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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的原罪（二）
玄野
二 清除唯物史观中的错误理念
唯物史观中包含大量必须肃清的流毒。人类社会的发展几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可以仰望和揣测其中的规律，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避恶如畏火，从善如水流。象马克思等通过有限的历史知识就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结论，无视不同文化不同环境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影响，无疑是武断的，也是贻害无穷的。过去的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给世界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警醒世人了。因为篇幅限制，本文不讨论抽象规律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我曾经有数篇文章分析过。这里只局限在唯物史观所言之凿凿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问题中的奴隶社会是否广泛适用所有文明这一子议题来讨论。
奴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曾经普遍存在于各地区的各时代，中国明清时代依然有家奴存在。但是，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却只在罗马和希腊。奴隶制度，尤其是罗马所施行的奴隶制度，已经不是单纯的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是个人生命难以保障的问题，这对生命的繁衍和生产力的再造构成了现实的危害。短期内罗马可以通过掠夺其他地区培育好的劳动力来维持罗马贵族的奢侈生活，但被掠夺地区必然要落入悲惨境地，劳动力再生能力大大降低。于是，奴隶的来源没有了。罗马对迦太基的毁灭是典型的例子。欧美史学家多将这一罪行列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耻辱。当环地中海地区都被划入罗马版图的时候，不知道罗马的政治家们是否对自己在迦太基等地区的愚蠢屠戮感到后悔，因为这种行为断绝了财富和劳动力的来源。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所有文明的痛苦，换来了罗马的繁荣与辉煌。这样的掠夺式辉煌注定无法持久。奴隶制度只能是某个相对小的地区享用的制度，因为这意味着相邻地区必须承受非人的苦难。奴隶制度不但在物质上经济上给被征服地区带来苦难，也在精神上腐蚀了罗马统治阶层，松散的日耳曼人摧毁西罗马帝国也就变得毫无难度。奴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可以自然发展出的社会形态，而只有海上掠夺与商业文明才有可能建立奴隶社会。象中国埃及和巴比伦印度等靠自己地域内的物产生存的农耕文明根本不可能出现奴隶社会。智慧的政治家都明白公平正义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对某阶层的社会成员的虐待和歧视最终都会削弱国家根本。
马克思的历史知识比较局限，但是他依然知道些许亚洲历史，也因为其学术良知而没有断言奴隶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从而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之外列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殊不知，这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更加普遍正常的社会形态，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实在是人类发展中的异类，而罗马的奴隶制度更是人类的耻辱。后来因为恩格斯的曲笔和斯大林在政治统治上的需要，唯物史观被绝对化了，奴隶社会成了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这一点，顾准在他和其弟的通信中表达的比较明确，他在行文中这样评价斯大林的做法：＂对历史的强奸形成了＂。那个时代，先生敢用这样的词汇描述红色伟人，而这样的词汇好像在先生的作品中没有第二次出现。
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界危害极其深远。自赫鲁晓夫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就已经对斯大林的罪行开始清算，唯物史观的影响也就逐渐式微了。但是，这一流毒在中国依然戕害着学者与学龄少年的灵魂，体制内的学者们必须将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奉献出来，供唯物史观蹂躏。而某些红透到灵魂的学者更是掘开中国五千年祖坟，将祖先尸骨都涂抹了红漆，以换得一二头衔和赏赐。基础教育本是现代政府的职责，而中国共和国以来的历史教育已经完全不是政府在履行职责，反而是政府在以教育为工具维护自己的统治，坑害国民。中国十几亿人的历史观念被扭曲了，这样的罪过何人能承担得起？中国红色学者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玷污式解释，说轻了是削足适履，说透了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引申一点，资本主义社会也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如果称做商品经济社会可能更具有广泛意义。欧洲和美国的确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核心特点是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资本的逐利本质已经将全球推到现代危机的悬崖边缘，而所产生的成果不过是全世界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和五分之一左右的地域的繁荣。如果某些国家想用资本主义创造世界第二个繁荣的五分之一人口，地球生态圈的毁灭也就迫在眉睫了。资本控制一切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欧美发达的原因。但是，地球的有限空间已经不再容许这一本质扩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中去了。中国出现资本控制一切的类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将是世界的灾难，这中国和世界都要警惕的事情。中国没有象欧美所幻想的出现资本控制一切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在追逐先进生产力的不归路上疾驰，许多愚蠢至极的欧美政客表达遗憾。其实，中国没有欧美化不是什么遗憾，而是世界的福音。
但我看中国很快就走上这条道了。
除了唯物和唯心史观，还有两种说法：
1）历史是自然形成的，具有随机性和超然性，既不唯心也不唯物。这种无从琢磨的超然性，不是神授，也是超出人的认识能力。的确，人们在无法认识的时候可以简单归结为天命，但这对我们认识历史没什么帮助。在唯物论者看来，天命论也是唯心的。
2）历史是由物质和意识共同决定的。人比较蒙昧的时代，物质作用大，而人的意识作用微小。但是人的能力越来越强，包括创造历史的能力。其实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任何生命都对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生命也都是物质，但生命具有一定自主性，从而与非生命物质区分开来。强调这种生命的自主性对于人认识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其实唯物史观中提到的“主观能动性”就包含了物质和意识共同决定的意思，只不过不适用于人类史前的历史。
刘宗正
在缺乏宗教熏陶的人文世界里，一般的人很难真正理解谦卑的深层意义；在这种人文环境之下，更不用谈政治领导人，能够充分了解“权力谦卑”的完整含义。
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记载了耶稣临死前，为门徒洗脚的故事（约13:5）。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之后，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在《圣经》马太福音中，也记载了耶稣的一段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上述《圣经》的故事，体现了耶稣日后成为万民敬仰的主要特质之一。耶稣不仅愿意为世人所犯的罪而死，而且是一位十分谦卑的人；原来人类权力与尊荣的本质，就是绝对的谦卑，就是无条件地服务世人，就是无条件地为世人牺牲与奉献。
这种权力的谦卑，具有五种含义，第一，凡是愿意做神的仆人，都必须具有这种愿为世人洗脚的谦卑精神；第二，凡是愿意做神的仆人，必须具有服务、牺牲与奉献的精神，即使必须为神的爱与正义舍命，也不能拒绝；第三，凡是愿意做神的仆人，必须将神的爱与福音，用身体谦卑奉行的方式，主动传播给世人；第四，用谦卑的态度去服务他人，是体现神伟大博爱精神的最直接方式；第五，神的仆人，在神的面前只是卑微的人，他没有权利表现出任何骄傲与尊贵的态度。
凡是心高气傲的人，他们总是志得意满，他们不像谦卑的人一样，懂得平凡与主动爱人之道；这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小土堆上，如果他不愿意从小土堆上走下来，他永远没有机会爬上其它更高的山。
一个谦卑而又懂爱人的人，他所体现的高贵心灵与道德，绝对比一个不懂得谦卑与爱人的人更高，这就是前者受人尊敬，而后者却无法令人产生敬意的原因。
现代人类的民主政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权利的授予者；人民透过公民直选的方式，建立民选政府。换言之，政府是人民所建立的组织，所有服务于政府的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必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所谓的人民公仆，用《圣经》中耶稣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约13:14），最能够体现仆人的本质与立场。
如果将上述仆人侍奉神的定义，用于仆人侍奉人民，那么最合适不过了；只要人民的公仆，能够将人民，视为神，那么这些公仆，就应该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做什么样的事。
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人民的公仆，可以假借人民的意见或意志，而行违反人民意志与权利的做法；人民的公仆，应该站在绝对公理与正义的立场，充分维护人民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也应该充分保护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土地环境；人民的公仆，必须具有类似神的仆人一样，拥有绝对的爱与正义本质，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公仆。
以东亚大陆地区的政治文化为例，在这块土地上，两千多年来的汉人历史，那些专制的统治者，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权力的谦卑，或许他们更了解“追求权力与荣华富贵”、“压迫与剥削人民”、“权谋诡诈”与“宫廷斗争”的技巧；即使是现在已经民主化的台湾，实在也看不出来，那些人民所选出来的公仆，知道什么叫做权力的谦卑？
为什么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不懂得要求人民的公仆，如何认识权力谦卑的道理？因为东亚的传统人文文化，根本就没有所谓上述权力谦卑的理念，这就是东亚地区政治权力拥有者，他们令人憎恶之处；他们经常在取得权力之前，表现得十分地谦卑，甚至愿意向人民下跪或作各种不当与做不到的承诺，而却在取得权力之后，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态度，并且将人民踩在脚底下。
台湾是一个受汉人文化与大中国意识，影响甚深的国家，他们受上述文化的影响，远比受基督教道德文化还多；基于上述客观的事实，台湾的民主政治之中，那些政治人物的两面脸孔，就会是未来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所有政治人物的普遍脸孔，这是可以事先预测到的。
除非所有曾经受到汉人文明影响的东亚地区人民，能够充分了解，这种源于基督教道德文明的民主精神本质，否则往后的民主政治，将很难有令人高度肯定的价值。
那些曾经在东亚大地与地区上，举手宣誓就职的领导人，不论他们的誓词多么美丽，不论他们的态度多么真诚，还不如让他们，举行向人民洗脚的仪式，这或许会更具有实质的教育意义。
按佛教的说法，“控制别人”所产生的业障是最大的。因为被控制者不是不想反抗，而是无力反抗，而一旦在另一个轮回时空中，当年的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互相易位，又是一轮新的强奸。就好像不知道什么时间，也许刘少奇-毛泽东易位，毛主席说我想回家种田，刘少奇说，不行不行，我留着你还有用。彭德怀-毛泽东主次颠倒，毛主席伤残病体，恨不得自杀，悲愤中说“我不吃彭德怀的药”。又是一轮猫和老鼠的游戏。想起来也是不忍。
当然佛教也提出了脱离轮回的出路，就是解脱，开悟，从此摆脱这些无明业障的束缚，不再冤冤相报。这应该是正理。
历史学更大程度上是经验性综合性的，而不是演绎性的。马列主义对历史的认识，最浅薄之处就是以为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其实呢，他们所谓的规律只是对欧洲历史的片面总结。
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价值有，而且不小，问题不在马克思身上，而在后来人为了实际的政治手腕而将这些理论绝对化，用政治手腕来解决学术问题。
今天将近80%的民众反对介入马里事端，可是总统国会有权决定介入，这时代权力完全忽视民主程序，而法律规定是代权力决定，民主？那不过是个政客手中的玩偶。
民主是强调个体性，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不可能按所有人的主意行事。民主要有集中，否则没意义。集中的方式就带有时代性，历史性。古罗马时代，分战争中的俘虏做奴隶，只能大家平摊。民主的理念就产生了。但是，将民主运作的时代局限性作为其本身的“原罪”加以定性，那就是失去了哲学的整体观，和历史观。正确的历史观虽然不是唯物偏执，但也不能割裂连续。现代民主也一样，集中的方式是否合理在于是否建立与维系社会运作的对称，平衡，与协同。西方文明侧重人性恶，所以要以大家争利的民主方式来达到平衡。这对工业化的时代起到进步作用。但它与后工业化的时代不相适应，笔者会专门写文章探讨这点，并总结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
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赞赏民主是有根源的。苏格拉底是哲人，即那种举手投足都能给人以启示的人。用佛教的话说是个某种程度“开悟”（开始悟道）的人，也许没有完全悟道。他有智慧，因此不赞成社会由无精神领悟的普通民众主导。而倾向精英德政。
唯物史观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不合理的部分在于“决定”二字。它强调了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唯物史观里有时也讲，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有相对的独立性。矛盾体对立双方的主导性是随着时间，条件而互换的。易经里说得很明白。我们应当批评性地吸取，而不是否定性地抛弃。人类文明总是连续性地继承，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