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人权与民主的体用之辨

民本人权与民主的体用之辨

玄野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全面入侵中国，举国上下皆在富国强兵一念，中体西用之说十分盛行。之后基于体用的概念对中西文化在中国未来的定位出现了多种理论。由于对民族前途的焦虑，对两种文化的评判失于平静与准确，百年来对文化诸要素在体用方面的定位混淆以至于成患。辨清这一问题，不但对中国前途关系重大，对世界的协调作用也意义非凡。所谓体，就是社会的价值体系，称得上体的理念应该表达了人类的核心价值，如今称做普世价值。所谓用，就是达成这些人类普世价值的方法与工具。

西方文明展示给中国的首先是技术与武器上的强大，所以，西方技术的引进成为十九世纪仁人志士的共识，这一阶段中国对西方的理解主要在用的层面上。同时因为对传统的价值体系的深刻理解，明白中国的存在无法脱离这些价值体系所构成的体，所以中体西用成为主流。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盲点，西方之用必然是建构在其体之上的，其用也必然是为达成其体而服务的，单有船坚炮利是不可能赋予西方人以幸福生活的，而且没有一个幸福生活的基础，到达船坚炮利这一阶段是不可能的。西方文明以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全球化浪潮远比蒙古人凭快马利刃征服欧亚大陆复杂得多。所以，解决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问题，远不是当年赵武灵王用胡服骑射就能得到战略优势那样简单。洋务运动的落寞是难免的，同时也是对西方文化初次肤浅认识造成的必然。百余年后的当代，国人自乡野至朝堂，自蒙学小童至学界泰斗，依然梦想以科技创新复制胡服骑射打败匈奴的历史。可悲可叹！

体用本不可混淆，而且体用之间的依存关系也不能割裂。在技术与生产层面的引进，因为仅限于纯粹的用，体用间的生发关系被隔绝，固然是要失败的。其后囫囵吞枣式的整体引进也没有创造长久的奇迹。体用方面的混淆是原因之一。洋务运动落寞后，中体西用的说法不再具备统治地位，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以达成救亡图存大业成为共识。但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理解的肤浅，文化各要素的体用属性并没有厘清。本身为体的概念，在西方是体，到中国也只能作为体来存在，而不能当作工具来用。本身是用的概念，在西方是用，到中国来也只能作为用来存在，而不能僭越成体。中国的严重混淆有二，一，科学与理性在民众的意识里极其崇高，但是在实际生活的持守中却当作工具发展。科学在中国几乎青黄不接，只在技术这个工具层面发展尚可。二，将民主当作普世价值的体来对待，实际上他是达成人权平等的工具。民主的倡导中，经常因为用而损害了本－－人权平等和中国的民本主义。第一个混淆因为超出本文范围，下面主要就第二个混淆予以讨论。

当代诸多学者，从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发掘思想，用各种角度来阐明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思想，理性科学概念，自由精神及法制观念等等。王达三先生曾以＂不许汉话胡说＂的戏言反对这种用西方文化语境来解读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的做法。中国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两大主干。理性人权等概念是西方文化所浓缩出来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在实际中遵循，而不能用这些概念来评判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溯及上帝或天道，二者是几近重合的。在这个重合的天道或上帝角度上，可以看到诸多普世价值在两个文化中的不同表达方式，可以来评判两个文化中的优劣得失。在两个文化综合之前，用一个当前得势文化的概念去删订当前沉寂文化的经典，所得到的结论是必然有悖历史经验，空泛，牵强，而且有害的。如同建筑房屋，因为气候不同，北方温带的建筑风格与南方雨林地带完全不同。若用北方的建筑标准衡量雨林地区的房屋，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很片面也很幼稚的。这一现象在民主概念中表现得最典型。将民主理念拔高到人类最高价值层次上，导致了对中西文化中真正体层次概念的误读。民主是一种制度形式，目的在于如何保证公权公用和民意表达的畅通，被认为是能够达成某些普世价值的最佳方法，但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某种普世价值本身。

民主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是当时重商社会的市民对政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方式。这时，民主法则虽然对选举者保证了彼此平等，但是却否定了妇女和奴隶的选举权利。而奴隶正是人口构成的重要成分。这种不平等构成了社会的最大不安。民主法则迟至天赋人权思想在社会中雄居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获得新生，并进而为西方文化的发达奠定基础。天赋人权和平等正是民主这一形式工具所要表达的价值理念所在。

因为人口爆炸和商业文明的发展，公共事务变得众多而且涉及的人口越来越广，民主演变成了一个完全间接的政治工具，不但大到国家是如此，小到城市都是如此。民主直接决定事务来表达民众的权益已经成为历史。间接民主的体制中，民众权益的体现必然受另外一个要素的极大制约，就是执政者的个人修养，或者说，民本思想在政府员工头脑中的地位。为人民服务的匾额可以挂在头上，但是办事的时候是否能克尽厥职，做判断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在制度与程序之中穿梭而以个人前途为出发点，就全部取决于个人信仰与修养。基督教徒的信仰是坚定的，但是其信条中却不涉及执政的理念，使得政府官员的敷衍行为不受道德的谴责。中国的民本思想不同，民在儒教政府中是作为神来对待的。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样的政府在运作中其道德的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民主工具所表达的天赋人权思想和中国的民本思想是同一把斧子上的斧刃与斧背的关系。斧刃钝则难入于木，斧背薄则无力。所以，二者是当代与未来政府所必备的元素，非独中国需要明确，世界上的每一个政府都应该明确。当代舆论往往喋喋不休于民主体制，多为达成个人目的的障眼法，为仁者不为。今世首先应该明确这两个本体概念，然后才是实现这些概念的工具。

当代流行观念中，人们往往申斥中国古代的封建帝制不民主。这是极大的误解，也有子孙不肖弃旷世遗产如粪土反怨老子遗产不丰的味道。简单追溯一下民主在古代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当代数典忘祖的狂悖了。直接民主在古希腊城邦的适用，主要在于城邦人口相对少，而且仅有占人口十分之一或更少比例的人有选举权。同时在当时需要共同处理的事务相对较少，不象现在，几乎每天的很多事情都将城市中的所有人口的利益牵涉进去。现代的间接民主，如果不考虑全民公决的情况，其功能只在于选择品德优秀施政纲领适宜的公共权力执行者。这种权力继承或分配方式，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中，对于大国，非但直接民主不可能，如现在选举国家首脑的间接民主也非正确选择。国家首脑的任用一般靠上届首脑的推荐和赏识。罗马帝国就是典型。其最初的几任皇帝比较贤明，一般是看好了某个人以后，先将这个人收为义子，然后再将皇位传给他。电影角斗士中的那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可能是这一良好惯例的终结者，将皇位传给了被自己娇惯的亲儿子而不是一个贤明的义子。其后罗马帝国一步步走向衰亡，紧跟着的是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历史，西方人提起来自己都皱眉头。在近代解除基督教的思想独裁和现代政治理论成形之前，在幅员辽阔的大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确定国家元首，不但在理念上与传统相悖，在技术上也完全没有可行性。传媒不发达，被选举人完全没有在上台之前向全民表述个人或团体执政规划的机会。民众所了解的只是当政者上台之后的效果。下届国家元首的选择不可避免地由高层的领导集团来确定。在这种环境下，深入到统治阶层的民本思想有更充裕的发挥空间，而天赋人权的思想只能在宗教的环境中延续下去，而民主的工具则被视作无可奈何之举。作为民主发源地的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君主政体定为最佳，而民主政体排在寡头政体和僭主政体之后，叨陪末座。由此来看信息传媒未发达的三千年铁器时代，民本思想在学术上深度发微又在实践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中国领先世界近两千年，也就顺理成章了。

西方政治同样存在民本思想，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奥古斯都在其统治罗马的前三十年的职位就是终身保民官。问题是西方没有把民本思想探究得如此深刻与透彻。地中海地区奴隶制的传统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意识根深蒂固，所谓的民主共和也都是属于贵族与平民等少数人的特权。这一致命缺陷造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的无法挽救的衰落，从而蕴含着天赋人权的基督教才得以入主欧洲。

民主表达了多数人的意志，却无法表达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只有在保证了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后，民主才会体现出积极意义。有了天赋人权和保障自由的普世价值以后，民主这一工具才成熟起来。民主与宪政是互补的，而非一致的。民主是一种运作程序，着重于政权归属。宪政是一种制度，其核心价值在于平等自由。苏格拉底之死令西方每一位仁人志士痛心疾首，但这一判决却得自民主程序与法制规则。这构成了苏格拉底忠于这一制度放弃逃亡而慷慨饮鸩的原因。这一经典事件体现了民主的局限性和民主作为工具而非普世价值的本质。这一工具在成熟的体制下是保障人权的利器，在滥用的情况下则成为戕害自由与真理的屠刀。

天赋人权和平等是权利单个目的人角度上的表达，中国的民本思想则确立了权力持有者的行为宗旨。天赋人权和平等是对天道与上帝的好的视角，民主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宜途径，我们应当吸取。民本思想是中国宗教与政治之本，是解决现代社会困境，平衡当代政治运作弊端的唯一出路。民本思想的发微，传播与施行，不单关乎中国的前途，而且是中国及国人对世界和人类文化的责任。上不愧天地之造化，下不辱九泉之英灵，可曾扪心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