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的公正评价将在何时？

赵紫阳的公正评价将在何时？

玄野

赵紫阳对中国未来的主要贡献有两个，第一是倡导民主自由思想，第二是良知底线。当代海外人士和欧美政坛对赵紫阳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第一点，而这也是中共比较忌惮的一点。实际上，赵紫阳对中国政治界的长远影响主要在于第二点。对这一点的坚守也是邓赵矛盾最终没有调和的核心原因。邓对务实底线的坚守保证了中国的经济稳定。然而，所谓逆取顺守，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战争时期用几百人的生命来换取战略空间是无可厚非的，而和平时期这样做就有问题了。邓赵政治决裂多被世人解读为民主与专制的路线之争，其实那些政治路线都是可以调和的，唯有涉及到信仰层面的东西不可调和，也必须有人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

因为人们对这两点的认识不甚均衡，再加之当代世界政治哲学偏颇于民主政治，导致了普遍的误读。人们都以一种世故的心态结论说，在中共体制下赵紫阳不可能平反。然而，愚窃以为赵紫阳在中共体制内平反与其说可能，不如说是必然。赵紫阳所坚持的理念是中国政治所必需的，中共不溯源到自己的前总书记去获取政治资源，反而寻找其他来源，舍近求远不说，就政治先进性这名头也就从自己的前总书记那里夺下而奉送外人了。一般来说，中共不会吃这种亏。现时看，中共还没有明确迹象要公正评价赵紫阳，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开明政治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完全恢复，而完成六四事件的利弊分流尚需时日。首先要从当时邓小平的决策开始分析。

邓小平是改革派，当年为何他要自断臂膀而免掉胡赵二人呢？这是颇令人玩味的事情。其实，老邓当时也是迫不得已，正处于两难境地。中国的前途在于务实，而当时对于中国前途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两个派系，一是马列教条派，二是激进民主派。何去何从？所谓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两线作战肯定是不行的，那样邓就成了败走麦城的关云长了，必须先联合一个抵制另一个。邓小平的选择是联合教条派而压制民主派。为什么？以愚下猜测，邓的政治生涯贯穿了与教条派的明争暗斗，从井冈山到最后的主导改革开放，无时无刻不是这样的勾心斗角。可以说，邓已经将教条派玩弄于股掌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可担心的。而对于民主派呢，邓毫无把握。如果压制教条派，支持民主派，虽然以赵紫阳的秉性不可能听命于西方，但下层民主势力被西方愚弄却是可以预见的。邓自知没有毛的手腕，跟西方民主世界过招也只有毛泽东能胜任。当年老毛在自己百姓都为吃饭穿衣发愁的时候还能输出革命，将如日中天的美国苏联闹得鸡飞狗跳墙。召见了一下自己的粉丝特鲁多，特鲁多回去以后就上任总理而把加拿大经济搞得像打了鸡血赛的强劲。没有跟西方周旋的招数，老邓就选了一个简捷的招儿，不惜自残而明确拒斥西方的指手划脚。民主派这方消停了，教条派那边周旋起来也就游刃有余。这一选择对中国二十几年的经济稳定还是至关重要的。

保守派教条派虽然没有造成中国政治经济的翻盘，但是二十年来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却依然巨大。对精神追求的禁绝和对物质追求的吹捧导致中国当代举世无双的物质主义。应该说，这是邓小平顾此失彼的问题。

中国最忌讳的是国外势力插手。私以为这是明智的原则，应该是毛邓等总结的精华与血泪教训。国外势力操纵对于某些小国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决不是好事。当年六四事件可能会有国外势力的影子，但是赵紫阳那边却完全不可能有什么国外势力问题，而中共当时的定论也没做过分地诬陷。所以中共所抵制的是外国的政治操控，或者说颜色革命之类，赵紫阳的下台也主要是因为对这种潜在的政治风险的态度不明确。由此看，平反赵紫阳没有难以清除的障碍。

赵紫阳的平反是肯定的，而六四以来的海外民运所期待的六四平反却基本是不可能的。首先说海外民运所宗就是西方民主自由，更严重的是六四以来海外民运的资助方主要是西方政府。本身这个问题并不致命，因为这都是彼此彼此的事情，当年中共是如何起家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民运人士的目标所在，他们总想着自己和当年事件的历史定位，而不是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做点什么贡献，也不考虑当年那个悲剧到底如何能让中国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更稳健地发展。

那么公正评价赵紫阳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其实就是明辨赵紫阳的主张是政治理念上和人文信仰上的东西，而不是政治运作方面的手腕。在政治运作层面上，倡导民主自由必然少不了西方政治势力。而作为政治理念，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不是哪国那族的专利产品，理性上究得清楚，文献上查得明白，你需要民主自由，请教别人可以，却不需别人指挥。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将隐约附在赵紫阳身上外国政治势力幻影清楚掉，公正评价赵紫阳将指日可待，因此民主自由法制等理念走到中国政治的前台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非羊]

顶博主。下面是李进进以前的一片类似的文章：
赵紫阳的请辞是开启中国民主政治楷模行为

李进进

在1989年当赵紫阳与当时事实上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对如何处理如火如荼的学生发生根本性冲突时，赵紫阳曾要求辞去中国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拒绝出席“5.19”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赵紫阳的这种请辞行为是对传统的专制体制下以“君臣”关系为基础的解决冲突的政治行为的否定，为开启现代民主政治作出了典范。

赵紫阳的请辞行为是对传统政治的否定。在中国传统的一君臣关系为基础的政治中，当君臣或当权集团之间发生重大冲突时，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三种，即服从，逃跑或政变，以及以死相谏。在现代中国政治中，周恩来和刘少奇是服从的典范，林彪是逃跑和搞政变的一方英雄。以死相谏在现代政治中的范例尚不多见，但自古有之。所有的结果都是悲哀的，不是个人的悲哀就是国家的悲哀。赵紫阳在1989年处理学生运动或民主运动中，既不服从也不逃跑，更不是以死相谏。赵采取了“政不合不与谋则去”的请辞行为，这是对传统政治的否定。

赵紫阳请辞是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行为。在民主政治中仅仅承认一般的民主原则是不足以创建稳定和持久民主政治的。在一般的民主原则之下必须有一些可操纵的政治规则，否则民主政治无以建立。平等的选举权，分权与制衡，司法独立，多数决定等是基本的民主原则。但如何处理在选举中各政党的关系，如何处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关系，如何防止司法独立不至于发展成司法武断，如何在执政党或一党内处理不同政见，是民主政治是否能真正建立的关键。好在现在的人们在政治运作中找到了一些可操作的政治原则以保证民主政治的正常进行，如在大选中，尊重对手尊重选票，即有认输的勇气和意识；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中尊重对方的权威的多权威分治规则；在司法中法官与律师等规避规则等。

赵紫阳请辞的行为是现代政治中解决执政党或某一个党派解决重大政治冲突、保持政党团结和承担责任的重大政治规则。辞职不仅是为了保持党内团结和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要那些多数派或权威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毛泽东对中国人犯的错，周恩来和刘少奇都要负责。但邓小平在“六四”中犯的错，赵紫阳不必负责。不仅如此，在正常的民主政治中，赵紫阳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恢复权威，而不必学林彪那样试图用非正常的程序打破之。

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政治人物的辞职司空见惯，但在中国却为稀罕。上述的一些政治规则，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下的中国异议人士也没有学会运用，主要是没有那个意识。1993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民运联合大会的失败，就是不知道或不会用那些规则来解决纠纷而造成的。不适用这些政治规则，结果只有打破公平规则，走向了分裂。由此可见，赵紫阳的请辞行为对中国政治中重要示范作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