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泛滥猛于洪水—寻找中国人的神(二)
玄野
庄子有一篇寓言《倏忽凿窍》,原文如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时下人们将爱强加于自然界,正是倏忽凿窍的现实版。
当代文化界学术界和文艺界,尤其是以社会科学为主导的领域,其推理过程因为过于宏大而难以用数理分析来证明,其实际效果因为无法重复也难以用实验来严格验证。这些领域有一种思潮是将爱无限拔高,认为这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更有甚者,因为人类社会有爱,而动物界却没有,所以人类兴盛而许多动物却濒临消亡。于是就如同倏忽凿窍般要把人类的爱移植到动物世界中去,其结局可以预料:只能是“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近千年来人类迅猛发展的历史中,人类活动的超级扩张导致了其他生物的苦难,而且已经直接导致了大量物种的灭绝。显然,当代知识界学术界面临着严重的自然伦理难题,就是以爱为核心要素的人类活动的扩张是好是坏?人类的哪些需求是正当的,哪些需求是错误甚至罪恶的?老子曰:美之为美斯恶已。如果我们站在人类自身的利益上考虑,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自己行为的善与恶。繁衍众多是善还是恶?从现实角度看,如今人口爆炸,生养众多不是好事。然而,繁衍后代是自然法则赋予人的本性,人违背本性而考虑那些超越自己本性的东西可能也不合适。既然人类的文明发展已经使得人的能力完全超出一个生命攫取个人利益的范畴,那么人自我检视时也当然不能再以生命的本性来为自我放纵的合理性张本。原因在于平衡是永恒的法则。当人的攫取能力变得超级强大时,人必须启动一个同样强大的智慧与理性来制衡,否则就会有一系列的苦难出现以使得世界的整体收敛到平衡状态。智慧与理性为我们带来了强大的满足个人需求的力量,当然我们绝不可以回避这些智慧与理性为我们带来控制这些欲望的能力。
把家庭搞得一尘不染是善还是恶?提高人生存空间的卫生条件当然是好事,但是力图将人从一个本充满微生物的环境中隔离出来,那应该是一个违反自然法则的事情。人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环,而不是脱离开生态圈的独立存在。人与大量的互惠的微生物共生,人也和大量有害微生物互相对抗而将自身的各种保护机制激励起来,从而使得自身机体的每个环节都不退化。而这种共生是完全出于人的意识之外,是彻底由上帝赋予的机制,是重要性远高于农作物和家禽家畜的共生模式。近百年来卫生条件提高使得人类平均寿命大幅提高,而过犹不及的洁癖也成为人类的流行病。而卫生习惯应该掌握在什么尺度上是一个关系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事情,可以说是天大的事情。人们往往习惯于只从定性角度来论断卫生问题。然而,抛开具体的量去讨论卫生问题是教条的做法,往往会得出违背常识的结论。例如大肠杆菌是致病的,但食物中只有到达一定的量才会引发问题,所以食品卫生标准全部都是规定菌落数量的标准而不是要求完全没有这种菌类。所以那种希望把大肠杆菌绝对排除在自己生活之外的做法就是错误的。而这种思路却时普遍存在而耗费巨大的。另一个情形是,讨论卫生必须基于食品流程所历经的环境,抛开环境谈卫生都属于纸上谈兵的思路。比如在处理食料时是否要保证尽量少的细菌,所以木制菜板就因为吸水从而给细菌保留了生存空间,这是否可以结论说我们应该用塑料菜板才卫生?这种结论就是脱离环境谈卫生了。如果食材准备好以后还要经过高温烹炒,那么木制菜板上的那点细菌会有啥危害吗?至于那个塑料菜板,水和细菌的确不会渗透进去,但是刀的接触也会导致许多小塑料颗粒附着在食材上而进入滚热的油锅,其中所产生的有毒物质难以预测。而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几乎无解的塑料公害。之所以有这一困局,首先是因为塑料在遇热后的特殊变化,同时人类高温烹调习惯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所以如今都在倡导低温烹调,尽量避免油炸。实际上人如果不对食材加热的话,塑料并不构成显著危害。所以随食材的处理环境不同,那么塑料与细菌是否对人构成健康威胁的结论也各异。
人的需求是正当的,但是放纵欲望则是错误的。爱是一个伟大的感情,但是爱的泛滥则是一个极其深远而危险的错误。爱本身是基于自己极其有限的感情阅历,很多爱没有道理,只是人自我肯定的一个道具而已。爱的无序泛滥将导致自然秩序的混乱。人终究不是自我生命的设计者,也许人与世界本没有一个设计者。人生存于自然界的状态终究要在永无止息也永无止境的试探自省与改进的过程中不时调整。
人们判别善恶的标准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对全体人有益。然而以人们在某一时段的理念判断为善的事情在更长的历史尺度看时,会发现这坑害了所有人。比如一个先进的捕鱼方法应该是有益于所有人的,但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的枯竭,从而导致所有人都没鱼吃了。现实的例子如纽芬兰的拖网渔船造成鳕鱼的险些灭绝。而信仰层面“人法地”的一些指引使得人们不会过于自负。古人从经验抽象的哲学角度来规正人类行为的一些理念就十分智慧,例如论语有“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说法。人可以从逻辑演绎的角度出发而推断出结论,其过程中所依据的信息相对于自然世界而言是十分匮乏的,其结论往往也是错误的。从解析出发来规定的对所有人有益的行为往往会最终坑害了所有人。
爱的泛滥,其本质在于人的骄傲。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以自己良好的愿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就可以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与未来。就像耶稣基督拯救大家那样。然而现实是人类很渺小,不过是在自然的缝隙中苟且偷生而已,不是每个时代的困境都在呼唤耶稣式的拯救。人的各种妄图改造世界的做法都是自残。人既不可以为了眼下纵欲的方便而妄为,也不可以自命不凡来按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自然界是复杂精妙而又浑沌般运作的,人的作为应当顺应自然的法则,人在达成自己的短期或者长期利益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自然法则如何,人如何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需求与利益。
中国的传统信仰与基督教信仰在顶层认识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一神论思维,比如人面对世界时的渺小和谦卑的态度。中国的问题是自秦汉始信仰层面就被禁锢了,人的精神被要求为社会利益服务。六朝时代士人多有叛逆,即所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实际上那个时代的精神成就是后代无法超越的。唐代虽已是大一统为主流,但老子却因为巧合的李姓而被尊为皇,那么道家理念在社会中的分量自然就依然很重。儒道并重也是唐代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宋代以降就不再有这个幸运,从北宋五子开始便是在宗教信仰层面的彻底现实利益化。你可以悲天悯人,你可以心系苍生,胸怀天下,但人在世界中的定位错误了,人类的利益上升到了神圣层面,人的骄傲使得自己已经在信仰上迷失了方向。而这也就直接导致中华文明的千年递降。
因为这样一个信仰层面的错误认知,那么如今爱人这个第二法则就凌驾于神这第一法则之上了。当然这依然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在君主圣哲,政治清明的时代。大家的努力方向实际上是爱人而已,就是把社会的最广泛最长远利益当作宗教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看似简明理性,实则不过海市蜃楼而已。因为人的预见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五十年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都很难预测。所以基于人类自身的局限,我们当下为后代呕心沥血建造的基业,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很可能会变成子孙们所承受的灾难。物质建设尤其如此。
广泛的仁爱或者说对不分种族的仁爱几乎是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核心价值理念。近百年来,尤其是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订立的普世价值以来,人们更是清晰明确地总结了道德黄金律。有人罗列出十几个世界主要宗教,儒释道,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等全部在列。各宗教的表述基本一致,大家比较熟悉的表述方法如:爱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等等。同时与这样的最高道德理念相矛盾的是,各大宗教都在斥责人们的贪婪放纵,认为人心都是败坏的。既然普罗大众如此之腐朽堕落,那么为什么还要宣扬人们必须无私地爱这些堕落的人呢?这岂非爱的错付?疑人不爱,爱人不疑,既然爱了,就要尊重他们的意志。否则爱他做甚?
人受欲望驱使而堕落是确凿而真实的,过度繁殖过度索取是人性的本质。人为了堕落的人性而奉献了自我,显然是不应该的。我们当下为后代呕心沥血建造的基业,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很可能会变成子孙们所承受的灾难。同时那些因为你而获益的许多人们,可能过着舒适的生活,但这些轻易被满足的欲望也养成了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惯。一个富裕的家族往往如此,而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朝代也是如此。那我们的仁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那为了自己的后代和其他人的幸福生活,我们坚忍且创造。这些的实际效果就是为后代的堕落积累物质条件吗?我们在道德黄金律上的善就是为了后代有放纵的资本吗?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罗马五贤帝中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终结了前几任选择义子的传统,而把皇位传给了自己深爱的儿子,那就是荒淫无道且堕落无耻的康茂德。
爱家是一个家族的最有效的自私,爱国是一个国家最有效的自私,而仁爱则是人类整体的最有效自私。片面的爱家会造成对其他人群的伤害,狭隘的爱国会造成对其他国家的伤害,而基于物质利益的仁爱则会导致对其他物种和自然环境的伤害甚至毁灭性打击。那么为防止这样的不堪结局,在人类有文字记载开始,各圣哲就告诫后人,无论是从人自身的利益而言,还是从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而言,都要避免对物质利益的重视,而要更加重视人的精神修行。更进一步的是,因为人的预见能力的渺小可怜,人从自己能预见到的最长远最广泛的人类利益出发所作的事情,往往在百年甚至数十年以后成为人类自己的灾难,那么人必须选择的哲学策略就不能在局限在爱人这个窠臼里了,必须是也只能是爱神。如果说爱神这种说法相对容易错愕的话,用老子的话可能更加具备清晰的路径,那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必须依据自然世界的运行规范来界定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向。
人在社会化以后,追求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价值有着重大的意义。人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的成功当是个体最大的理想。将自己发现的确凿清晰的理念树立为社会的共识或者精神价值,应该是一个灵魂最重大的成功。无论是圣贤对大众精神堕落的痛斥,还是为换取他人的幸福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其根本追求就是要将自己发现并坚守的理念纳入到社会共同精神价值中去。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追求。基督教等宗教往往以爱笼统地概况这一复杂的过程,当然将亲人之间的感情假借过来会具有超强的感染力,但是这种将理性过程情绪化的操作更大的效果是造成人们在思辨上的迷失。苏格拉底泰然饮鸩时的对话录《斐多篇》里表达得比较清晰。一方面他论证了精神不朽的原理,另一方面他也用生命向世人展示了如何用自己必将朽坏的肉体来达成那个永不朽坏的精神。而这样一个过程放在中国的禅宗里当是最能令人醒悟的接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