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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问题怪毛泽东和共产党？
木愉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中国的人口问题都怪毛泽东和共产党。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造成人口的急剧增长，毛泽东之后的共产党一看人口太多，赶紧制定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造成今天的人口老化，失去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这种说法看起来言之凿凿，其实大谬不然。要证明其大谬不然，并不复杂。
先来看前面一个命题，是毛泽东让人口急剧增长。不错，1949年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人口出现了很大的增长，从宏观上看，这期间，人口从四亿五千万增长到接近十亿；从微观上看，这个时期的家庭多是三个子女到五个子女，平均四个子女。对宏观上的统计，我们往往无法感知。但对微观的现象，我们却可以确凿地感受。一户家庭平均有四个子女这种现象是我们所可以感受的，是那个时期的家庭结构的常态。
那就不妨让我们见微知著，从个体推全体，以局部把握大势。让我们继续往前推，往前追溯49年之前的那几代。不妨先考察自己的家族，看看父系，再看看母系；再考察配偶的家族，看她（他）父系母系，再去考察周围朋友的家族。
如果你的结论是那几代人大抵都是四个子女以上，那么把1949年后到1978年间的人口急剧增长归咎于毛泽东，就显然不成立。不错，毛泽东是说过“人多力量大”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和“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之类的话。不过，这些话其实就是张扬人力而已。早在十八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就歌颂过人的伟大，把人置于万物之上，让人成为自然的中心，以此来贬低神性。贬损毛泽东的说法，是不是也应该去贬损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话跟那个时代的人口急剧增长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毛泽东也说过人类要计划生育的话，在此姑且不提）。
跟毛泽东的这些话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更深，影响更大。可是说，那个时代的中国虽然从形式上破除了四旧，但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了集体无意识，成为了一种民族基因，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官媒上在高音喇叭里是遭受抛弃和鞭笞的，但却又深深地植根在人民大众的心里，通过生育顽强地表现出来。这种生育观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也贯穿了毛泽东时代。
当然，仅仅有这种价值观，要保证人口的高速增长，还是不够的。在历史上，但凡是和平的风调雨顺的时期，中华民族就会迎来人口增长高峰。毛泽东时代也大抵如此，即便六十年代初的短暂饥馑也没有阻滞人口的高速增长。之外，保证毛泽东时代人口高速增长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医疗的进步和医疗制度的完善。公费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尽管颇多诟病，但其为人民带来的福祉还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这段期间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的大幅增长可以得到佐证。
中国这块土地上倒底适宜多少人生存？要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的确不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可耕地和水资源这两个基本的生存条件来考虑，到了毛泽东时代末期，这块土地对人口的负荷已经勉为其难。比如河西走廊一带，从来靠祁连山的冰雪融水灌溉和提供工业和生活用水。那一带在历史上本来人烟并不稠密，“风吹草低见牛羊”本来是这里的常态，但1949年后，这里不仅增加了好些新的城市，原有的城市规模也急剧膨胀，从而造成人口暴涨，这使得祁连山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近40年来，祁连山冰雪融水迅速减少，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米一6．5米的速度升高。预计面积在2平方千米左右的小型冰川在2050年前会基本消失。其它地区也不见得就好到哪里去，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等大中型城市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活用水，不得不大量采集地下水。再以这张方式来维系城市生产和生活用水，不会很久，这些大城市就都会变成楼兰古城。刚刚公布的湿地统计表明，全国湿地总面积5360.26万公顷。与十年前的第一次调查同口径比较，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减少率为8.82% 。中国湿地维持着约2.7万亿吨淡水，保存了全国96%的可利用淡水资源，是中国淡水安全的生态保障。如果湿地减少的趋势得不到扭转，则后果堪忧。
中国的国土有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听起来很可观，但稍稍搬起指头一算，这块广袤的土地有好多荒漠？真正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土并不富足，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就算不破，其所提供的粮食也无法总是跟人口增长的增长保持同步。
这就得限制人口增长。
从七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在中华民族所面临的这种生存窘境下，不得不出笼的。有人说，工业化国家没有所谓计划生育政策，其人口却出现了缓慢的增长甚而负增长，中国不实行这种苛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人口怕也不会像想象的那样高速增长。这个说法有两点可以质疑。
第一，这些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希望的就不是计划生育的结果，即限制人口增长。既然如此，如果允许自发生育，出现西方的人口负增长形势，那岂不是这些人所不乐见的!?
第二，前面说了，中华民族之所以繁衍势头一直雄健，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一点不流行，跟中国大相径庭。就是在现在，经过如此多年的开放，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已经为世界之冠，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已经堪比西方，但不变的还是传统观念。只有在中国，才有“剩女”这种概念，才有租“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回家过年哄骗父母的方式。在中国的今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依然是主旋律，生儿育女依然是普通老百姓所坚持的人生使命。在西方，婚与否和生育与否，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我所工作的这个部门里，单身过日子的就占了40%，当事人没有压力，也没有谁会见怪。
所以，在中国，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无法控制人口增长的。不错，在实施这项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好多野蛮的做法。但无可置疑的是，在中国这种弥漫性腐败的国度，还只有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较为彻底，连官员们也只能不折不扣地遵守，不然就会被开除出官员队伍。
不能因为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丑恶而否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成果，正如不能因为出现了诽谤造谣而否定言论自由的根本好处一样。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最可能获得的好，而不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最好的可能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即使不考虑除了水和可耕地之外的其它资源，在荒漠可以变为桑田之前，在海水可以低成本变为淡水之前，或者在亩产万斤成为现实之前，中国在人口生育政策上还是审慎一些为好。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中国的粮食总自给率已经不再是95%，所坚持的目标也只是80%的总自给率。以自给率95%计，以2012年底的统计为准，中国有十三亿人五千万人口，那就是说，有将近7千万人口的口粮得通过进口解决。以80%的目标自给率计，则有二亿七千万人的口粮需要进口解决。二亿七千万人口如果是一个国家总人口的话，在世界排名榜上也可以超过印度尼西亚，排到第四位了。这样的人口规模要靠进口来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件很具有挑战性的难事。要是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歉收，后果难以推测。
中华民族在生育上早就不应该自发了，毛泽东时代没有完全实现计划生育，毛后时代做了，就是做了一件亡羊补牢的事。
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只是针对公务员（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其实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只生一胎。
我去年回老家，有一邻居双方都是教师，按理是不可能生二胎的。花钱，证明第一胎健康有问题，很容易就办下准生证；现在第二个孩子已3个月了。 花了2000元找人，不贵。在一二线大城市当然比较难。
所以，你所谓的4-2-1-0是伪命题，最多是对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类人而已（但在海外的往往接触最多的就是这类人，所以给你这错觉，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人最能干的就是技术含量不高规模又大的群众性运动，如生孩子垒长城搞文革，所以，永远不要担心中国人口少，到时政府一号召多生，又是乌央乌央的人。三国后中国只剩下几百万人，到西晋一太平，几十年人口就回来了。
几年前，我看了王蒙的自传，知道了Allen and Adele Rickett这对夫妇，并在amazon上花了1刀买了两人合写的《Prisoners of Liberation》。书中记述了解放前夕北平冬天的饥饿状况，其实这不是当时的内战造成的，这是一种常态。老舍的小说，斯诺的访记，以及其它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有描述。在毛泽东解放中国以前，中国从来就没有解决吃饭问题。
冯小刚的《1942》拍得太好了，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Allen and Adele Rickett还在书中主要描述他们作为美国间谍被俘和狱中生活， 其中他们对包括对当时韩战的起因、建国初期的计划供应政策、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看法。
一些网友反毛我还能理解，如果他的经历和家庭背景象《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怡和那样。纳闷的是，共产党的最高层的那批人的思想境界还不如当初的一个以间谍罪判罪入狱的劳改释放犯。
就算要控制人口的增加，一对夫妻生育两个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强制一个孩子？这种4-2-1-0的做法，岂不是慢性种族大屠杀？
刚才看了相声《满腹经纶》，我笑得......
指望只琢磨权势和阴谋的人治国，能治出什么好来。
天朝几千年历史上即使刀耕火种，靠自然淘汰和战乱改朝换代，人口也从没成为大的问题。
毛暴君和共惨洋教才是真正的祸害，一开始是鼓励杀（内战内乱、杀国军杀地富反等），然后是既鼓励生也鼓励杀。
全然没有对生命敬畏之心，以全民运动的形式喊生喊杀近百年，才造成中国社会今天的恶劣局面和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