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将我们携带的一部手机要了过来，这是我与外界保持联络的唯一渠道。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维持着自己与正常世界的沟通。就这一点来说，老天还是有眼的。倒退几年，手机在普通人群中的普及率都较低，难以想象病人在完全闭塞的环境如何保持自己生存的动力。
第一天晚上，我的发热很严重，高达40度左右。一边接受治疗我一边试图用手机与外界建立联系，询问我的家人之安危，通知我的单位领导。由于使用的是我爱人的机子，我的通讯网络完全从头建立。凭着当年求职应聘时的顽固记忆，韦志榕老师家里的电话我基本上烂熟于胸。所以她成为社里第一个接到我噩耗消息的人。听得出她十分地震惊，可以理解谁也不希望这种消息是真的。合上电话，我知道传出去的这个消息将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映。果然，片刻工夫后，社医务室、社办、我居住的社区办公室、社领导都先后打进电话或抚慰、或调查询问。我负责的交代了我近一段时间内的接触史，真的不希望还有别的伙伴再倒下（就这一点来说，我及早搬出鲁谷还是个明智之举，避免了与社里其他同志的接触）。更晚的时分，我爱人打进电话，告之她和姐姐经检查初步认为未被感染，回家自我隔离。由于长达一周左右的密切接触，我们都认为她们俩极大可能会出现被感染的症状。所幸17天的隔离在提心吊胆中安然度过，她们不久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要说我病中感到最大的欣慰的，就是这一点。
在大剂量的药物作用下，我的发热迅速得到控制，体温恢复到36。5度左右。摆脱了高烧状态，就象从沙漠走进绿洲，精气神又重新回到我的体内。我行动如初、声音洪亮、饭量依旧，不干咳，没有胸闷憋气的感觉。不由得想，“非典”这玩意也不过如此。甚至问大夫我是否近期就可以出院了。大夫告诉我至少还得二十几天到一个月，这让我很沮丧，殊不知噩梦还没有真正开始。第二天傍晚，我被告知准备转院。一直等到晚上11点左右，我和另一个小伙子上了一辆救护车，以很快的速度开往一个未知的方向。穿铁路、上高速、过铁桥，漫长的路程让我怀疑我们是否要被送到北京以外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