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乌坎的底线

中国政府在乌坎的底线

玄野

广东陆丰乌坎村近来发生的严重官民对立事件于十二月二十日因为广东省政府的开明应对而获得转机，国内各大媒体也在从没有报道危机的情况下畅谈转机带来的曙光。

乌坎人是有顾虑的，顾虑的是政府可能采用一贯的两面手法，风头过后隔绝乌坎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而进行秋后算帐。政府那边同样有顾虑，顾虑什么？就是全国各地对乌坎村的争相效仿，因为这种官商勾结所导致的征地纠纷已经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一旦全国民众都因此而群体抗争，中国政府将一夜间变成过街老鼠。但是，中国政府最幸运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容易领导的群体－－中国人民。如果中国所有民众都能象乌坎人这样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机构，来和政府理性商谈，这非但不是中共之祸，反而是中共之福。古今中外几乎所有政府都不怕秩序，除非你这政府从本质上是邪恶的。中国政府虽然曾经有重大错误，也做过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但是其核心目的绝非为恶。正所谓人性本善。政府最怕乱，当代求稳是如此，四五十年前所出现的人道主义灾难同样也是最为中央政府头疼和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从根本上说，政府（当然，官员的想法并不能代表政府意志）最怕官民对立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那样所导致的后果大部分都得由政府来负责。这样来看，问题就十分清晰了，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将损害政府，伤害经济，同时被压迫的民众也无法正确表达他们的诉求，从而其切身利益也会进一步被侵害。如乌坎这种有序的有组织的抗争形式则完全相反，不但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而且替政府肃清了腐败，极大了拉近了高层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

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需要施行多方面的两手对待。对民众方面，应该明确地提倡理性的诉求，这种群体性事件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也司空见惯，美国政府的应对方式也并不比中国高明高尚；同时坚决制止事件过程中的野蛮行为，尤其是浑水摸鱼式的偷盗抢劫和破坏行径。曾经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应该彻底抛弃了。对于官员方面，必须惩办事件起因中的贪腐行贿和欺压民众的罪行；同时对于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秩序的努力予以支持和嘉奖。这样的做法才正是顺天应人的，也最终能够将全国规模的危机真正的化作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契机，直至开拓出民族复兴的新局面。

广东省政府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严正承诺，不搞秋后算帐倒打一耙。中央与广东省如何谋划，我们无法了解其底牌。而且其中另一个不定因素是党内的铁杆反对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派是否有可能掌控全国，进而上台后对这一开明决策全盘推翻，在观感上形成中共出尔反尔的表象，依然是一种可能。但是，无论中共内部发生什么，乌坎事件对于中共而言最要命的底线是什么？不是钱和权的问题，而是取信于民的问题。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或者以中共一贯的说法－－民心向背，是决定政府存亡的最核心要素。无论十八大以后谁掌握大权，中共内部保守派还是激进排上台，其首先要维护的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解决乌坎事件所达成的承诺，断断不可食言，否则中共将死无葬身之地。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国家可以无兵，甚至可以无食，但绝对不可以无信。中国政府曾经无所不为，以瞬间变脸的方式发动了五七反右的阳谋，和后来文革中无数的指鹿为马，而红色江山依然稳固。中共是否可以依然沿用过去的伎俩呢？绝对不行。时代变化很快，刻舟求剑的方法将会带来毁灭。当时的中国是百年战乱后的民心初定，而且又有朝鲜战争极大地满足了民族主义情绪，政府失信有其资本。如今中国政府面临最严重的信用危机，民众宁肯相信谣言，也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是最大最坏的谣言制造者。这种情况下，政府最缺乏的就是信用。政府所做的必须是不惜一切代价重修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的食客冯驩为孟尝君到其采邑薛地收租，临行前问道：回来的时候买点什么？孟尝君回答：家里少什么就买什么吧。后来，冯驩到薛地将所有无力偿息之人的债券全部烧了，并称是孟尝君对百姓的恩慈。孟尝君听到后怒责冯驩，冯驩回答说：您说过回来的时候买点家里缺的东西，我认为家里最缺少德义，所以就买了些德义回来。孟尝君以为有理，也不追究。后来孟尝君被废，三千食客逃跑得就剩冯驩一人，回到薛地，百姓夹道欢迎。孟尝君这才深刻体会到这买德义的交易是何等的便宜。当今中国执政者，最缺乏的就是信用和德义，如果不用自己手中充足的资金来换取百姓的信任和自身的道德，而是象吝啬的富豪一样，自己酒池肉林地挥霍，而搜刮百姓时锱铢必较，那将是天下第一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