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有一天晚上,回家听到一个电话录音。一个自称杜克斯的人,在工会里工作。他那个公司的老板作出决定把部分工作机会外包到印度去,一旦这个决定付诸实施,就意味着许多工人要失去工作。工会以保护工人的权益为使命,所以准备组织示威游行,反对老板的决策。为了让这场示威行动声势浩大,参与的人越多越好。所以,他邀请我也去。我回忆了半天,终于记起了这个叫杜克斯的人。有次,白德文说他们政治系举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讨论,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那天晚上不打工,加上我对西方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又真的感兴趣,所以就去参加了。这个叫杜克斯的人当时就坐在我旁边,他发言的时候很是慷慨激昂,富有鼓动性,加上秃顶,留着络腮胡,让人容易联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那个列宁。那天的讨论活动结束后,杜克斯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之后我我并没有想到他会跟我联系,认为他之所以记下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只是客套而已。
金羽看着我,笑道:“到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还寻到了社会主义的同志了。”我也笑道:“是啊,《共产党宣言》一开篇就说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嘛。”她问:“你要去参加吗?”我答道:“当然要去参加。本来还想输出革命呢,想不到人家这里就有革命的意识。要是早些年出生,那当年就到缅甸加入国际支缅纵队了,去丛林闹革命去。说不定还可以在德钦巴登顶手下当个中委呢。”金羽一脸郑重起来,劝道:“得,别吹牛了。我看还是不要去参加吧,万一FBI把你记录在案,你可能要有麻烦的。”我一下被激将起来,拍拍胸脯,说道:“杀头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最多就是把我礼送出境而已。”金羽讥诮道:“还礼送出境呢。那叫遣返。得,我不管你,自己决定。”我说:“电视上都经常看到游行示威的,政府才不管这些事呢。都什么年代了,又不是五十年代麦卡锡时期。我得去看看,体验一下美国的工人运动,以后也有写东西的素材。”
就这样,我站到了由二十来个人组成的示威群众当中。一块蓝底白字的大牌子从我的头颈上悬挂下来,上面写着“反对外包”的口号,粗黑的字体看去很醒目,最后的惊叹号大而浑厚,像海港用来起吊集装箱的大钩,似乎要成心让老板看了心脏病发作。我们站在公司外面的公路上,路上每来一辆车,我就觉得被曝光了一次,头不由就要昂立起来,腰板挺得笔直,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顿时遍布我的全身。不久,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也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走了下来,男的扛着摄影机,女的拿着话筒。当摄影机对着我们的时候,杜克斯带着大家喊起了口号:“反对外包!”“我们需要工作!”…到了中午,杜克斯发给每个人一个汉堡包和一瓶可乐。大家就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示威。刚才见到杜克斯的时候,他热情地过来跟我握了手,说谢谢我来支持。这会儿,他又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连连表扬我:“干得好,干得好。”我问他:“这个示威行动会起作用吗?”他说:“给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至于他们会不会放弃这个决定,我们走着看。”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他又说道:“即使他们不放弃决定,至少他们会作出某些妥协,对失业的工人会安置得好一些吧。”
那天,我站了五个小时,回到家里,马上打开电视就看。把电视上的所有频道都寻了个遍,都没有看到关于这场示威的报道。心里有些失望,认为这样一场正义的示威理应成为今天媒介关注的焦点。我把频道固定在CNN那里,然后开始做饭。中午只吃了一个汉堡包,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起来。我觉得今天我参加了如此有意义的活动,值得犒劳一下,就把香菇和木耳泡了一点,又把三文鱼拿出来解冻。正在切着肉片,金羽回来了。通常我们就吃一个菜的,所以她扫了一眼小桌上放着的几个盘子,问道:“今天又是庆祝什么啊?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天没有重大节日。对不对?”我接道:“历史上的今天是没有重大节日,不过,就在今天,本大人到美国后第一次参加了工运活动。”她就问:“这么重大的事件,CNN没有报道吧?”我说:“现在不是正报告国际新闻吗!?等会儿也许会有报道呢。”她噗哧一声笑出来,说道:“你还真顺杆爬了,你呀。这个事算什么事啊,一天要发生一万多起呢。亏你还在新华社呆过呢,这能算新闻吗?”我说:“嘿嘿,当然算新闻,电视台还来人了呢。等会儿看印第安那的地方新闻。指不定就有。”
吃饭的时候,我们还争论着今天示威的事。金羽说:“其实这场示威是否正义就值得怀疑。不让老板外包业务到印度,倒是保护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不也伤害了印度工人的利益?”我说:“老板外包是追求更大的利润,所以反对外包,就是反对老板加大剥削。当然正义!”她想了一阵,又说:“老板是多得了利润,但印度的工人不也多得了钱。这是双赢的事嘛。”我说:“不用多论证,只要是跟老板的意愿对着干的事,八成就是正义的事。”她说:“得了,不管美国老板动机如何,客观上总是有利于印度人的。有本事,美国的工人应该要求增加工资,这才是真反对资本家呢。”我说:“听杜克斯的口气,他们示威的真正底线是要求比较好的辞退补偿。他们也许知道外包是不能逆转的事。也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劳动力在全球自由转移。”
饭吃了一半,印第安那地方新闻开始了,我们就目不转睛看电视。画面切换着,却始终不见关于这场示威的报道。接下去就是体育新闻,我失望地关了电视,自己安慰道:“我们安心吃饭,不管它报道不报道了。”金羽讥讽道“我说嘛,这场示威根本上不了台盘嘛。”我就有些气愤起来,说:“这不能说明这个示威是不是够份量,只能说明资本家连舆论都是可以封锁的。人都到了现场拍摄了示威场面的嘛,最后还是被封锁。”
第二天,我到满月红上班的时候,洗着洗着碗,就想起了前一天金羽说的话,有本事,要求增加工资。我就想,我何不就从我做起,要求老板增加工资呢。在满月红都干了快两个月了,也是到了增加工资的时候了吧。转念又一想,万一老板不高兴,干脆把我裁了,岂不是更让我难受。在心里不断地权衡着,最终还是下了决心要求提高工资。等了半天,终于看到董太太从外面餐厅里往厨房这边走过来。就招呼了她一声,她掉过脸来,我就说:“能找你谈一点事吗?”看她走进了洗碗间,我紧张起来。她问:“什么事?”我憋出话来:“我都干了好一阵了,可不可以把我的工资涨一点?”她看去并不意外,从容回答道:“你工作是很努力,要说是该给你涨工资。你看这样好不好?再等两三个月,就把你的工资涨到四块二角五一小时。”看她一脸的诚恳,又有了不久就可以兑现的承诺,我马上喜上眉梢,就说:“好,那太好了。多谢!多谢!”她又唉声叹气道:“哎,现在生意也不像原来好做了。你都看到的,最近又开了好几个中餐馆。竞争大啊!”
董太太倒也不是装穷卖苦。最近,布鲁明顿突然之间的确就出现了好多中餐馆。从自助餐型的,到快餐型的,以及豪华型的都有,有一家叫天天乐的居然就开到了满月红的街对面,一副针尖对麦芒的态势。小城里的人口并没有增长多少,到中餐馆吃饭的食客更没有多大增长,所以这些餐馆要立足,就只有把原来属于其他餐馆的市场份额抢夺过来。除了打价格战,把价钱压得不可思议的低,大家还妙计百出,聪明地利用各种广告资源。比如,有的主动赞助学生会的春节联欢活动,有的在地方各种出版物上刊登打折赠券,有的则在无线电台上播送广告。
好像自从董太太叫了苦,满月红的生意真的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每天晚上打烊时,就会听到董太太的叹息声,说今天只有八十个人。等到次日,又会再听到董太太再叹惜一声,说今天怎么只有75个人了。满月红就像患了怪病的人,一天一天憔悴下来。
原来我一直要干到十一点才能走人的,现在到了十点就实在混不下去了。以前我总是最后一个人走,现在,却可能跟其他人一起下班了。有天,我把垃圾倒了回来,桂花还在收拾灶台。我在工卡上写了时间,准备回家。她说:“我马上就完了,等我两分钟,你可以搭我的车,也免得你走路。”我就走过去帮着她干起来。到满月红以来,虽然一直享受着她的恩惠,觉得她很友好,大家却从来都在自己的领地里忙忙碌碌,彼此从来没有聊过天。今天第一次有了机会,却不知从何说起。她是个寡言的人,她的世界好像就是厨房,她的时间好像是以炒出的一盘一盘菜计量着的。一如我的大好时光正被洗碗机的水蒸汽淹没着,她的如花岁月正被油烟熏染着。我终于开了口,问她:“你是从印度尼西亚哪里来的?”她答道:“苏门答腊,就是郁达夫被害的地方。”我惊奇地问她:“你还知道郁达夫?!对了,你的中文很不错,在哪里学的?”她平静地说:“我从小就进中文学校的。读大学时副专业还是中国文学呢。”我更惊奇了,就问她在哪里上的大学。她说她在北卡大学上的。北卡可是一个名校,当然不仅仅是它的篮球,而且还因为它的学术和教育声誉。我对她有点侧目而视起来。
上了她的车,就闻到一股淡雅的香,若有若无的,像茉莉又像栀子,很撩拨人的神经。我侧过头去看她,街灯下映出她脸部的剪影,轮廓清晰而雅致。这样就想起了郁达夫著名的《迟桂花》,在那篇小说里,郁达夫到朋友家小住,其间跟朋友的小妹出去散心,在乡间小道上行走和山头上小憩时,他就是像我一样欣赏着小妹的侧影的。他以很多华美和激情的句子作为铺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述了一个健康少女的野性美和健康美。郁达夫在那个时刻甚至起了邪念,接着又在少女面前批判了自己的邪念。这时候的我也并不超然,一种异样的情绪也不期然地泛上心头。我扭过头去,接着问她:“你在哪里学会炒菜的手艺的?”,然后就理直气壮地欣赏着她的脸部轮廓。她说:“不瞒你说,来美国前还真的没有炒过菜,都是到了满月红才开始学的。”车开得很慢,后面的车灯紧逼过来,强光就罩住了我们的车。桂花却也不慌不忙,照样不紧不慢开着车。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等我先生毕业后,他在哪里找到了工作,我就到哪里。”我在心里想:“她真是个贤妻良母。”这时候,车已经快到我住的那栋公寓。她问:“你就住在附近吧。”我这才呐呐答道:“对,对,就是前面那栋三层楼。”
回到家,我坐着发了好一会儿呆。金羽诧异地看着我,用食指和中指做成一把剪刀的样子,在我的眼睛前一张一合晃了晃。我看了她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看你丢了魂似的。想什么呢?”我答:“没有想什么。”
有一天,我正在满月红埋头洗碗的时候,突然听到老马气急败坏地叫道:“客人发现了菜里有头发,怎么办?”我扭头看去,他正端着一盘菜往厨房柜台那里放下。董太太听了,就从工作间里疾步走出,到了柜台那里。老马就指着盘子里的头发给她看。不知怎么的,我居然为桂花着急起来,生怕她脱不了干系。只听董太太大发雷霆道:“是根短发,男人的。”大厨老张在那边听了着急起来,就洗刷道:“我一直都戴帽子的。”老马顺势开脱了自己,说道:“你的头发太多太长,帽子都盖不住的,最好再戴一个发套在里面。”老张听了,开骂道:“你他妈的,怎么就敢肯定是我的头发,你头上从来什么也不戴,最值得怀疑的就是你。”老马脸红脖子粗起来,骂道:“是你先开口骂人的啊。你他妈的!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哪像你。经常看到你一边炒菜,一边用手挖鼻孔呢。”董太太在旁边急忙止住两个人,说道:“得了,都不要互相指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桂花,你再重新炒一个,我到前面向客人赔罪去。”
头发事件却没有就此平息。过了几天,地方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里,登出了这个食客的来信。满月红的菜里这根头发就像往空中膨胀的蘑菇云一样,小城里的食客顿时就一览无余了。满月红的生意马上一落千丈。星期五的晚餐本来是一星期中最忙的,通常都会有一百五六十个人就餐,但接下来的星期五之夜竟然寥落不堪,只有四五十个客人。那天晚上,到了十点,实在无碗可洗,我就被董太太遣散回家了。回到家里,金羽吃惊地看着我,好像我额头上刺了字一样。她问我:“是不是又跟老板斗争,不干了。”我笑道:“哪里跟哪里啊。我可是劳动模范哈。今天回来早,是董太太开了恩。”金羽还是不解,问我:“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大咧咧地答道:“还能有什么?头发事件后遗症呗。生意那个清淡啊,简直创记录。”金羽就不再言语,专心看着电视上的节目。
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停在篮球场的中央,四周数百个参赛者折叠着纸飞机,瞄准车子飞去,按照规则,谁的飞机降落到车上,谁就赢了那辆车。换了平时,这个节目肯定吸引我。今晚,我的心思却一直围绕着满月红。最后,真的有一个参赛者的飞机降落到了宝马车的车顶,他高兴得忘情地跟旁边一个女参赛者拥抱,全场沸腾了,细密的纸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金羽也跟着叫好,我却漠然置之。金羽好像看破了我的心思,拍拍我的肩膀,笑着劝慰道:“再找就是,布鲁明顿中餐馆的碗还没有洗遍嘛。”我哀怨地说道:“满月红就是中餐馆里的老大了,在那里干了,再到其他地方就没有劲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嘛。”她显然不以为然,满不在乎地说:“那就找美国餐馆呗。谈什么曾经沧海,除却巫山啊,又不是谈情说爱。”
沧海巫山一出口,我也觉得我太矫情了。然而这个矫情简直就像是一个口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弗洛伊德说过,口误笔误其实都是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在我的下意识下,肯定埋藏得有什么被压抑的愿望。我喜欢满月红,但满月红的气息跟梨园、紫禁城和金殿的餐馆气息并无二致。就洗碗这个打工活动而言,在哪里都是洗碗。那么,满月红肯定就有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动人之处了。
每一次,当我到满月红去洗碗的时候,有一种期待在我的心里悄悄爬出,这肯定不是为了小时工资多出了一点点,而是因为人。哪些人呢?当然不是董老板夫妇,我跟他们是泾渭分明的,无法融合。跟李黄浦、老马、郑圆圆还有崔云霞在一起,当然可以聊几句闲天,打几个哈哈,但离开了满月红,跟他们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也变得遥远而生分。至于比尔、白德文、贝蒂和琳达这些人,与他们在一起很新鲜,不过也就像是在长江上乘坐两艘客轮的客人,相遇了就起劲招招手打打招呼而已。也许,满月红真正吸引我的是桂花。
如果说,以前这种吸引还很模糊的话,那么自从满月红生意清淡起来,她对我的吸引却愈益分明。自从那天搭了她的便车后,我后来又搭了好几次。我发现她原来是个挺有内涵的女人,不管聊苏门答腊的风光和掌故,还是她离奇曲折的家族故事,她的口吻总是从容清晰,时而还挺有诗意。我中学时候的生物老师是一个印尼华侨,他的普通话总是含混而吃力,至今我还记得“十大功劳”那个草药名从他的嘴里吐出后的可笑情形,面部肌肉紧张,头颈强直。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十大功劳”还是像“十大空劳”。多年以后,我们中学的同学聚在一处,“十大功劳”总是经典笑话之一。桂花的普通话及其谈吐流畅而柔和,让我难以相信她竟然是印尼来的,反复问过她:“你真是从印尼来的吗?没有在其他地方呆过吗?”她既不生气,也不得意,只是笑道:“你的成见好固执。看来我只有说我在北京呆过两年,才能让你满意了。”
大概上天存心要我当英雄,把我跟桂花拉得更近。一天晚上,我倒了垃圾,擦了地下,就拿着桂花要我拿的卤鸡翅下楼回家。刚一出后门,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七八米开外,一个男人把桂花紧紧逼住,分明还听到了低沉的声音:“Give me money!”我意识到她遭到了抢劫,立刻不假思索地随手把手里那盒卤鸡翅往墙砸过去,弄出好大一声闷响。同时,我大吼一声:“啊!”那人像兔子一样,马上就在墙角那里一闪,就不见了踪影。我马上跑过去,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两下,问道:“桂花,没有事吧。”她答道:“没有事,没有事,谢谢你把那人吓走了。不过,那个人也挺有意思,可能是第一次做坏事,我发现他还发抖呢。哎,早知道,应该跟你一道走。我急着要去买药,就没有等你。”我刚救了她于危难之中,现在更是豪气十足,对她说:“以后,一定等一下我。看来这里不是太安全,你还是需要保镖的。”
回去,我自然就把今晚的壮举给金羽有声有色地汇报了,她笑道:“看来英雄救美人并不只是书上的传说啊,你郑重山今天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幕。”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就分辨道:“嘿嘿,别,别,俺们老实人可是听不懂呢。也就是见义勇为罢了,哪里就成了英雄救美人了。谁见了不救,见谁能不救啊?!”她又笑道:“看你是慌了。其实嘛,桂花是很好的人了。救美就救美,可别再上演私奔啊。”我顿时尴尬无比,语无伦次起来:“哎,看…你…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她却又话锋一转,说道:“逗你的,你却当真了。好玩。”女人的第六感觉太可怕,我在心里感叹着。同时,又对金羽不追穷寇心存感激。
私奔当然不会上演。在美丽的婚姻之外,觉得某个美丽的异性有点美感,何必要以摧毁既成的婚姻为结局。婚姻就像纽约的双子塔,若是摧毁了,就会引来一场血腥大战。人家本拉登对美国有血海深仇,所以才会如此痛下杀手;我跟金羽恩恩爱爱,干嘛要背叛了她跟其他人私奔?!话虽然这样说,意识却不听使唤,我的头脑里竟然涌出了另一种设想,要是真的跟桂花过日子,到了某个荒僻的地方,开一个鸡毛小店。她做大厨,我做管理兼洗碗,也不管什么主流社会不主流社会这些空泛的概念,不,干脆断了走向所谓主流社会的通道,日子过得肯定就不一样,人生也不一定就是晦暗的人生。传颂了两千多年的相如文君的故事不过如此而已。意识居然平川跑马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方,我有些羞愧,看着身旁睡得正酣的金羽,我觉得自己就是睡在她身旁的赫鲁晓夫了,狠狠揪了自己的耳朵两下。
过了不几天,桂花告诉我,她第二天不来上班了。满月红生意不好,她早就想走人,恰好附近印第安那波利斯一家中餐馆需要厨师,她一去申请,老板很满意,就把她录用了。听到她要走,我突然就有些失落,同时,人也烦燥起来,从洗碗机里把洗干净的盘子拿出来摞在一起的时候,使出的力道格外的大,把盘子碰得怦怦响。董太太在工作间里大声喊道:“郑先生,轻一点,会把盘子弄坏的。”那天晚上,桂花的丈夫来把她接走的,本来要跟她多说几句告别的话,却都只好把那些话浓缩成了一个平淡不过的“再见”。说是再见,其实也许是再也见不到了。茫茫人海,要因了某种偶然而邂逅,那是跟奇迹差不多的事。
满月红看来是走入了末途。头发事件就像一个导火索引来了大爆炸,大爆炸带来了灭顶之灾,地方卫生当局有天专门派了人来检查,是一高一矮两个男的。男的检查门框柜台顶等等高处,矮的则搜寻锅台柜子里面等等低处,配合得珠联璧合。两人的手都摸到了很多油腻和污垢,把董太太看得脸上一块红一块白的。走的时候,两个官员好像都有些得意。我断定,满月红的小辫子算是牢牢地被他们抓在手里了。其实,执法的人如果面临的都是遵纪守法,那他们将会觉得非常乏味。所以,存在着适度的违法现象非常必要,那样可以让执法人员保持兴奋,感受到他们工作的意义和他们存在的价值。
果然,没有几天,一纸命令就下达到满月红:停业整顿卫生,直到检查合格。满月红顿时树倒狐狲散。董太太把最后的工资发给大家,大家就像得到一笔遣散费,揣到包里,就各走东西了。满月红曾经的宾客盈门成了一份零度空间的记忆,现在的满月红就像被查抄后的荣宁二府,秋风萧瑟。董太太本来还有些风韵犹存的,现在脸上的沟沟壑壑一道一道却一下格外清晰起来;董先生本来精神还矍铄的,现在却一下就佝偻了腰。我跟董先生说再见,他手心向内,抬手对我缓缓挥动了一下,似乎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反正桂花也不在了,我不再留恋满月红。推门出去,我跨下楼梯,楼道里就传出了颤动和响声。从此,我就没有再重新从这道走了千百回的楼梯上走上去。从此以后,每当我从近处经过,就会用打量废墟的眼神看看这栋房子,我对走入它已经没有一点兴趣,但那些如山的盘子、蒸腾的雾气、招待们悠长的吆喝、还有桂花卤的鸡翅和她的桃腮杏眼还是生动得仿佛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