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一

选择是关乎取舍的问题。关乎义与利，功与仁的取舍。关乎一己与他人、眼前与长远的取舍。关乎先天与后天、动物性与文化性的取舍。

选择与其是自觉的行为，不如说更多是对置身的世界的适应，是寻找个人价值在人群中的平衡位置。选择因此常受周遭人群的制约。人必须在约束中作出选择。彼时，你体会到自由、无拘束的选择是何其珍贵。

我们用心作感性的选择，用灵作理性的选择。我们希望用心灵取完美的选择，但常常浪费了心智，作糊涂的取舍。

如果所有的选择都可以重新来过，那该多好！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没有重新考虑的机会。

惟其如此，人生才有了意味。

二

中学的时候，我喜欢读小说，读历史，写诗。高二的时候，要选择读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一个难题。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我几乎是无可选择地被推进了理科的大门。由数学而工程，掌握了一技之长，以此养家、立业。倏忽之间，已走过了二十年平坦的人生路程。这是一种成就。

学理的人可以保留对文学的爱好。但也仅是爱好而已。没有专业的基础，没有职业的磨练，文学的爱好就像是河湾里一条搁浅的小舟，不能驶进大江大海。这是一个缺憾。

一位二十年未见的朋友，言辞确凿地指出了我的这个遗憾。

遗憾不是问题，因为这些本不是我放弃文学的理由。

八九年，华夏大地风起云涌。一场弱势利益者的诉求，掺入了人性中诸多不尽质朴的理念，不可避免地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扑击，终至风息云散。利益的冲突，常常是要流了血才能给一个说法的。人类灵性的进化，是一个循环往复、缓慢推进的过程。站在千万年历史的峰顶看，这是无数个盘旋回复中的另一个盘旋。

然而对于置身于事件中的人，是不能、也不应该这样坦然、超然地面对流泪与流血的。我在长安街隆隆的坦克声中，读出了弱者面对强者的无奈，强者奴役于人性的悲哀。无奈而悲哀的我写下《狗与女人》，纪念一个时刻。那一年，我在国内读研究生，同时考英语申请出国。

再读狂人日记，疾苦履之，何以为言？

（一）
温暖而窄小，没有阳光的小阁楼。
屋里住着一条狗，和牠的女人。
狗的仆从，两个一样健壮的汉子，威严地站在门口。
狗站在女人的胸脯上，发出低低的温柔的呜咽。

（二）
女人疯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时，经过窗下的行人，会看到女人标致的脸庞，也能听到狗的温柔的呜咽，纵情的欢笑。
人们以为那是她的爱畜在撒娇。

（三）
仆人是忠诚的，从不向屋里窥视。
当女人从前的孩子来寻他母亲的时候，他们便把他赶开。
孩子用小手尽力地拍着门。他们捉住他，拿刀割掉他的手指。
后来，孩子的右手没有了手指。

（四）
女人并不因那响声而悸动。
她的脸庞依旧美丽。
疯女人的心，不会哭泣。
孩子不再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五）
女人扑向门口。
她想逃走？
她要去寻孩子？
温柔的狗静静地看着她。仆人把她推回屋里。狗又立在女人的胸脯上。
洁白而美丽的胸脯。

（六）
楼上窗口，依旧是女人动人的脸庞。
和狗的温柔的叫声。

写下这篇短短的，无从投递的文字，我明白了文学不是我的选择。

三

世上有智者和愚者，勇者和懦者。智而勇者是人类灵性的牺牲。智而懦者用勇者的血编织智慧的经典，以勇者的尸身铺垫灵性的台阶，为后人寻找光明的豁口。

我们看到屈子投身汩罗的身影。文明在战国时代还是一个弱小的孩童，杀戮像草原上的野狼逐羊一样的频繁。屈原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受害人，不如说是野性战国中，八百年亡楚的殉情者。

汉司马迁身残不肯断笔。史家笔重，使后代许多暴戾的帝王有所顾虑。他对历史记录的使命感，给后人留下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自晋以降，文人似乎一直在侧刀高悬的朝廷和寂寞清贫的山林之间徘徊。竹林七贤的嵇康为文人赴死做了一个最优美的开端，演绎出几乎令人向往的倔强。陶渊明，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在饥饿与疾病中度过一生的纯粹的文人，留给我们一个回味无穷的世外桃源。在嵇康和陶潜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勇者和懦者的不同归宿。相反，难于寻找的是文心高贵而得善终者。从唐到宋，流放似乎成了有良心的政治文人的宿命。韩愈，柳宗元、苏东坡。。。可以举出一串长长的名字。

最可叹的是明代方孝儒，为拒写一纸篡位诏书，十族尽诛。我无数次地被这令人发指的血腥场面所震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性或制度造成了这样的血腥？难道仅仅是极权统治者的极端残忍吗？人性中的什么元素会让人嗜食同类有如佳肴？

到满清一代，文字狱更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从顺治朝的庄廷龙明史狱，到雍正朝的汪景祺案、徐骏案，到乾隆朝的孙嘉淦奏稿案，数不清的文字狱极具讽刺意味地与康雍乾三代盛世迭合在一起。集权统治走到如此极端，似乎走到了尽头。我想从这几千年的金榜和断头台中，从失落的和不朽的篇章中，找出些人性取代野性的端倪，和文明成长的线索。我相信别人也在寻找。从荒蛮时代的茹血厮杀，到帝国王朝的霸业之争，到越来越多的人脱离裹腹之困，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残杀终将渐行渐远，宽容与和平在人性中慢慢增长。

但要有耐心。

就在不久前，我们应该记得让王震“杀之而后快”的王实味。从本质上来讲，王实味的死与满清文字狱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应该记得即使全篇改写了《骆驼祥子》，仍然投身于太平湖的老舍。这位自由主义的文人终于未能找到文学的出路。我们当然记得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张爱玲，尝试了描写劳动者的小说《小艾》，还是选择了离开。我们要问：为什么力透纸背的沈从文，完全放弃了文字，而终其余生研究古代服装？这些文人的不同命运覆盖了一整个时代的文心，以及他们在政权面前的渺小。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良心坐标的另一端的郭沫若之流。这个集动物性和奴性于一身的红顶诗人，用他的《凤凰涅磐》，《献给江青》，和《粉碎四人帮》，为我们演绎了一个最为生动的御用文人的形象，更令人深思的是他以走狗的身份擢取了当代中国诗人之首的桂冠。

如果说郭氏的丑态不过是封建帝王御用文人的翻版，尚不足于让我们充分体会到灵性追求的漫不可及的话，那么何其芳从《预言》到《黎明》的坠落则表现了现代文人试图摆脱封建锁链的无谓的挣扎。

《预言》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呵，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本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青的神？
…………

《黎明》
山谷中有雾。草上有露。
黎明开放著像花朵。
工人们打石头的声音
是如此打动了我的心，
我说，劳作最好的象徵是建筑
我们在地上看见了房屋，
我们可以搬进去居住。

呵，你们打石头的，砍树的，筑墙的，盖屋顶的，
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如此密切地相通，
我们像是在为著同一的建筑出力气的弟兄。
我无声地写出这个短歌献给你们，
献给所有一醒来就离开床，
一起来就开始劳作的人，
献给我们的被号声叫起来早操的兵士
我们的被钟声叫起来自习的学生，
我们的被鸡声叫到地里去的农夫。
…………

这种转变是如此地奇特，人们把它归纳为一种“何其芳现象”。乍看起来也许只是一定社会时期的特殊现象，但实际上仍是文学屈服于强权的另一种体现。

然后我们有林语堂。也许我们可以从林语堂的身上找到一条出路，在碾成尘末，苟且偷生和奴颜婢膝之外的，智而懦者的路。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首先是鄙视政治的。在《On Bigness》一文中，他说：

“ 一个人有时觉得自己渺小，那是很好的。有一次，我在牯岭避暑，躺卧在山顶上，那时我开始看见两个跟蚂蚁一样大的小动物在一百英里外的南京，为了要服务中国而互相怨恨，钩心斗角；这种事情看来真有点滑稽。所以，中国人认为到山中去旅行一次，可以有清心寡欲的功效，使人除掉许多愚蠢的野心和不必要的烦恼。
我如果要抨击一个政府，一种制度，一幅人文，倒显得浅薄了。说到底，其实是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我不应该愤愤然。”

林语堂纵使把自己的人格定位高出政治家们，也必须为他的语言学、哲学和文学找到一个远离政治的自由世界。他用不世出的语言天才，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文化，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如一株远迁他乡的奇花异卉，绽放出异样的光彩。然而，没有本土文化的滋润，这株奇花终究是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凋零的，成为西方文化长廊里短暂一现的昙花。相反，在中文世界里，在经过长期的排斥之后，今天林语堂的作品和智慧，正以跨越意识形态、跨越时间的生命力，重新成长和绽放。即使如此，细心的读者翻开大陆出版的中译本，仍会发现整段整段的删剔。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阉割。是读书人的不幸，政治利益的不幸，归根到底，更是人性的不幸。我常想，如果中文世界给林语堂一个类似于他在西方世界找到的自由，让他在中文世界里比较没有顾忌地进行中文创作，他是否会取得更高的成就，留给后人更深远的影响？

这或许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提问。

四

步入中年，我为当年选择理科而庆幸，也为放弃文科而不无遗憾。这段杂文从立意到写下来，历时一年有余。我一方面感叹生计对人的索缚，另一方面也庆幸码字不是我生存的手段----没有催迫，想写就写，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超脱的幸福。所以我学习调整心态，生活着平淡是真的生活，写下涌入脑海的文字点滴。漫读人类苦难的历史，寄望在和平的愿望渐入人心的过程中，人类自绝的步伐会放慢或停顿下来。彼时，文学的选择价值也许会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