,可两个人的亲情也因此而消失殆尽。
想想除了我们身上流的是一样的血,一起长大,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缘分。而我现在一想起他就是说不出的伤心与难过,甚至连他病了都不能消除我与他内心的隔阂。
他刚回来沾了一身的坏习气,我爸爸很看不惯他。
有一天爸爸给我们一人一个梨。他把自己的吃完了,就来跟我要。我一向心肠软,他说给我吃一口,我就递给他了。他吃起来就没完了,直到吃完。我急得直哭,我爸爸就听见了。
还有一次我哥跟我要花生,我不给他,他就用手打我的手,我的花生掉在地上,他捡起来就剥着吃。正好让我爸看见,我爸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爸爸经常后悔把我哥送到我妈的老家去了。他认为我哥受了不好的家教,才变得这么坏。
我哥哥也因此对我爸非常不满。他一直对我宣传说:“你的爸,我的妈。”
我4岁的时候上左门牙不肯掉下来,又从上面龇出一个新牙来。院里的孩子说,我将来肯定跟夏妈妈一样,是个大龅牙。我爸爸就带我去大红门医院去拔牙。
我跟着我爸去医院,从窄窄的街道走过。因为下雨的时候会有积水,路上摆了两串半大的砖。我爸爸从来都走路很快,我必须小跑着才能追上他。我踩着这些砖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跳,我爸爸就催我快走。
我们到了医院,蓝色的木板门刚刚卸下。那是一排平房。大夫跟我说话,我很紧张。他说不疼,给我打了麻药,就把牙拔下来了。其实根连得不多,估计在家找个钳子就可以自己拔掉。
大夫给我垫了块蘸着碘酒的纱布,说必须咬一个小时才能吐。这一个小时很慢很慢,我老是想吐掉。
我爸爸骑车带我去的大红门,交通规则好像是不许带小孩儿骑车。会有这样的规定么?还是我记错了?我只记得交通警察坐在高高的电线杆子上的椅子里,说:“带小孩儿的下来,别骑啦!”
爸爸不知道想什么呢,没抬头看。我在前面的横梁上坐着,说“爸爸,别骑啦别骑啦,警察叔叔说啦......”我爸也听不清楚,还接着骑,让警察叔叔大声训斥了一回,停在电线杆子下等待处置。警察下来问了哪个单位的,让他下次注意就放他过去了。
我觉得很难为情。我从小对于错误都恨之入骨,因为这是哥哥攻击我的理由。但我从爸爸身上看不到太多的愤懑与羞愧。他总是安慰我说没事。
拔完了牙爸爸照例给我买了好吃的东西。回来的路上,我们从一个桥下走过,桥上是个火车道。道旁有一具血淋淋的尸体用檩席裹着,据说是火车轧死的。
我回家后跟夏妈妈等做了宣传,院里的小孩儿都知道我见过死人了,一时间我成了新闻人物,被人追着问。
我哥哥回忆说我的牙是他带着我扒后窗户时磕在窗台上,神经坏死了才不掉的。他一直也不敢告诉我妈,大概为此也负疚了很久。
想一想他那时也是个孩子,比我大不了多少,让他负起我的监护人的责任,是多么为难他呀。
夏天有菜蝶的时候,哥哥会用一根小棍的一头拴上长长的线,线上拴一个圆圆的白纸片,他在前面跑,白色的纸片就飞起来,菜蝶的眼神不大好使,就认为是同类在飞。它们大概也是喜欢跟同类一起玩,就跟着纸片进屋了。
小孩儿们都这么玩。我哥哥每次把菜碟引来时,都会催我开门,等他进屋后我在把门关上。有的时候他进屋了,菜蝶却不肯,他就把帐赖在我的头上,说我关门不及时。
秋天到了真好,可以放风筝。我哥哥把旧的门帘子拆出竹签子来,自己做风筝。竹签子不够弧度,需要放在火上烧,然后挝过来固定住。等凉了就不会变形了。
他把一种白色的萱纸裁好,用面熬出浆糊来,再把白纸沾到竹签上。这种最简单的风筝叫屁帘儿,用一团小线拴着就可以边跑边放了。
我的任务是在后面跟着他跑,拉着屁帘儿风筝的骨,他跑的差不多了就让我放手,屁帘儿风筝就该随风飞舞了。
我印象中我们就没成功地发放过一次风筝,不是因为没有风,就是我哥哥的手艺不佳,做的风筝飞不动。他把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说我不会跟着他跑,我也就认为是我的错。
出了大门向东,是个解放军的营地,他们种的庄稼秋天收获了以后,允许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去拾秋。我哥哥让我挎着篮子跟着他,他拿着铲子挖,我们收获了红薯和白萝卜。院子里的孩子都跑去捡,好像还有打架的。
我跟着哥哥很紧张地跑,生怕他责难我。我们弄了一篮子回家很高兴。那时正值我姥姥从农村来,给我们做了萝卜汤。
我姥姥脾气好极了,跟我妈不像是母女。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只记得她灰白的头发很长很长,拖在腰间,每天早晨她都用一个篦子篦头发,再从最末端把头发一点一点地卷起来,卷到头顶再用一个小黑网兜兜住,用钎子卡住。
我嫂子的妈妈后来告诉我,我姥姥长得很难看,一脸的麻子,出天花出的。妈妈说她一直是老脑筋,什么都听丈夫的,被欺负了也认头,从来不敢违背丈夫的命令。家里唯一敢顶撞我姥爷的就是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