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远行
我的随笔
齐邦媛的《巨流河》，叙述了她一家从辽宁铁岭向南向西最后到台湾的历史。向南向西是因为日本侵略，到台湾则是内战失败。
读着这本书，我感到有很多与我相关的内容。这相关，不仅因为我们同是东北人，还有更多的东西，它们触及了我们的生命历程。
不过，首先要说的是巨流河这个名字。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河流，但看下去，知道这是辽河的另一个名字。我当然听说过辽河，因为它在辽宁，我家在吉林，是邻省。可是，我对这条河没什么了解，不知道它有多长、多大。齐邦媛把辽河说得很大，名字都叫巨流河了，一定很大。
于是，我问人工智能帮手：辽河大还是松花江大，它说，是松花江大，细节是这样的：
我舒了一口气，看起来还是我家这条江比齐邦媛家的那条河大，没被比下去。不过看起来，辽河也不小，我原来不知。
然后我又问人工智能帮手，这两条河相距多远。其实我感觉是不远的，毕竟只是两个邻省内的河流嘛。但是人工智能不解我意，它说：虽然它们同是东北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但在地理上相距较远。具体来说：
看到这，我想我家那段松花江，在吉林，不在黑龙江，所以没那么远。即使是黑龙江，也还在东北，也不太远，我念大学是在安徽，齐邦媛念大学是在四川。后来，她去了台湾，我去了美国，还落脚香港，我们知道，什么是远。
对于这种远近，我有切身体会，以前在大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进入山海关，就觉得离家近了，到了辽宁，简直就快到家了。
在她的书中，她写到的从关里回家路过的那些地方，也是我上大学时回家路过的地方。尤其是，在她一生中最后回故乡的那一次，她从台湾回来，先到上海，再从北京坐火车，进入辽宁，她写到：兴城，葫芦岛，锦州，沟帮子，新民….，我那时从大学回家，从合肥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已经一天多了。之后，沈阳的同学下了车，我还得继续走，在我心里，就是这样量度辽河到松花江的距离的。
我读齐邦媛这本书之前，我没怎么听说过她的名字，读着读着，有了这些共同的地名体验，而且又看到她家与我家的一些相似，觉得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也许我曾与她擦肩而过。
你看，她回乡那次是在一九九三年，那之前我已经去美国几年了，不过，在她回来的那个时间段里我也恰巧从美国回家。所以，这一次都是我们第一次从海外回来，她相隔几十年，我几年。这很巧，我想，也许，我与她是乘坐同一辆列车踏上回故乡之路的。她没有说哪一天、哪一列火车，我也不想知道，觉得非常有可能就好。万一真的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擦肩而过了。
那一年，她快七十岁，我快三十岁。
我与她，相隔四十一年，那些年中间，她有一半多的时间在逃难，因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脚步，从东北到卢沟桥，从上海、从广州。步步紧逼。
她的一家，从铁岭到北平，到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她又因为上大学而到乐山。
后来，战争结束了，她去了台湾。
她这四十年，似乎与我无关，但不是，她的经历，与我间接的，非常相关。
九三年那一次，她的车过了沈阳，下一站就是铁岭，她在那里下车，那是她的故乡。而我那一次却是在沈阳下车了。我在大学的时候，通常是过了沈阳继续往前走，但是偶尔，我也在沈阳下车，就像那一次。我去沈阳，是因为我姥爷的弟弟妹妹在那里，他的弟弟，我也叫姥爷。他的妹妹，我叫姑姥。
不过，即使前行，我也不能与她同行到下一站。她的那条线路是通往长春的，过了铁岭，有四平，而我离开沈阳之后走的那条线，路过抚顺，然后是梅河口、烟筒山、最后到吉林市。我不厌其烦的念叨这些名字，是因为它们忽然唤起记忆里太熟悉了的声音，它们曾给我很多“又离开家了”或者“快到家了”的思绪，而在我下笔写这些之前又是多年不曾想起的。此外，我强调“吉林市”，而不是“吉林”，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有吉林省吉林市，或者不知道吉林市并不是吉林省的省会。这一特征，据我考证，只有“纽约州的纽约市”有。而同时在这两个地方生活过的人，寥寥可数，如果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话。
至于沈阳的姥爷和姑姥，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家路上第一次在那里下车，第一次去拜见他们，我的姑姥爷来接的我，他骑着一辆有着宽边后座的自行车，把我的行李放在上边。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远方的亲戚，很兴奋。
那之后，我多次去看望他们。姥爷和姑姥两家对我都非常好。
所以这次第一次回国，我也是路过那里，去看他们。我这个姥爷在我几年前离开中国的时候，还在工作，是东北大学的流体力学教授。姥爷家有两个舅舅一个姨，我和姨夫交流甚多。姑姥家我有一个舅，一个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这个舅正在北京读博士，也想让我去北大读经济博士，他曾带我参加过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我那次近距离接触到一个大领导，大家尊称他薄老。后来我决定出国，我舅给了我一些考试需要的美元，不知他是哪里给我弄的。
我这个姥爷是我亲姥爷的小弟，有一本《工程流体力学》的书比较畅销。华为的任正非创业的时候，跟他有联系。他在回答《金融时报》的记者时回答道：
他对我姥爷对他的帮助记在心上，前几年给我姥爷家寄去手机多部。我姨夫回信说：
我觉得我姨夫的这封回信简短且有风度，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我舅舅和姨把他当成姥爷家的掌门人。他说话时总是笑容满面、很有感染力。
但我家的这些事与齐邦媛有什么关系呢？ 有，是通过另一层关系。
我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关系：就是我的想法，通过我的血脉，冥冥之中传给我的另一个亲人，而这个亲人，肯定见过齐邦媛的父亲，甚至，我想这个人也应该见过她，因此，通过我的血脉，我与现在已经离世的齐邦媛有了对话。她2024年去世，活了一百岁。
齐邦媛是1947年去的台湾大学当助教，那时国民党还没有在北方战败，还不知道会被打到台湾，所以她去了之后，还想回大陆，可她每次问父母，父母都说每况愈下，先别回来，又过了不到两年，她的父母和哥哥妹妹也逃到了台湾。就像无数类似的故事一样，他们就与大陆隔绝了几十年。
她在台湾结了婚，丈夫是武汉大学的学长，也是流亡期间在乐山那里上的大学。不久她丈夫作为铁路工程师，转到台中工作，所以她也辞去台大职位，去了台中，后来进了台中的中兴大学。二十年之后，1970年回到台北。
几年前我去过中兴大学，那里有我的一个朋友，我们曾经聊过，可以让科大校友与中兴大学合作，弄个科大中兴分校。但是一直没结果。我之前把问题归咎于事情难办，可是写到这，我觉得，还是我没有足够努力。
但那个学校的校园，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它在台湾的中部，离台北较远，而且也有点其貌不扬。这与我的母校中科大相似。
只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齐邦媛，否则可以想象一下有她的校园。不过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她也早已离开了中兴，回到台北。
在介绍我的那个亲戚之前，我们还需要再说一下东北的旅途。
我上大学时坐火车从学校回东北的家，到了天津算走了一半，家好像还很远，到了北戴河，山海关，感觉离家近了，然后就到了锦州等那些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地方了。
我读了《巨流河》才知道，当年郭松龄和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等就是从那里打回关外，要张作霖下台，但是他们到了辽河附近就由于各种原因被张作霖击败，郭松龄夫妇被抓住后枪毙，暴尸城外。
郭松龄年仅四十一岁。齐邦媛说他有现代思想，又会用兵，说张作霖与直系军阀的胜利大都是郭松龄指挥的，有人说这是过褒，但事出有因，否则他怎有胆量起兵？而他起兵的目的据齐邦媛说是为了阻止军阀混战，建设东北。这个也有一定根据，否则林徽因的爸爸也不会跟着他起义。
至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为何卷入其中，我们得花点时间介绍一下。
“五四”运动之后，林长民带着林徽因去欧洲考察，在见识到了外国的繁华之后，（而且也把林徽因和徐志摩分开之后，）林长民想把这些所闻所见应用在中国身上，然而彼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军阀混战，林长民深感报国无门，心中十分郁闷。
就在这个时候，郭松龄准备起兵反抗东北军阀张作霖，郭松龄手下虽然战将很多，但缺少懂政治的人，于是他就找到林长民，向林长民许诺，只要能击败张作霖，就把东北三省的经济民生交给林长民打理，这让林长民心动了。
林长民认为只有先在东三省推行自己的主张，才能进一步推广到全国，于是他加入了郭松龄的阵营。然而郭松龄造反失败，林长民也只能被迫跟着郭松龄一路逃命。但张作霖并没有放过林长民，他手下王永清带骑兵追上了林长民，49岁的林长民身中数弹，带着无尽的遗憾丧生。
齐邦媛的爸爸齐世英一辈子的遗憾是这次起义没有成功，他认为，这个失败导致后来所有的结局，即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建立满洲国，大陆沦陷，日本进犯，日本投降，苏军宣战，内战失败，国民党兵败去台等等，如果当时成功了，也许后面这一切都是另外一种情况。但历史无法更改。
郭松龄和林长民死了，齐世英等六人逃到了日本领馆里，张作霖要人，但是日本人吉田茂不放，救了他一命。两个人在领事馆里惺惺相惜，成为朋友。不过我觉得日本人可能是觉得齐世英以后没准儿有用。齐世英先是留学日本，后来留德归来，这个日本人觉得和他很有共同语言。后来吉田茂成了日本首相。
（齐世英）
（吉田茂和麦克阿瑟）
一天晚上日本人掩护让他们从领馆逃出，齐世英辗转到日本再从海参崴回国，最后到了蒋介石手下，蒋介石说他不像东北人，这话其实是对东北人一般都很粗鲁的看法的强调，只要稍稍儒雅一点的东北人都会被如此告知，我也经常得此殊荣。当然上海人也经常被这么说，“你这人不像上海人”，意思却很不同。
后来在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要反攻回来，需要军费而要提高电费，齐世英在立法会中反对，蒋介石因此把他开除出党。我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定是二人有矛盾很久，而这矛盾，我想是因为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没有用东北人去东北接收，而是派了熊式辉这个据说无能又不了解如何与东北人打交道的南方人去，酿成失败后果，因而一败再败。我猜齐世英可能认为自己才是适当的人选。如果真是这样的逻辑，而齐世英又真能做到，蒋介石也是咎由自取，但历史无法重复，更无法验证，更可能是幻想。
齐世英在德国大学学的是哲学，后来齐邦媛在重庆的家里到了申请大学的时候，也想学哲学，被在流亡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录取。在那里，朱光潜对她说，你没有做哲学的慧根，跟我学外语和文学吧，于是她后来就是外文系毕业，也因此成为台湾文化界的人物，直到写出《巨流河》，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作家。这本书，是传记，因此是传记文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史记。实际上后半部像流水账，不太文学，但是前半部很好，因为她写出了国难的感觉，以及她与年轻的飞行员张大飞的朦胧但纯真的爱情，那个爱情很真实，很理想，很淳朴，但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整天在天上飞，知道自己必死，另一个则每天在读古诗和英诗。一个知道必死但却每天驶向天空的年轻人是理想的化身，具有宗教感，以及极强的爱国心，是常人无法企及的，这让这前半部非常文学，非常打动人心。
齐世英和太太很好客，他的家从南京开始，一直是东北流亡老乡的家。齐邦媛的母亲甚至在这些南方地方腌酸菜做豆瓣黄酱这些东北人所爱的菜，让这些流亡的人解思乡之苦。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比齐世英小6岁的辽宁老乡也应该去过他家。他们在武汉、重庆都有很多交集。如果这期间他们没有见过面，这已经极不可能，那么在台湾国大开会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见过，因为这个人是代表辽宁的国大代表，而齐世英是辽宁帮的头，他们没有见过面是不可能的。
这个人与齐世英一样，也是留德归来，只不过，齐世英去得早，哲学肄业，回来得也早。而这个人去得晚，又是在德国布劳斯维工学院化学工业博士毕业，（Technic University of Braunschweig)。
这个人是我的大姥爷，我姥爷家族的大哥，他叫李诗长。
1938年，李诗长博士毕业之后，民国驻德大使馆联系让他去柏林工业大学学习炸药和毒气科学。学成之后，他回到武汉，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培训团第一期”上校教官，特别列出是防毒气。军事委员会就是当时的政府，周恩来等也由于国共合作而在其中。
他虽然是化工博士，但不知为什么对原子能有想法。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之后，他给中研院致函对原子弹研究提出四项建议，总统档案内有回复《抄李诗长函》。
不过他的主业是化工，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他被派往抚顺接收矿业石油资源，是抚顺矿务局研究所所长和制油厂厂长。
在抚顺不到两年，国民党失利。1949年的一天，政府命令他必须马上离开，随同去台。他从抚顺到沈阳，住在我姥爷家里，我妈那时候几岁大。第二天他坐飞机离开东北，从此再未见到家乡。
在台湾，他去台南的成功大学做了化工教授，对台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被学生们称道，至今也有令人尊敬的李诗长奖学金，桃李满天下。
我家与齐家的关系就说清楚了。但这些似乎都是老一代的事，与我有何关系？有的。
很快解放了，我姥爷学的是兽医，被派往吉林省镇赉县种羊场工作。
后来我妈上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在那里的一个村庄工作。
而我爸爸，这个铁路司机的儿子，在吉林市读完医学院被派往镇赉工作。我爸在那个离家“很远的地方”被东北日报誉为“白求恩式的模范外科医生白大夫”。他的家庭成分是工人，有能力，前途无限。
但是，他偏偏爱上了我妈妈。不久我出生了。
（六个月的我）
当我爸爸要被提职副院长的时候，院长说，白大夫年轻有能力，家庭状况好，是我们最可靠最有力的工人阶级出身。但是外调的人员回来说，他老婆家有人是台湾国大代表，不行。
三年后，我妈生我二弟的时候，我姥爷被打得半死不活，据说卧轨身亡，但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
他惨遭批斗的时候，我妈那时候每天流泪，所以对我二弟没我学习好这个事她引以为憾，觉得是她的精神状态影响了我二弟胎儿质量。
我爸在上一级医院里，因为家庭成分好，自己很卖力，还有不错的地位，对我妈有一定的照顾，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妈就更得靠边站了。那时我妈每天不说话，前途渺茫。我爸也被领导要求和我妈划清界限，他没有那样做。
我妈说，她就是看着我和弟弟，才有活下去的勇气。
我姥爷曾经有一张抱着我的照片，可我不记得他了。
但我爸爸在镇赉那里也没有前途，甚至回不了吉林。后来，我爷爷去世，他对领导说老妈需要人照顾，文革这个时候也要求不严了，那时我八岁，我们家就搬到吉林市附近的法特公社。
这些事，以及后来的事，我按照高尔基的方式写过《我的童年》和《在人间》，这里就不多说了。在法特，78年有一天我二姑父急急忙忙从吉林坐长途汽车去法特，拿走我的户口本，说吉林一中在全地区招生考试，给我报名，我考得不错，于是进了吉林一中，住在奶奶家里，后来进了中科大。
多少年以后，读到了巨流河， 有感觉，于是像上面说的那样，想知道辽河距离松花江有多远。你看，这两条河说起来不远，但也很远，因为我们又飘到台湾，美国和香港。
我那个大姥爷和齐邦媛一家逃难去的武汉长沙重庆我没去过，这有点遗憾。我也很遗憾到现在还没去看这些美丽的山河，不过他们与我的松花江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倒确实有点距离。如果不是不得已，他们当初是否会漂流那么远？是否会就在家乡的巨流河和松花江上漂流？而人在一个地方漂流过之后，是否还要经常回去凭吊？人生那无数逗留过的地方，在往昔某个时刻填充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了个栖身之地，那里的星星曾为我们指路，那里的苍穹曾给了我们阳光的温暖，路边的花朵曾经向我们微笑。但是，都回不去了，我们只好摇摇头，望着窗外发呆。
我在镇赉的老舅有天告诉我，那个大佬爷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当时没来得及跟着他去台湾。那么，60年代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没问过。老舅还说，因为在台湾他和大陆失去了联系，又生了一个儿子，还有了孙子，这个孙子是普林斯顿毕业的，毕业的时候这个大姥爷还去过。我在那里读博士的时候，他应该是本科，我忽然想，会不会那时候也曾和大姥爷和他孙子擦肩而过！他曾给我的姥爷，我的父母，我的亲人带来那么多的影响，那是他不能左右的，也是他在离开沈阳那一天，与我姥爷告别，也许还拍了旁边站着的我几岁的妈妈的头，那个时刻万万想不到的。
也很喜欢齐先生的《巨流河》，特别是前半部，看时常常流泪掩卷。
齐先生在 “《巨流河》，我一生的皈依” 中写到：“我曾回过大陆。到过我从小生长的家乡。可惜的是，物是人非，早已看不到我记忆中的影子。那还是我的家吗？我已经没有家可回了。"
是的，早已看不见，早已无家归。早已根去随风。 齐先生千古！
谢谢博主分享。
苏联远东情报局曾经在中国和中日两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谓纵横捭阖。1927年蒋介石与苏共反目，远东情报局就策划了一系列叛乱。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件都有远东情报局的重重鬼影。
郭松龄反叛阀张作霖，背后主谋是苏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