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足与自由，人所能享有的两大幸事

欧洲的城市，让我感觉最深的并不是它们的名胜古迹，而是那些三，四层高的，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一般民宅。高大厚实，随处可见，这些建筑和中国城市里四十年前还比比皆是的低矮单薄的平房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知道欧洲平民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享有的富足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后叶，离中国人仍然是相当的遥远。

当然，这可以归咎于欧洲君王的大度和中国皇帝的小气。欧洲君王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宫殿和庄园，但也不太介意其臣民过上不错的日子。中国的皇帝不论自己过得多美，对其臣民的好日子却分外眼红。简单的例子，英王的猎场在十八，十九世纪既已成为公园，老佛爷的园子却只能留给自个儿享用。

说到底，中国的皇帝或者当官的，都觉得自己是人，别人不是。苟富贵，必相忘。不忘的也只有自己的亲朋好友，绝非那些和自己从前一样的穷苦人。这样的境界，一直无法得以超越。周而复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有所好转。那一年邓小平说：你是人，你有改善你生活条件的愿望。我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你去致富吧。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化。它所造成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展开。然而那永不停歇的建筑工地，告诉人们人类那改善自身生活的愿望有多么地强烈。

道理虽然简单，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并不认同。孔子在老百姓吃的饱（足食）和有信仰（民信）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把前者踢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他不厌其烦的讲述贫和富的关系。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话虽高尚动听，但不是把人当人看的。人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人提的太高就是宗教，最后起到的无非就是把一些人当人，其他人不当人的作用。所谓“学而优则士”就是这个意思。

现代文明的根基，就在于承认这样一件事：每个人都是人。他从一生下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善他自己的生活条件，直到他进入坟墓为止。而给他以足够的自由，让他释放出他的能量，实现他的愿望，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这样的文明，就是现代文明。任何有组织的阻挠这种愿望实现的社会和文明就是落后的和野蛮的。

一七六二年左右，也就是蒸汽机和大机器开始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时候，亚当斯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考大学对学生们说：富足与自由，是人所能享有的两大幸事。他的这句话来得绝非容易，因为在他之前不论是古希腊的哲人还是宗教的权威都认为，人如果要成为真正的人，就要摆脱物质生活的束缚。人如果被物质生活所束缚，哪有自由可言？

这样的想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同。诚然，智者会认识到，单单富足的物质生活并不一定能让人幸福。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剥夺他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权利，就是剥夺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

古希腊的哲人和宗教的权威所推崇的是一种道德经济，是一种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芸芸众生头上的枷锁。这种道德经济旨在给各种产品都定下一个道德价格，其结果是有人有权利定价格，他们是人，其他人不是人，何谈自由？

亚当斯密和其他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是一个新的经济，价格由市场上不同人的需求来决定。就象牛顿定律所决定的，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使它在一个平衡点上停留下来。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价格，其他人会同意，最后大多数人得到的是自由。

道德经济不甘心失败，在很多年后它换了个面孔又开始制定道德价格。它让人民接受贫穷做为道德的化身，实际上少数人却在享受权利给他们带来的相对富足的生活。人民被这少数人所定的价格牵着走，失去了最基本的权利，其实就不是人。

道德经济实施的那段日子，是我们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人那种要改善自身命运，追求富足生活的最基本愿望遭到了最直接的压制。

而如果允许人这种原始的愿望得以发挥的话，每个人要做的必然是交换，而社会就必然成为一个商业社会。而且，人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就必然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社会总的财富也能够得以增加。如果人不能改变自身命运的话，这社会哪里会有动力去创造财富呢？

任何政客，只要他或她的政策有害于人们这种最根本愿望的实现，他就是道德经济的翻版，到头来人失去的不仅是富足的生活，也是个人的自由。

在道德社会里，英雄是有权势的人，因此他可能是军人，或者领导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的人。 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商业社会里，英雄就是实现自身愿望，给社会创造财富的人。

商业社会也会摔跟头，因为市场机制总不会是完全透明，有自己的内在周期，有欺诈和贪婪造成的危机。但很多时候，是因为有道德经济的黑手插入。当发生危机的时候，道德经济就会站出来指责市场经济，试图制定道德价格。

相对来说，现代的中国是其历史上真正的盛世年华，因为其人民能够名正言顺的为改变其自身命运而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然而这离亚当斯密所谈的富足和自由还有相当的距离。当人民想要拥有没有污染的河流和呼吸没有污染的空气时，他们这种要改变自身福利的要求还是要受到压制。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被看成是人。那些少数人，凭权势享受相对清洁的河流和空气。

白大伟，二零零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