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马岁月 （7）

七

 

 

从金殿气冲冲地回来，我痛痛快快地冲了淋浴，好像要把在金殿的所有屈辱都冲刷一尽。回到寝室，也没有兴致看书复习，就打开电视来回掉换着频道看，看得有些磨皮擦痒，半天也不知所云。过了一会儿，门锁有些响动，我想是金羽回来了。门一开，却听到她“呀，呀，呀”几声怪叫，就像死亡临头似的。我赶快冲下床，往门口一看，她正疯狂跳着，一边跳，一边低着头，用手忙乱地拍打脖子。我过去扶住她，焦急地问她：“怎么了？怎么了？”她气急败坏地说：“一开门，一只蟑螂落到脖子里了。得了，我们得搬家！”自从我们开始在家里做饭后，蟑螂无中生有繁衍起来，活动的痕迹随时可见，它们经常在地毯上和做饭的周围公然出行。不过，只是到了今晚，当蟑螂爬到门框上方嬉戏，滑落在女主人的脖颈里的时候，局面才显得如此触目惊心。金羽突然意识到我今晚本来该打工的，就问道：“不会是又没有工作了吧？”我尴尬地答道：“还真被你说中了，跟老板娘的妹妹吵了一架，不干了。”她丧气地说：“这么说，我们还是搬不成家了，还得住到这100美金一个月的房子里，还得在这里跟蟑螂共处下去。”我很难堪，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可以搬家。金羽有一份助教工作，免了学费，每月还有500美金的收入。我来之前，她还有一点积蓄的，我来了，一交了我的学费，那点积蓄就枯竭了。那时，我还玩笑一样轻松地对她说：“我真是竭泽而渔的小混混啊。”她却大度地说：“只要两人在一起，即使没有钱，日子也会过得比过去好的。再说钱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于是，我的头脑里就出现了中餐馆的厨房和我忙碌的背影，还有老板娘递到我手中的一迭迭美钞。我那时的确充满了自信，迪沃夏克“致新大陆”的旋律老在我的胸腔里豪迈地回荡。一回到眼下，却不由气短。现在两人的生活就靠着她的这500美金，学校里供家庭住的宿舍要400美金的租金，所以，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搬到那里显然勉为其难。我低着头咀嚼着耻辱，为自己身为丈夫而不能担当，竟然要靠着老婆过活。就像罪人一样，我不敢应她的话题。沉默了一阵，只能对她说：“我在紫禁城打过蟑螂，明天一大早我就去买了药来，把蟑螂灭了。保证你晚上回来，家里只有人迹，没有其它小动物。”她勉强把嘴角往上提了提，算是笑了，也不言语，就跟我坐在床上，靠着墙看起电视来。

 

第二天，我哪里有时间打蟑螂，下午“东亚法律”这门课要考试，我不敢再大意，前一晚的散漫已经消逝。早上坐马桶的时候，我就开始拿着整理的复习提纲艰难地背了。到了下午，去考试。考前，教授说了一大堆注意事项，其中说了可以看书，但又好像有些限制，我听得似懂非懂。考试的时候，瞟眼看看周围的同学，看到他们都似乎一边答，一边看书。犹豫了一会儿，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坦然打开书，做起试题来。不料，一会儿，那个教授走到我的前面来，问我是不是在看书，我说：“对啊。”他说，只能看后面表格这几页，不是看全书。我就分辨道：“对不起，我没有理解。”他就有些生气了，绷着脸训斥道：“你理解零！”我不再分辨，心里却窝火之极，怪自己愚蠢，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是个圆圆满满的零蛋。想着自己学生做不好，打工又失败，一阵悲凉袭上心头。脑袋里居然还钻出了两句诗：“春天还没有迎来，秋天就匆匆走到。”完了，又开始追问自己：“难道真值得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寻梦？也许就留在故国，我的人生还会精彩得多呢。”

 

那天晚上都十一点半了，电话铃声蓦地响起，我们以为又是骚扰电话。最近几个晚上，我们好像被人盯梢了，老是有骚扰电话打来。金羽去接的时候，是男的，一张口就是：“你的大腿好美啊。”如果是我接，就是浪叫的女声：“Yeah,Yeah”。好，这次，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金羽和我都充耳不闻，继续盯着HBO，麦当娜正激情横溢地演唱“象一个处女”。电话终于停息了下来，我心里不由一松。不料，电话铃声重又响起，催命似的，不接好像它就要不停地响下去。我只好提起了电话。原来是郑圆圆打来的。她在那边很激动，有点语无伦次，好像有什么喜讯。她探询道：“是…不是…太晚了？”我就对她说：“不晚，我们正看电视呢，你说吧，遇到什么好事了。”她说：“喂，满月红需要洗碗工呢。想来吗？”我听了大喜过望，结结巴巴答道：“当…然…想来，你能帮忙吗？”她说：“这个老头子让我推荐一个人呢，应该没有问题。”听她十拿九稳的口气，我不由扬眉吐气起来。从招待沦落为洗碗工，我没有不平的感觉。想到就要到“满月红”去洗碗，我就犹如一个帮佣找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忍不住对金羽比划着，想像着自己是阿Q，拿腔拿调地唱道“我恨不得手持钢鞭将你打。”金羽在旁边斜了我一眼，嘲笑道：“看你得意…”我就对她说：“嘿嘿，忘记了，到了满月红，贫农变富农。“这句话是金羽当初对我说的，我还记得分明。她一脸郑重起来，说道：“那句话是有夸张。不过，中国人真的都以到那里打工为荣呢。别的就不说了，光是到那里打工，能免费吃上一个炒菜就很让人羡慕了。”我知道满月红是小城里最有品位的中餐馆，每次偶然从那里路过，都要抬起头仰望一下满月红楼上的大红灯笼，同时对里面大家交口传颂的饭菜遐想一番。不料，我就要成为那里的员工，在那里赚钱，吃那里的饭菜了。这样想着，嘴巴居然品咂了一下。

 

满月红真是气派。里面的布局有些像深宅大院，光是餐厅就有四个，一个堂皇的大厅，一个幽雅的小厅，一个华丽的宴会厅，一个浪漫的屋顶餐厅。厨房很大，相对分离，炒菜和切菜备料都有不同的领地，连洗碗间也是独立的。餐厅布置得都有几分格调，桌子和椅子都很讲究，像是红木家具，而不是一般中餐馆喜欢的那种廉价的火车座。四壁上都挂着一些精致的山水仕女画。据说老板娘曾经在上海美专学习过，直到现在还在泼墨作画。老板就更有来历。他姓董，在辽沈战役时是国军的一个营长，后来投降改编为解放军，还是任营长。不久韩战爆发，他随军开拔，上了前线，旋即做了俘虏。再后来到了台湾。从台湾退休后，来到了美国。

 

到满月红正式打工的那天，正好是情人节，一年中餐馆生意最好的几天之一。离开家的时候，金羽在我的嘴唇上印了一个吻，说：“今天是情人节，就没有想到给我什么吗？”我说：“前几天不是都给你献花了吗？难道还要再献？”她居然撒起娇来，双手勾住我的脖子，说：“亏你还记得起，那都过去好多天了，再说那是为了结婚纪念日呢。得再献。”我坏笑道：“好，今天晚上回来，我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外面春雨丝丝，天空阴郁着，倒有些江南梅雨季节的景象。照着董老板的吩咐，我从后面的小门进了满月红，沿着楼梯上去，就到了工作间，里面董太太和两个女的正在包饺子。我说我是来洗碗的，董太太就把我带到了洗碗间。那里的碗碟堆积如山。中餐馆显然都一样，知道如何进行最经济的人工配置。中午不配洗碗工，那些碗碟都是中餐留下来的。没有什么寒喧，一来就开门见山洗碗，这样也好。洗碗间自成体系，让我觉得自己有了私人空间，就像后来进了公司，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一样。逃避人的眼光其实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不仅关乎人的主体性，更关乎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卫生。我一下就非常喜欢起洗碗工在满月红的这种待遇起来，喜欢这个工作空间。那些碗碟堆得再高，我居然也觉不到它们的沉甸。董太太问我会不会使用洗碗机，我很自信地笑了笑，说我已经有了丰富的洗碗经验，不用指点。

 

我开始洗了起来，洗得意气风发。这里洗碗的台子很大，我可以充分应用以前洗碗获得的经验。在我看来，分门别类是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门，然而梨园、紫禁城和金殿都狭小而无法施展，所以也就不能够应用这个原则。现在却好，这里有如此大的平台，我可以把碗碟筷子叉勺按照尺寸大小先分门别类。然后，就一摞摞一束束分好，再抬到洗碗机前的池子里用水龙一边冲，一边放到架子上，然后把架子推入洗碗机。这样洗着，就不住地拿这里跟以前的餐馆相比较，在比较的满足中欣喜着。

这里计时是按工作的实足时间写到工卡上的，老板显得大气慷慨一些，不明火执仗地盘剥十分钟半小时。在这里我有了私人空间，所以我觉得老板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只要能够保证餐馆的碗碟需要，我怎样灵活掌握节奏，是我的事。旁边居然还放着一个收音机，我打开了收音机，拨到调频音乐台那里，一边享受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肖邦的练习曲和莫扎特的“魔笛”，一边和着美好的旋律洗碗。一时间，我觉得我身体的各个感官处在了不同的状态中，触觉感受到的是油腻，视觉感受到的是有序整合，听觉感受到的是华美的旋律。我的精神在音乐的撩拨下升华，我的身体在精神的升华下变得轻松。

 

不久，李黄浦来了，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算是打了招呼，然后马上就到里屋换了白色衬衣黑色裤子去干活去了。一起从北京坐飞机过来的崔云霞今天也上班，看到我，过来跟我聊了几句。看她春风满面的样子，我问她干得怎样。她笑嘻嘻地说：“还好了，我们刚买了一辆车。”我又问他郑圆圆今天上班不上班，她说：“她今天上中午班。”

 

我继续在音乐浸染的工作氛围中沉醉。一直到晚餐来临的时候，我才开始从艺术的轻盈走入劳作的沉重之中。一个招待才喊叫：“水杯没有了！”另一个招待又叫喊：“盘子没有了！”“XX没有了”在我的耳际频频炸响，巴赫、李斯特和斯特劳斯渐渐远去，他们创造的旋律成为了微弱的游丝，我的节奏开始玩命一样加快，但身后脏盘的小山却还在疯狂增长着，比癌细胞的分裂速度还快。我终于有些无望起来，把手冲净了，在裤子上来回抹了两把，然后索性站立着，双手高举，身体往后仰着，使劲伸展了几下，又双手扶着腰转动了好几圈。就这么稍一松懈，脏盘的小山又增加了几座。我已经分辨不到音乐，冲刺一样洗着。这时候，才意识到规模化原来如此震撼。以前那些餐馆的经营规模跟满月红的差距，可以用蒸汽机在工业上所带来的前后差距相比拟。

 

洗着，洗着，就好像当初跑马拉松跑到了最后关头，难受得不可忍受，就想趴下不动了。我不由咬紧了牙关，试图振奋起来。这样坚持着，就听到了一个柔柔的声音：“现在已经八点了，洗碗的可以先吃饭了。”我扭头一看，是刚才上班路过工作间时，看到的两个在案板边包饺子的女人中的一个。她站在洗碗间门外，看着我，在依稀的灯光中，我看得到她的微笑。我走了过去，她退到厨房里，端出一盘饭菜来，隔着柜台递给我。我接过来，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就寻思着找个什么地方吃饭。当然不能回到洗碗间去吃，那里没有坐的都不说，环境就不是个吃饭的环境。我犹豫着，踱步走到了大餐厅，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有一根小蜡烛竖立在桌中央，放射着乳黄色的淡光，形成了一个一个蘑菇状的光晕，一对对情侣就在那蘑菇里平和地吃着，浑然像个童话世界。我看了半天，也寻不到一个稍微空些的角落。同时，在心灵深处，一种自卑的情绪也浮上心头。我觉得一个洗碗工到了这个雅致的世界中，是一种倒错和荒唐，玷污了这里风雅的诗意，搅乱了这里浪漫的气息。这样退缩着，我的脚步已经移动起来，折回了洗碗间。到了那里，我把一个用来盛放碗碟的架子立了起来，坐在那里吃。面对着四周狼藉的碗盏，闻着强烈的洗涤剂气味，我觉到了在这里用膳的讽刺意味。我又想起了马克思。想起了他那个著名的论断：“存在决定意识”。我用我的行动对这个论断作了无可置疑的论证。一边吃着，一边觉得可怜，觉得自己是烂泥糊不上墙，但烂泥本来就不应该往墙上糊啊。我在心里作贱着自己，有一种毁灭的快意。就在这时候，刚刚为我准备晚餐的女人又走了过来，对我说：“你可以到外面餐厅里吃啊。”我不好意思地说：“那里都满了。”她说：“到小餐厅，员工们都到那里吃呢。”我感激地看着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就叫我桂花吧。”她长得俏丽，眉眼端正，腰肢苗条，看去才二十出头。“怎么叫桂花呢？”我在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大陆的时髦，所以我觉得她不该是大陆来的。一问，她果然说是印度尼西亚来的。

 

小餐厅那里果然没有食客了，我坐在里面安静地吃了起来。这时候才开始欣赏起盘中餐来。菜的确很好，牛肉很嫩很香，葱段翠绿翠绿的。如果作为食客，点这样一个菜，那至少得十美元吧。我明白了金羽说的那句话，到了满月红，别的都不图，光是这顿晚餐就很诱人。吃了一会，一个白人女招待端了一盘菜走了过来，问我：“可以坐这里吗？”我答：“当然可以。”她坐下来后，说她叫贝蒂。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后，就想找个话头。现成的英语会话机会，当然要利用。于是就问她：“到这里工作好久了？”她说：“半年了。”又问她是不是学生，她说是，学电影制作。我就钻头觅缝想我看过的美国电影，对她说：“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斯塔龙演的《第一滴血》。”她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觉得好笑。当初看《第一滴血》，我为主人翁的英雄主义的行为和奇迹所倾倒。另一个白人男招待也坐了过来吃晚餐，贝蒂就哈哈告诉他，说我喜欢《第一滴血》。这时，李黄浦也过来了，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议论今晚的小费进帐。念着那些碗碟山峰要我去攻克，我就起身离去。

 

那天洗完碗碟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了。不过，忙碌中的我却似乎没有感到在我的生命中这段时光的流逝。洗碗间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窗户，像个洞穴，感受不到太阳的步履，也感受不到外面世界的动静。洗完了碗，洗净了洗碗机，我的事情还没有完。按照董太太的吩咐，倒垃圾和用拖把清扫卫生间的地面也是我的责任。虽然工作时间实干实报，但我并不愿在洗碗间里消磨时间。洗碗间毕竟不是花前月下，在洗碗间里洗碗不是良辰美景。我迅疾地拖了地，然后把各处的垃圾汇总了，成了满满的一大袋。我拖着这袋满当当沉甸甸的垃圾，从后门的楼梯下去，出了门。

 

天空墨黑，牛毛小雨斜斜地飘着，二月的夜晚寒意十足。我拖着这个硕大的垃圾袋在大街上寻找倾倒垃圾的地方。那一带的酒吧和餐馆不少，霓虹灯装饰的广告和店名在雨雾中幽幽闪着。我走了约莫一百米，才看到一个很大的垃圾箱，走近前去，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把垃圾袋甩上去。垃圾袋里都是剩菜剩饭，又有水分，实实在在的，至少也有一百斤。无奈，我吸了一口气，然后再把垃圾袋抬上来，顶着大垃圾桶，把垃圾袋往上慢慢移动，移到肩头，这才够到了垃圾桶的边缘。然后再卯足了劲，猛一耸肩，垃圾袋终于落入大桶中。这时候，我才立起身松下气来，也才觉到了脸上一片水，有一点雨水，更多的是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