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升高中我上了北医附中。这所学校是住宿制。住校是我梦寐以求的，终于可以远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了。我很快就适应了住校的生活，还当了班里的体育委员。除了上课时间，我几乎都泡在操场上了，跑步、打球。‘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在波浪里出没，在碧空里盘旋，练就了一身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想当兵，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小时候的当科学家的理想在我心里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学校的政治空气虽然没有101中那么浓厚，可是随着人民日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评三家村》，以及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学们已经无心上课了。 1966年6月2日，我们涌出了校门。教导主任在校门口劝同学们回教室上课，哪里挡得住。这之后的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大学的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开始大字报都是指向大学的校党委，但突然风向一转，反党委的被指责为新右派。接着是刘少奇派的工作组进驻了大学和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被招回学校政治学习。没过几天，工作组撤走了，中学的领导权落到了新成立的由革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手中。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头头是我们班的团支书H。H和她的同伴们都穿上了旧军装，左臂上戴了个红袖章，在教室门口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有理”的对联，宣布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不得随便离校。他们轮番围斗我们班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团员，逼他们退出共青团。我虽然不算是黑五类出身，可是父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也被视为狗崽子。我们被圈在教室里反省。H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让我们逐个发言揭发自己的父母亲有什么反动言行。也就是说，我必须在革命理想和亲情之间作选择。这种煎熬使我彻夜难眠。革命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为了信仰只能牺牲亲情了。我想到家里有一个从美国带回来的短波收音机，父亲经常收听短波的英文播音。啊，这是收听敌台！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在第二天的揭发会上把这件事说出来。开会了，轮到我了。我站起来，心剧烈地跳动。我发言了，可是没有说出听‘敌台’的事。那一刹那我改口了，说了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比如父亲有很多国民党时期的邮票，上面有国民党的旗。我知道轻重，在关键时刻我选择了亲情。
后来红卫兵对我们这些狗崽子失去了兴趣，他们的斗争目标转移到了老师身上。很多老师被剃了阴阳头，遭到毒打。听到一声声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我很迷茫。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曾激动万分，以为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一场大革命，可是没有想到革命竟是如此的血腥。到了8月份，红卫兵走上了街头。惨烈的抄家开始了。我没有看到抄家的情景，但看到红卫兵抄家回到学校，个个手里都拿着粗粗的皮带，带回来很多的‘战利品’。8月18号，红卫兵在天安门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了赞扬。
红八月的风暴也刮到了科学院。许多归国的科学家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备受凌辱。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没能回家，很耽心父母。有一天我终于回家看了看，家里被抄过了，来的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他们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幸亏在红卫兵来抄家之前父母已经把那些‘反动’邮票和一切可能被视为反动的书和其他东西，包括我珍爱的一箱子小人书，都烧掉了，所以安全过关。父母亲都躲过了批斗风潮。父亲在文革发生之前刚刚调动了工作，离开科学院到大学教书，新单位的人对他不熟悉。父亲原单位的同事后来告诉他，幸亏父亲调走了，否则肯定首当其冲被批斗，因为父亲在单位里喜欢提意见，不太安分。母亲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是个工人，文革前得到过母亲的关照。在他的保护下母亲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可是，我的舅舅出事了。舅舅留学苏联，回国后在科学院地理所从事土壤改良的研究，成绩斐然。因写大字报时不小心把叉叉打错了行，打在了毛泽东思想上面，他被打成反革命，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
听到舅舅的死讯，我在震惊难过之余很后怕，庆幸自己没有把父亲听‘敌台’的事情讲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经过红色恐怖，对父母的思念愈发强烈。记得11月份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回家整理了行装去参加大串联。因为公共汽车不通，父亲骑着自行车把我从中关村一直带到了火车站。当我望着离去的父亲的背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此刻我发现自己是多么爱父亲！
文革大串联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延安。乘火车是免费的，这是我保留下来的一张车票（正面和背面）。延安之行给我的深刻印象是陕北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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