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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干那个

(2009-12-19 12:09:07) 下一个
 

医生不干那个

09/14/1995

电话的对方是一位讲话速度略慢半拍,声音微微有些颤抖的妇女,听得出来是一位道地的老美,“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Dr.wang”,从声音猜测,这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士,起码70岁。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她可能很难理解我的“Chinese English ”,我的心中先起了一丝惧意,很怕张口。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说话:“Yiming Wang is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 ?”“我的髋和膝部经常痛,走路都困难,医生说是关节炎。”对方的回答没有任何迟疑,而且在听了我的问话之后,她的讲话速度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明显的放慢了一些。我的直觉是,她是一位头脑灵活又善解人意的老人,。我的惧意消除了,大胆的继续谈话。她听我的语言竟然没有任何障碍,而且用颤抖的声音,在原本慢半拍的基础上,再放慢速度,回答我的问题。同时也用美国人的率直一再询问我:“你能不能帮助我,你怎么帮助我,你的针是不是一次性用的,你怎么收费”等等。最后约定了看病时间,放下电话,我没有往常如释重负的感觉,而是有几分亲切感,似乎盼望与她早日见面。

约定的时间进来了两位老年妇女,看上去一位是60-70岁,另一位似乎年龄略大一些,进来就问有没有文件要做,另一位则站在中间问谁是医生,我一边回答,一边把病案表交给坐着的一位,并主动问道:“谁是病人?”

站着的一位似乎急于要进诊室,忙着说:“我是病人。”

我请她进到诊室,她一坐下就主动介绍:“我叫Mathar,是Mike介绍我来的,你还记得他吗?”我当然记不得,叫Mike得太多了。我比较容易记住各具特色的病人的形象,病状,很难记住病人的代号----名字,那些英文符号太难区分。她看我似乎在回忆,又进一步说:“一个中国年轻男人,做电脑工作的,他的手腕经常痛。”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被表姐介绍来的年轻人,他来自台湾,他的妻子是上海人,一次吃饭不小心,饭粒被吸进气管,并且耽误了,最后她不得不接受一次大手术,拿掉一叶肺,在医药费昂贵的美国,这种手术的花费是可想而之的,况且他们当时还没有医疗保险,这对小夫妻带着一个小孩,不知有多困难,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他却没有丝毫沮丧之情,谈笑风生的讲述他们丰富的家庭生活,钓鱼,可爱的宝宝,他对太太的深情。。。。。。我当然记得那位单纯,乐观,又善良诚恳的年轻人。

他看我终于想起来了,便高兴的介绍:“他是我的邻居,他给了我你的电话,他刚搬来不久。。。。。。”

我拿过她的病例瞟了一眼年龄一项,“80”。这才仔细注意她的脸,皱纹确实多,但是没有老年人常见的干瘪,特别是眼睛没有一丝呆滞,仍然灵活,显得思维敏捷,加上随着谈话内容而表情丰富的脸,使人感到她似乎只有60多岁,只有颤抖的声音,让人感到她是一位老人。

我的母亲是在3年前她81岁那年,因脑溢血而辞世的。我的父亲是在以后一年,因同样的疾病在他83岁那年辞世的。母亲中风后一直昏迷,只延续了3天就匆匆去了。我的家人知道我当时的艰难,也知道告诉我也无济于事,所以是在母亲去世后才告诉我的。我的父亲中风后又撑了两个月,似乎在等着我回去,不过在迷离之际仍然嘱咐我不要因为他的病影响我的前程,嘱咐我好好从医从教不要回去。我当时也确实是身份呈办正在关键时刻,生意也刚刚开始,我若回去全家的前程确实会受到重大影响。就这样,我的父母去世前我都没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留给我心中一个永生的遗憾,我对不起他们。

自那以后,每逢遇到年龄相似的老年病人,我总是以女儿的心情对待他们,似乎在弥补我欠她们的情。我既无法对任何病人讲这段故事,同时我也无法消减我心中的这份情。

今天,又是一位“母亲”一样的病人来了。我仔细的检查她的髋和膝,发现她是一位不敏感的老人,对压痛只平静的说痛,没有躲闪,没有过激的表情。我用了针上加灸的方法,并留侯在她旁边,告诉她:“如果你感到很烫要告诉我,有一点烫是应该的,是你需要的。”她平静的躺着,没有任何抱怨。

治疗以后,我试图想帮她起来,她却不要我的帮助,我知道这是美国单身女性惯有的特性,刚才醒针时候的谈话中她已经爽快地告诉我,她从没结过婚,她与比她长4岁,同样终身未婚的表姐生活在一起30多年了。终生单身的生活养成了她们一切自己干的习惯,她们不喜欢接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我告诉她,我喜欢和她讲话,因为她能理解我的语言。有不少年龄比较大的美国人,很难听懂我的中式英语,有时后还要让我重复才能听得懂。但是她却一次就能听懂,所以我没有任何压力。她似乎更理解我的语言处境,一直解释听我讲话没有任何困难。

第二天,这颤抖的声音又出现在电话的另一方,她说她昨天治疗的地方有些痛,,或许皮肤有什么变化,问我又没有关系。我估计或许皮肤烫伤了,这当然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还用“瘢痕灸”呢,就是要烫伤皮肤,留一个较长时间的刺激。我解释没有关系,她又一再讲她昨天没有经验,不知该忍受多么大的热度,我安慰了她几句,放下了电话。

但是我的心却放不下,她是我母亲一样年龄的老妇,又是孤身一人一生,心中一股不知是同情还是关怀,或是什么感情迫使我想到去看她。我看了一眼预约本,两个小时之内没有病人,又把 Mathar 的病例翻出来,看到她的地址是:Roundrock Street ,从地图上看,只有几个 Mails ,开车大概3-5 分钟,我决定去看看她。但是我不能确定,诺大的 Dallas ,会不会有几个 Roundrock Street。我又打通了她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不颤抖的声音,我知道是她的表姐。我告诉她我要与Mathar 讲话,“她正在院子里干活,我能给你捎个话吗?”80岁的老人,有那么厉害的关节炎,居然在外面干活。今年德州的老天爷生了热性病,已经9月份了,天气仍然非常热,气温90多度,还比往年干旱。我老公形容几次难得的一点雨水是老天爷掉了一滴眼泪,或是老天爷撒了一点尿,她难道是顶着烈日在给草地浇水?无论她在干什么,证明她在家,我要去看看她到底伤到什么程度。我有一种特效药,对烫伤绝对有效,烫伤后当时敷,不红不起炮,烫后几个小时敷,有助于止痛,消炎和加速伤口愈合。美国人十分缺乏医药常识,有点儿病就去看医生,医生都特别忙,往往看一个病人只有3-5分钟的时间,有时候病人的话还没说完,医生的药方已经开完了,这个病人就要走开,下一个病人就要进来了。有的医生一天看100个病人,8小时工作,就算不吃不喝不去厕所也是4分钟一个病人。而且医药费用昂贵,一次挂号费最少也要50--100美元,如果再做个什么检查,没有几百块别想出来。所以人们有一些小伤痛就自己忍着。这位80多岁的老妇经济不会非常宽裕,天气这样热,伤口被汗水一泡,多痛呀,我得赶快给她敷药。

我告诉她的表姐我现在去看她,然后匆匆挂上电话,拿起书包准备出门。铃,铃,电话铃又响起来,“真巧,我正要出门”。我自言自语着拿起了电话。

“Are you Dr. Wang?”是这熟系的颤抖的声音。

是我,你怎么样?我要去看看你,我不会收钱的。”很多美国人不愿意花钱看病,我得先告诉她,否则她会以为我想赚他的钱。

我不希望你来看我,我不需要你来看我。”我一时蒙住了,这声音是这样熟悉,又是这样的冰冷。

但是,我需要检查你的伤口,并且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否则或许会发炎感染。”

。。。。。。”对方有半分钟没有说话,“我在15分钟之内到你的诊所,可以吗?”

。。。。。。”这回轮到我不说话了,我还没回过味儿来,但是我很快回答“当然可以。”医生没有不让病人来的道理。

好,我15分钟到你的诊所。”电话挂断了。

我愣在那里,半天不知干什么,很久才回到现实中来。

整整15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她来了。我走到门口接她,刚要开口,她倒先说话了:“医生不干那个。”似乎是怒气冲冲,脸色十分严肃,声音却不十分高,因为那微微颤抖的声音已经是她全部的力气,她没有多余的力气用声音的高低来表达她的愤怒。

我像是受到母亲责备的孩子,不知所措的看着她的脸。

如果病人需要医生出诊,他们会打电话叫医生,没有医生不被邀请就到病人家里去的。我不需要你到我家里去,就为这个?”她指着自己的屁股。

我注意到她的脸上大颗的滚着汗珠,刚才确实在外面干活。衣服也是美国妇女在家穿的干活服。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她的问题不大,不需要出诊。

请到治疗室来。”我例行公事地说。

她趴在治疗床上,我看到她已经放了一贴创可贴,揭开创可贴,一个1.5厘米的水泡呈现出来。我消过毒,挑破水泡,放出积液,敷上我的特效药,又用橡皮膏固定好。

对不起,我把你的床单弄湿了。”她起身时看着被她同通身汗水弄湿了的床单说。

没关系,你可以穿衣服了。”

她边穿衣服,边对我讲她在院子里种花,种菜,每年她都自己种菜吃,还送给朋友。看她聊天的神气,好像怒气全消。

我又把烫伤以后的注意事项交待一遍,然后送她到门口,“我以后绝对不会到你家里去,你放心吧。”

你不要误会,医生不干那个,医生应该在诊室里照顾她的病人,为了这个?”她仍然指着自己的屁股“医生不必到病人家里去。”

医生不干那个,你不要误会。”她临出门时仍然强调着这句话,又回过头来盯住我看,似乎要用眼睛告诉我什么,又似乎用眼睛窥探我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也可能她需要节省她的力气去种她的花和菜,所以不想解释太多,也可能她不想说话多了占用医生太多的时间,总之,甩下这两句干巴巴的话,她走了。

我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遇事总要在自己身上做检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雷锋精神,大公无私,热情助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又何况她是我母庆的年龄。没想到,这一次“雷锋精神”被硬邦邦的美式方式给顶回来了。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位英文相当好的华裔老美某中医会务委员,在一次大会上教训一位刚来美国,试图用中国方式办事的年轻人:“You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just have to do it in the American way”。现在这句话又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



后记:这个病人后来仍然常来看我,既使不看病,也常把她种的蔬菜给我拿来尝鲜。我知道她虽然不理解我的“助人为乐”的理念,但是她起码知道,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医生,一个善良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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