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宗教里的地位—寻找中国人的神（五）

爱在宗教里的地位—寻找中国人的神（五）

玄野

当今基督教世界极其崇尚对人的博爱，因为爱人如己是耶稣所确立的两个最大的诫命之一。虽然说两大诫命同样重要，但依然有次序，爱神或者说拜神依然是第一位的，有着第二诫命不可僭越的神圣性。这一点体现得最充分的年代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关键的奠基岁月—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代直至二战后，西方上层文化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坚守对神的崇拜，而没有把爱人的原则凌驾于拜神之上。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事情，人一旦因为爱人的原因而过分注重物质利益，拜神就会因为无法造福人类而被轻视。

物质利益的发展，现代科学的诞生，其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督教世界将拜神放在最崇高的位置上，而不是从物质利益出发，不是从对人的仁爱出发。当然这并非单纯是基督教的贡献，西方文明的其他文化来源也一致地支持人自我谦卑的定位，也同样有着对神的仰望和顺从的价值理念。科学在文艺复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人的谦卑和人对神的崇拜起着最核心的作用。西方科学家在探索真理的时候，不是依据基督教教条来先入为主地定下科学结论，而是用理性和实践检验做标准来理解未知世界，并以理论的逻辑自洽和理论对现实解释力来评判理论的正确与否。他们以这种跳出基督教教条之外的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发展看作是对神的荣耀与敬拜。另外一点就是欧洲在政治上的小国林立也是科学得以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客观条件。政治上绝对权威的消失给思想的自由留下空间。

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教世界首先冲破了人的利益这个束缚。人的最长远最广泛的利益体现在世界各大宗教的核心教义中，犹太教基督教称作“爱人如己”，儒教称作“恕”道。近百年来有所谓道德黄金律之说，大概摘录了世界史上十几个主要宗教的说法，大同小异，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人类从自己的整体利益出发而得出的最佳理念。当然生存焦虑是每一个生命形式的必备要件，生命为自己这个物种而经营当是天经地义。然而，这远远不够，生命的有限性注定了局限在自身利益的行为往往最终断送掉自身利益，跳出自身利益去探索认知更广泛的世界才是正确的道路。一方面，探索更广阔的世界是达成长远利益的基础。自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至于哥本哈根学派的科学发现中的绝大部分对当时的人类现实利益看不到有何贡献，而数百年后的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这些科学成果了。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将使得人明白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这可能比实现现实利益要重要的多。如今的科学发现让人们明白世界不是单为人类所建造的，人的利益不是神的第一关照。至于神是否爱人，是否有好生之德，尚需探讨，暂难结论。所以福音书中的某些看似神圣无比的定论是大有可商榷的。然而可以暂下结论的是，人若谦卑，则获护佑；人若骄纵，则食其果。

神准备了这样美好的蓝色星球，如果人们自视为神之眷爱而纵欲狂欢，结局只能是后果自负。如今我们可以继续套用中国上古警训：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当时这句话是说给掌握权力的贵族，而他们的背景世界就是生活在九州的华夏民族，所谓德就是治理与统领天下苍生的策略和能力。此言用在当下则需要拓展一下，其主要针对的是人类整体如何在自然界中生活，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所提供的这些资源，需要确定何为正确的德。古代的帝王与百姓的关系，时下人与驯化的动植物关系，看似是一种统领和主从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共生的关系。人和被饲养的动植物，看似人对这些动植物有着生杀预躲大权，一切都以人的利益为主。看似一切都为人服务，实则不然。比如饲养的鸡，到底是人通过饲养鸡而获取食物，还是鸡通过这样的方式而达成了物种延续？所以更确切的讲，这一切都是共生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而人际之间也是类似，帝王与百姓也同样是一个共生关系。看似百姓都为帝王的需求而奔波劳碌，实则帝王的人生更加凶险，精神更加紧张，生活更加凄惨。帝王所得到的满足更多的是放纵的欲望和愚蠢的傲气，其灵魂更大程度上更深的层次里成为了物欲的奴隶。

片面地将人类社会中的仁爱拔高到第一教义是危险的，且是逻辑上无法自洽的。我们爱一个人，以前许多说法是心想事成，是没有失败只有成功，是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当我们制造足够的财富留给后人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财富将导致后人利用这些财富达成自己更大的成功还是利用这些财富纵欲而招致灾祸。局限于物质需求领域的仁爱不应被过度推崇。社会的日渐复杂化使得人的属性越发趋近于精神。比如说我们所祝福的只有成功没有失败，这是一种仅仅关注物质成果的理念，而人的精神层面必须在面临失败的前提下才能发展，才能达成自己精神进步。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通过某种力量为某些人制造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假象，最直接的效果是导致那个灵魂的腐败堕落而消亡。

当爱变成教条以后，宗教之内不再思考教义的本质何在，宗教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而以维护教主的名义开始行教主所反对的事情。人们在爱的名义下自缚手脚，当这样的禁锢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人们不再接受那种默认的爱，而是要求解析宗教教条所宣称的爱的机理。这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启蒙运动。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一直在碰撞探索，然后就有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博爱，这没有异议，问题出在爱的内容如何，过程如何，机理如何。人们不再接受那种自上而下的施舍的爱和统治。上帝给了爱，如何知道那些掌握权力的中间人截留了多少呢？毕竟人的贪婪无法根除。

所以近代以来理性、言论自由、人的选择权成为文明的要件，而不是等待奥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等人的到来。原因很简单，在没有苦难逼迫和战争选择的前提下，人们等来的更大概率是图密善和康茂德。爱更大程度上是人的某个属性，是自然机理运作过程中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于客观条件而由上帝单独发送给全人类的礼物。当人们有了恰当的认知以后，在一个成熟的制度架构中，爱就显性地表达出来。爱不能作为施舍，人皆有感情取向，当爱的施予破坏了道的运作时，施爱者就是在犯罪。如果因为喜爱松鼠而将其从鹰的利爪下救下，那结局将是雏鹰挨饿甚至夭亡，而这只松鼠也没有因为其竞争劣势被淘汰掉。子曰：君子周急不救富，爱心与善意只在于帮助他人度过难关，绝不是帮别人生活。用在人对生物的干预也是一样。人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只能局限在濒危动植物上，或者补偿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非由人类活动导致的一些物种灭绝灾难中，人为干预也是完全必要和正面的，至少从生态价值上是如此。实际的案例如香蕉和橡胶的灭绝灾难。

川普总统的放飞自我，使得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但无法在以来博爱的圣母情怀继续维持安宁的生活，同时还要防止丛林法则的回归。博爱的失败很自然地会导致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丛林法则。基于这样的现实生活的失败，儒教的爱有差等将成为最可行的宗教方案。爱有差等并非说亲人近，外人远，而是说你的爱只能依据你对对方的认知深度来调整，不是对天下人都是同等的爱。只有你懂的人才能保证你的爱的帮助是有效的，是合适的。对于陌生人，你的爱的帮助可能对给对方带来苦难而不是幸福。而在信仰上应该是道家的哲学体系。

当权力不能被关入笼子里时，笼子里关的必然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