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哲学
在纷繁的尘世中,找一个角落,与自己对话,升华心灵.
我转身问旁边的Jeff：“我们俩结婚前，你为什么没让我签婚前协议？”
他看了看我，惊奇地问：“难道你想让我在协议里写明将来万一离婚了，你什么都得不到？”
“这样不对你有利吗？”
他皱起眉头：“我是不会去搞婚前协议的。如果在钱上都不能信任对方，那为什么还要结婚？我觉得婚前协议就是不信任对方。而且，就我那点财产，根本没有签署婚前协议的必要。”
我哈哈一笑: “看来贫穷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判断对方是否真的爱你。人富了，还得动脑筋想办法测试对方是爱自己的钱还是自己的人。”
也许，我亲眼看到的幸福婚姻很少，所以，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结婚很没意思。长大后，听到谁结婚了，我就很悲观：唉，又一个被套牢了。
所以，我理解有些地方的女孩在结婚时，为什么专门有哭泣这个仪式：因为很难确定眼前这个男人是否会永远对自己温柔。
可能是我对婚姻的悲观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我才能以反弹起来的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婚姻。在我的婚姻正式生效的前一天晚上，我出奇地平静，没有丝毫地怀疑、犹豫------我甚至压根就没怎么想第二天要早起结婚这件事， 因为我在忙着写博客。那天构思了很多东西，如果不把脑子里的主意写出来，我根本没法睡觉。
这其实是我生活的常态：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看到、听到一些资讯后，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化成文字。
这种专注使我对其他很多事情都有些心不在焉-----包括对金钱。
很早就对钱看得淡，不是因为我不需要为钱而发愁，而是因为贫穷、疾病、甚至死亡逼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思考人生的意义。
营养不良使我经常晕倒在上学的路上，我总担心自己会夭折，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有限，这种紧迫感使我在忙完繁重的农活后，依然坚持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生命有限，我必须抓紧做点事情。
”一旦人学会了怎样去死，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就不会迷于名利之中，很多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相约星期二》中的莫里教授给了我很大的教诲，在回答学生关于死亡的问题中，我觉得他的答案比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 更有教育意义。
我完全同意莫里的另一句话：“ 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的确，我越来越发现快乐的两大前题：一，不要和别人攀比，去掉虚荣心；二，不要期望别人对自己有多好。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也许正是这种轻松的态度，使我很容易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但表面的我与内心真实的自我之间的冲突，才是所有冲突的根源。“有其内，必形诸于外。”
所以， 苏格拉底才说，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睿智的莫里教授不仅审查了自己的人生，还在得了绝症后，和自己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以及电视机前陌生的观众一起，审查死亡。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有数以百计的学生回到他的身边。他们来自波士顿，纽约，加州，伦敦和瑞士；来自公司的办公室和内地的学校。他们打电话，写信。他们千里迢迢地赶来，就为了一次探望，一句话，一个微笑。 “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像你这样的老师，”他们异口同声他说。
坚持用理性的思考审查自己，审查社会，使得莫里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洒脱。曾经有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并打出了马尔科姆·艾克斯（美国黑人领袖）大学的横幅。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时莫里正好经过那幢大楼，里面有个示威者认出了这位他最喜欢的老师，于是大声喊他从窗口进去。
一个小时后，莫里带着一份示威者的要求从窗口爬了出来。他把这份要求送到了校长那里，形势得到了缓解。 莫里总是充当和平的使者。 在布兰代斯，他给学生们讲授社会心理学，心理疾病和健康以及小组疗程。
直到停止呼吸前，莫里都一直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关心别人，因为我们同样需要别人的关心，所以他对学生说：“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对不对？在生命的终点，当你像我现在这样时，你也需要别人活着，是吗？可还有个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
一面理性地思考，一面温柔地去爱，使莫里即便在病魔缠身的痛苦时候，还能谈笑风生。谈到死后火化，他对家人说：“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
而他和学生谈到自己墓地的那一段，则给我感动，给我力量。
“我已经选好了墓地。”
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在山坡上，傍着一棵树，可以俯视到一个水池，非常宁静。一个思考的好地方。”
你准备在那儿思考？
“我准备在那儿死去。”
他笑出声来，我也笑了。
“你会去看我吗？”
看你？
“来和我说说话。安排在星期二。你总是星期二来。”
我们是星期二人。
“对，星期二人。你会去吗？”他的身体虚弱得真快。
“看着我，”他说。
我看着他。
“你会去我的墓地吗？告诉我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是的。”
你会回答我吗？
“我会尽力的。我不是一直这么做的吗？”
我想象着他的墓地：在山坡上，俯视着一片水塘。人们把他安葬在九英尺见方的土地里，上面盖上泥土，树一块碑，也许就在几个星期后？也许就在几天后？我想象自己独自坐在那儿，双手抱膝，仰望着天空。
不一样了，我说，没法听见你的说话。
“哈，说话……”
他闭上眼睛笑了。
“知道吗？我死了以后，你说，我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