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松花江上/郭采君

来源: 老看客 于 09-03-17 2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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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郭采君

{编者按：郭采君小姐是台湾著名电视纪录片制作人、时事评论家、反台独英雄郭冠英先生的女儿。现在上海一家法国公司从事服装设计工作。

2008年11月14日，复旦大学举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同时举行“口述历史与实务”论坛，原定出席报告的台湾著名学者、《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作者郭冠英，因故改由其女郭采君发言。这位二十几岁“80后”的小姑娘讲述1993年，她少儿时随父亲郭冠英，去到世纪老人张学良身旁，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情景。}



历史如果是个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钳（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岁，一个可爱的女孩，如果那年举办奥运，我有资格去唱《歌唱祖国》。 我爸爸想叫张学良喜欢我，喜欢我们这一家，开口讲出更多的历史，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机会，没有人比我爸爸更有这个机会而又知道要认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只是为了记述历史，他想把握历史、导引历史。 他想叫张学良回家乡，想为我们中国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戏剧性的篇章，留下一个完整的结尾。 想给一段中国人最多谈述的故事，留下一个或许是老套，但是一个喜剧的结局。 就如童话故事的结尾：「王子与公主后来……。」

我与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爱国的工具。 他要我们唱《松花江上》。 那首歌，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来说，很难唱。 他要我们唱给张学良听，要为那个机会做准备。 可能在张学良离开大陆后就没听人唱过这首歌，我们要唱给他听，打动他被禁锢的心灵，希望他能说：「好，走，备马。」

我爸爸想做那牵马的人。

我爸爸在作统战。 他要统战张学良，他要统战一切与张学良有关，能够影响张学良的人。 团结他们。

是基于他对张学良的爱吗？ 有一点，是基于对打开胡桃核的好奇吗？ 有一点，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基于他对我们国家的爱。 他的爱很深，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爱，我们只知道他很认真的要我们唱好这首歌，他把歌词的意义讲给我们听，要我们了解，要我们感受到国家之痛，国家之爱，告诉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上一代的国难家仇，我们这一代人的何去何从。

二○○四年最后一天，他带我到了松花江边，走上了冰冻的大江。

谁教导我爸爸要爱国，我们是中国人？ 蒋中正。 我爸爸被教育说，我们的国家遭到大不幸，都是因为共匪窃据了大陆，共匪本来已该灭亡，就是因为「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国家的罪人。 因此，我爸爸对国家爱，就对张学良恨。 在我见到张学良那个年纪，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坏人就是他。

「这个坏人现在在哪儿呢？」我爸爸的小学老师来自竹东，她说他住在他们那个镇再往里面去的山中，那里叫清泉，但当我爸爸听到张学良这个名字的时候，张学良已离开了山里，回到了人间，他与蒋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结束。

但是我爸爸小学课本中的第二号坏人杨虎城呢？ 他的老师答不上来。

「枕中不眠寻诗句，误把溪声作雨声。拥被推敲难入梦，静听头前溪水声。」一九六四年，葛乐礼台风，清泉被冲毁了，现在，新竹县政府要出钱把那个日本房子修复，把张学良当初的照片布置起来，把我爸爸的纪录片放出来，不是做为历史耻辱柱，也不是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只是想做点生意，吸引大陆的观光客来看。

后来，我爸爸离开了新竹，到台北上大学。 他进了一个匪情研究所深造，那个研究所叫「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 在台湾，研究共匪也可以当博士的。 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师有的也是共匪，他后来一交跌进匪窝，竟然成了共匪。 人家叫他郭匪。 他原来是来消灭共匪，结果他发现国民党原来也是共匪，是赤党。 如此认定他们的是张作霖，中华民国的元首，张学良的爸爸，那张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是训练来做特务，结果他反因此开了眼界，看了机密，其实只是些掩盖的常识，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

他发现历史不是小学课本讲得那么简单。 张学良不是坏人，「西安事变」是改变了历史，但并不是蒋介石必然失败的因素。 国共是兄弟阋墙，但也曾共御外侮。 最近国民党党史会公布，他们还欠毛泽东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 当然，我爸爸现在说，他那时的小学课本虽然简单，虽然片面，但大体仍算正确，是一部简单的中国历史，不是现在我这一代所读的否定中国的历史、从异族角度来写的无根的伪史。 可以这么说，我爸爸小学读的历史充满着技术性、枝节性的错误，现在台湾小学生读的历史是有着基本性、史观的扭曲。 我爸爸那个时代教育出的是批头脑有点不清的中国人，现在台湾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国的外国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经验里，他在矫枉过正，他想拨乱反正。 他愈是发现更多的历史错误，愈觉得张学良是个好人，甚至伟大，一心纯洁，只知爱国，愈觉得蒋介石阴狠量窄，多疑好杀。 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转变着。 他说他用手摇开了历史（图书馆书库的移动书架），在那一大堆标示着机密的书中，看到杨虎城全家被杀，连八、九岁的稚子也不免时，他泪涔涔如雨下。 他那时刚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贵。

我父亲这时候发现，历史就在他身边，他看得到张学良，碰得到面。 最先是一九七○年，他在同学王一方的家里，那时他对张学良的看法还没转变，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后来我爸爸绕了一大圈，飞出了台湾，钻进了书堆，回来告诉王一方 ：「张学良非常重要，你的责任重大。」

张群曾对张学良说：「你是个宝。」我父亲发现这个宝，是因为他读通了历史。

是王一方给了我爸爸这个机会，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点小抱怨也微不足道。 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机会，与张学良做较长的口述时， 王一方要出去玩，催着结束，说：「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想到他却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灾中烧死了。 青山遗恨，我爸爸很怀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学中结识了王一方 ，他们很快成为好友。 王一方的父亲是王新衡。 张学良在负责「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时，王新衡做科长，两人相交。 一九六○年张学良放宽管制，准予来台北居住，蒋经国负责张学良的安全，王新衡衔命与张学良来往，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首，我爸爸就是这样在王家看到了张学良。

在我爸爸最崇拜张学良的日子里，他甚至幻想要解救张学良。 他要为历史拨乱反正。 「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他也要改变那个因改变而被惩罚、被阻隔的那段历史。 他想着如何绕过警卫，他没想到他最后会与警卫组长李震元认识，李组长还对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给他做了口述。 不但如此，我爸爸还给他之前的各个组长──段毓奇、熊仲青都做了口述历史。 最有名、最被丑化的刘乙光，他的儿子刘伯涵也把他们家的故事全告诉我爸爸，还给了我爸爸刘乙光的日记。 还有组员张行端、司机龚永玉，都很乐意的讲出他们那一段的历史。 我爸爸把这些口述都写了下来，剪入他的《世纪行过》的纪录片中。 他们的历史，比起张学良来说，或许很微渺，或许只算鸡犬附丽，但仍足道。 见微知著，从那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历史，甚至旁观者清。

这里面对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他是随护张学良最久的人，有三十年，他死前还抓着我爸爸的手说：「郭先生，你很好。」

他们是坏人吗？ 是大陆历史书中所说的凶恶特务吗？ 如果张学良是好人，那看管着好人，随时奉命就要杀掉好人的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后来成了爱护他的长辈，他们信任他，把他们的故事说给他听，他们本来或是敌人，后来竟成好友，历史到这里要怎么解释？ 如何定位？

这也像今天保护「中华民国」，保护那面中国旗，重新给蒋介石公正评价的，仍然是中国人。 礼失求诸野，只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没被异族侵占，我们仍是一家人。 家务事、兄弟事，总会有个道理，是非暂时摆着，只要劫波过去，终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园。

到了八○年代底，王新衡死了，蒋经国死了，张学良，这个「民国的光绪皇帝」，仍健康的活着，虽然一道无形的圈子仍画在那儿。 张学良身边最亲信的人是王一方 ，我爸爸可以真正认识张学良了。 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我爸爸不想在历史知识上藏私，他只想为国、为张学良，留下这一段历史，找诚心看待这段历史的人来记下这段历史，来填空，来补白。 他自认为只能做书童和参谋，他最大的目的，还是想请张学良回家，回东北。

因此，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着《松花江上》。

这时候，我也看到张学良了，但我对他一点不注意。 那几年的大年初一中午， 王一方 会请他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全家来他家过年。 王奶奶很喜欢这个女同学，她的先生是马英九，当时还是陆委会副主委。 照例，原来这顿饭是请张学良夫妇的。 我们家通常是他们吃完了饭才去，我爸爸借机与张学良谈话，我们小孩领了压岁钱就跑开了。 在桌上，我爸爸会问：「张伯伯，几时回大陆啊？」赵四就打断了说：「上帝那儿才是我们的家。」赵四是生怕张学良又回到人间，我爸爸是生怕张学良进了阴间。 因此，我爸爸与赵四的矛盾比与警卫都来得大。 赵四不喜欢我爸爸，但她还喜欢我妈妈，因此，我妈妈也成了我爸爸的统战工具。

终于，一九九三年，好像是一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走进了张学良大屯山下的家，我妈妈送了她插的花，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们在张学良耳边唱了《松花江上》。 他耳朵不好，但我想他听得清楚，我们唱进了他的心里，我们把他心扉打开了一点。

那天晚上，他很高兴，他又做了个手帕兔子，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 他给我写了「爱人如己」四个字。 最后带我到壁炉前，打开了蒋夫人送他的铜马车灯，他说：「当心，妳看，一会儿马车就会跑啦。」

后来张爷爷坐马车跑了，我们家出国，我再也没有见到张爷爷了。

我爸爸还在努力，他找了周联华牧师、郝柏村等任何有影响力的人，仍在想办法劝张学良回乡。 张学良也很想回乡，他曾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国那一小块土地，后来又被日本人占了，他的国家没有了，他没有用了，他又体弱老残，最后竟无力点那完整的句点了。 死前他在夏威夷，他的看护林渊泉，那位小孩时从清泉就跟着他出来的人，推他散步。 他说：「我要到那边去。」看护说：「好，到那边红绿灯，我再推您过去。」张学良说：「不是，我要到那边去。」看护这才知道，他说的是东北。 我的爸爸这时又幻想了，如果他在张学良身边，他一定会说：「好，张伯伯，我去安排，我们尽快就走。」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唱《松花江上》的故事，我爸爸爱护张学良的故事。 没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历史，他也没什么口述历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献曝，他不是学历史的，不是历史学者，他只是个中国人，想爱国，想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知道他面对的是段重要的历史机遇，他要把握它。 他得到张学良的喜欢，这点我也有点力量，取得张学良的信任，他问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或许在那周恩来的三个电报中已有，记载得很详细，但张学良亲口说出来，总算拍了板。

他或算是个记者，赵四为此防着他。 因为在长久的幽居经验中，秘密就是安全，一有风吹草动，头上悬的那把刀或就会掉下来。

但我爸爸主要不是做口述历史，那是唐德刚要做的，我爸爸只是把最好的医生的履历开出，由张学良去选而已。 他最大愿望是请张学良回家，这点没能做到，当然是大遗憾，但我爸爸知道这些是历史遗留的因素所造成，这些因素又相互影响，包括出现我爸爸这种狂热希望他回乡，又能贴近他身边的人。 经过这段遗憾，使我爸爸体会到，这还是个国家衰弱的问题。 国家弱，就会挨打，就会有日本侵略，就会有台湾割让，痛苦到今天还没解决，还在成为中国要富强的一根芒刺，就会有皇姑屯、九一八、安内攘外、西安事变、抗日救亡、二二八，就会有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蒋介石、张学良，只是在这个暴力侵略之下，两个中国领导人物不同的应对和因此发生的冲突，谁是谁非，谁对谁错？ 还要从整个大势大局来看才比较清楚。 这里面没有好人、坏人，好人也会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功垂不朽。 张学良一会儿说他没错，一会儿又说他是罪人，还是罪魁。 一切正邪对错还是要看你如何判断国家利益，如何做有益于此的决定。 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反过来验证影响了历史的诠释，人常说「以古鉴今」，事实上「明常鉴古」。 以前我爸爸要拨乱反正，要矫枉，就会捧张贬蒋。 他愈是崇张，愈是恶蒋，但等更了解了历史，看得更深，更高，又觉得蒋介石其实仍是国家英雄，他想做好，认真努力，真是爱国。 我父亲现在成了一个保蒋者， 尤其当倭寇在恶毒的反蒋去中之后 。

老实说，以上的很多话是我爸爸说的，我并不太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爱国，为什么那就叫爱国？ 十五年前那个晚上，我记忆很深，因为我父母那天慎重其事，我又练了《松花江上》那么久。 或许，我要再年长些，再对我们的国家了解多点，才能了解今天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将来我要站在哪里？ 只有了解了这些，体验了一段的人生，我或许才能了解那个晚上的意义，那对我爸爸的意义，对我的意义。 我想，那是份骄傲，但我要真正了解，才会感到骄傲。

我的最基本了解，也是我爸爸一直教导我的，也是我爸爸《世纪行过》纪录片最后的一句话，张学良最得意的一句话。 那就是，「夜杀其夫，明坐其家。」张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权助来沈阳吊丧，说尽了好话，告诉张学良不能易帜统一。 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确，但你忘了一件事，你忘了，我是个中国人。」

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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