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习俗---个人隐私---人权
1999年9月
经常见到外国政府机构，报刊媒体，以及中国人自己的组织指责中国政府不讲人权，不给人权。我想从日前归国从医经历，探讨中国的医患习俗，个人隐私以及人权问题。
一大早，我来到首都很大的一所国家级的医院，带我哥哥去看针灸科。按护士的分配来倒一间大约60-80平方米的针灸诊室，里面沿墙排着5张诊床，上面躺着3男2女，五个患者，或趴或仰，一览无余，都带着针在醒针。
一位男士裤子挽起，上衣着装，看样子是一位面神经麻痹患者，半边脸，上肢和下肢膝以下放着针。另外两位男士仰面朝天，二点毕露，头腹，上肢，下肢放满了针，不知是什么病。一位女士面朝里侧卧，没穿上衣，从头到背扎着很多针，内裤退下，露出屁股，屁股上一支长针，我知道那是环跳穴，腿上也有针，退下的内裤恰到好处的挡住了“点”。我忽然想到明星写真集，即使不穿衣服，也能用身体，或一片头巾等饰物刚刚掩住“点”。最后一位女士面朝外侧卧，身上盖着一条大毛巾，床头上放着她的外衣裤，部分像是内衣裤的衣物，不知刚才放针时，以及一会儿起针时，毛巾被掀开，将是何等景象。
两位患者的床头分别站着他们的家属，旁边靠墙的椅子上作着两个象是等人的人，或许也是患者家属。屋子中间两张桌子对在一起，是医生的办公桌，桌前是医生靠背的椅子，桌子旁边分别放着两个无背的凳子，我很习惯，那无背的凳子是病人的座位。
室内3个人穿着白大衣，一个正式医生，两个年轻的好象是实习医生。一张患者凳子上坐着一位男士，正在东张西望，看着五张床，似乎是在等床位。我哥哥被要求在外边等一会儿，有了床再进来。
安排好了哥哥，我就去做我的妇科例行检查，回来时快中午了。 诊室的门似乎永远是开着的，我进去看到哥哥已经趴在床上了。上衣去装，他本穿着短裤，头，背，臂，腿全是针。医生说连扎3天，明天仰扎，我想60多岁的哥哥不会在意露点，不会像一些男星还要“牺牲”二点演出。
再看其它4张床，全换人了。其中一张床上躺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二点毕露，只有一件衣物略掩着阴部，双上肢不停的抖动着，旁边站着一位男士紧盯着老太太，大概怕她无意识的抖动碰到了针，我想或许是老太太的儿子。
我哥哥趴着的头正好对这老太太的床，我这60多岁的老哥，两眼茫然的顶着床头，似乎正在体会背上的针感。另两张床上的男士一侧，一仰。都是仅穿着衬衣和内裤。最后一张床上一位年轻的女士穿着乳罩和裙子，仰卧闭目，正在醒针。。
我在哥哥脚边的凳子上坐下等着哥哥。 这时屋子中间患者与医生的谈话隐隐传入我的耳朵，听的出她是尽量压低了声音，但是或许是我离她最近，或许声音再低连医生也听不到了，或许我也是女士，她也不介意，总之我听到了她的“故事”。
桌前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模样的实习医生都探着头听她谈话。前边等老太太的男士似乎也听到了什么，扭转头来，盯住背对着她的女患者，似乎既好奇，又不能靠上去。这位女患者向前凑着身子，探着头，几乎在与医生耳语，而年轻的男医生则正襟危坐，微笑聆听，不时问个问题，并没表示出什么奇怪，一付虚怀若谷，见怪不怪的神态。
我80%听懂了她的问题。
她说她先生对她不大满意，说她不对劲，让她找医生给调整调整。而她自己没觉得啥不对劲，只是一屋子的人，不大好意思。
医生问：“一屋子住多少人？”
“五口人，公公婆婆睡下层，我们俩睡中间，最上边是9岁的儿子。”
“多大的房子？”
“9平方米。”
“那你们俩很不方便呀。”
“可不是咋的。那孩子也神经，关灯以后有点儿动静就开灯。也不能不给他灯绳，他在上层，半夜去个茅房啥的，不开灯怕他摔下来不是。大夫，您说我这是有毛病不是？”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比如哪儿痛。”
“没有，我壮直那，每天天不亮就去批菜，骑7，8站地去卖，啥病也没有。”我想，她是到批发占用批发价买菜，然后再去转卖。
“那你先生说你有什么毛病？”
“说我不积极，不主动，不配合，咳，那一床的人，咋配合他呀？大夫，您说我这是有毛病不是？”
大夫看了舌苔，脉象，只说：“调调看吧，”又说：“我看你赶快找房搬家。等着吧，有了床我就给你扎。”
她站起来等床的时候，我看清了她的脸，不到40岁，外地人模样，面色红扑扑的，略带黝黑，没看出什么病态。
这样极具隐私性的问题，大概大部分人会找医生单独谈，很少会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谈，但是这张桌子是医生看病人的唯一地方，她又能在哪里谈呢？我们德州的隐私法有一条：医生与病人的谈话是不能被第三者听到的，否则就是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从理论上来讲，病人可以告医生侵权。
中国没有这样的隐私法，这位妇女也不懂的自己有权力维护自己的隐私，医院也没有条件创造一对一的医患谈话场所。我去过北京大部分的中医医院，情况差不多，一间诊室放几张诊床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不要说医患谈话是在“公共场所”，当众脱衣服上床扎针也是大家很习惯的事情。
我曾经非常习惯，从没想过有什么权利被侵犯了。对中国的广大老百姓来说，有了病，有地方看病是第一需求。
这位妇女站起来以后，似乎并不在意别人看她的目光，并没把别人看她与刚才那“病”联系起来。她的目光向五张床上扫去，顶住仰卧女士肚子上的针，大概她认为医生会放针在她的肚子上，她要看看肚子扎针什么样子。只见她走过去看着那位女士问道：“肚子扎针痛不痛？”
那闭目养神的女士很不情愿被打扰，略睁开眼睛瞄了她一眼，仍闭上眼睛，轻摇了一下头。
她似乎仍然不甘心，盯住人家问：“你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我心里说，人家的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呀。那位女士极不情愿的挤出几个字：“三个月。”
“扎针有好吗？”这回连我都烦了，
那位女士倒是很痛快地说：“有效。”我想是当着医生不好意思说别的。
她又踱到我哥哥床前问道：“这位老哥得的啥病呀？咋满脑袋扎针？”我哥哥下巴壳压在诊床上，不方便说话，我看他也不想理她。
她没趣的又走到老太太床前，把那全身的针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这是啥子病呀？还浑身哆嗦？
老太太的儿子似乎想与她攀谈，回答道：“巴金森，老年迟呆。”
我想她根本不明白那两个病是什么意思，只是叨唠着：“扎这些子针，遭了罪了。”
然后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加入了等床的行列。
再看看我在妇科的经历。我进去时，医生坐着，围着他站着5，6个妇女，可能是等着看病吧，我在医生靠背椅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我是来进行妇科的例行检查的，因为我母亲曾经患过乳腺癌，我每年查一次乳腺，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医生说要检查乳腺时，我本能的站起来，转身要走，以为后边有一个里屋，或者到什么布帘子后边去检查。但是我马上意识到大家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医生坐在那里抬眼看这我，一脸疑惑。
于是，我本能的问：“在哪儿检查？” “就这儿。”
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处竟，重新坐下，还好周围的5，6个妇女没有嘲笑我，她们或许根本不知道刚才我想的是什么。有人开始把目光盯住我的胸部，有人仍在打量着我的脸，大概在猜测我到底想干什么，但愿她们只是以为我有一点儿傻。
我一个近60岁的老太婆怕什么！把内衣解开，乳罩解开，掀起衣服，不过似乎是本能，把衣服向前伸出，遮住了站着的人的视线，只有坐者的医生可以看到和摸到乳房。但是我发现前边的两位女士，或许是出于好奇，也或许想从我的乳房检查中得到对她们自己的病的治疗的一些什么启发，她们探下头来，和医生一起“检查”我的乳房。
我自我安慰：“也好，如果只有一位男医生，容易有‘非理’的嫌疑，现在有这么多眼睛看着，他绝对干不出非礼的事情来。”
检查完乳房，要做阴道检查，我这才被指令来到旁边的白布帘子后面的床上躺下，但是这个白布帘子是不拉上的。
医生例行公事的戴上手套，拿起器械，两个穿白大褂的实习医生凑过来，那几位妇女只是远远的看着，没再凑过来盯住我的阴道，大概看也看不懂，不过三双眼睛已经足够了。
我这里写出的大概是最平凡不过的大陆医院的现状，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我这个“假洋鬼子”已经有点儿不习惯了。
这种医患习俗，忽略了病人的隐私权，病人想不到自己有权利不让医生以外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医生有权利保护病人的隐私，例如，乳房，阴道检查，应该是极具隐私的，不应该有一堆病人围在旁边，这种隐私权意识还没有形成。
倒过来，设身处地的为院方想想，工作量之大，工作面积之狭小，有些事情很难办到。在现有条件下，即使医生有隐私意识，你让他怎么办？看诊一人一室？针灸一人一室？病房一人或两人一房？都备有冷热水及洗澡设备，目前少数高干病房和外宾病房还可以，大部分医院根本做不到。
只因为人口太多，即使随着“国人意识”的改变（注：这个词是我从我那搞人寿保险的侄女那儿学来的），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人们有了“隐私意识”你让政府怎么办？ 我想在原始社会，反映人们隐私意识的，大概只有系在腰腹间的那块遮羞布。
直到100多年前，清宫里还把几岁的男孩阉了，去为皇室做奴才，他们是毫无人权而言。
目前中国那么多的清宫戏，人们对太监的概念习以为常，例如还珠格格，据说播放的时候，万人空巷。可这个戏就只能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播放，没办法翻译成英文给美国人看，因为美国人就根本看不懂，如果你把太监的概念解释给美国人听，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看这个戏，他们不会被小燕子的天真，滑稽逗笑，而只会认为这太残酷了。并且中国人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只会被贬低，他们会认为中国人仍然是如此愚昧。
中国从封建的忠君社会，迈向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的社会，需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才能慢慢产生“我的权利”的意识。
所以我看不能只批评政府不讲人权，要从人们的权利意识的教育着手，也要慢慢改善人们的生活，工作条件，创造出有隐私的环境。
那一家五口共睡上中下层的妇女，即使她懂得人权，隐私权，她又能怎么办呢？
当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被群众为围攻的时候，，驻华大使几天几夜没有洗澡，无法换衣服，不能回家，他们的人权是被严重地侵犯了，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过告谁，告那些围攻美国大使馆的人侵犯人权？或者是告中国政府侵犯了他们的人权？
话又说回来，如果在美国一家五口共睡一房，那连看医生都不用想，除非有政府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