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不转帖
阳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
放眼一看海外中文文坛，都是姹紫嫣红。
纯粹由海外女性组成的华文女作家协会大大小小、分布各处；相反，没有一个作家组织是纯粹男性组成的。各种版本的海外女作家作品集不断问世、络绎不绝；相反，没有一个作品集叫海外男作家作品集的。各家大报的文学副刊也由女性主宰沉浮、不让须眉；男性写手寥若晨星、隐隐约约。阴盛阳衰实在不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提法，而是一个有数量统计支持的事实。极而言之，海外中文写作其实就是海外女性的中文写作。
国内的大学里已经开设了海外中文文学的研究课程和项目，海外中文文学史也许已经有人撰写。我想，在这些课程、项目和书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肯定是一个又一个女人的名字。以北美文坛为例，从五十年代开始，是聂华苓和於莉华，白先勇只是一个陪忖。再后来几乎都是女性的名字，早一些是严歌苓和张翎，现在女性则几乎统治了整个北美文坛。比如在散文天地里轻歌曼舞的五月、袁劲梅、玛雅、吴玲瑶、喻丽清、马慧元、王瑞芸等等，在小说领域里奇思妙想的秋尘、吕红、啸尘、施雨、简扬、张慈，在诗歌园地里长吁断叹的小平、雪绒、方远、施雨、翟永明、马兰等等，在文学评论领地里独占鳌头的陈瑞琳。现在，在《星岛日报》、《世界日报》和《侨报》的副刊以及在大大小小的文学论坛上活跃的几乎都是女性。为什么在海外中文创作上，会出现了阴盛阳衰的图景？
我以为，首先得从生理解剖上来探求原因。女性善言辞，长于形象思维，体察精致，感触细腻。文学正好是她们可以扬帆远行、扶摇直上的大海和天空。但是，在漫长的男性主导社会的历史中，规范是由男性制定的，女性干什么，做什么，怎样站，怎样坐，怎样讲话，怎样为人处事，都由男性规定着。男性剥夺了女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也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使得女性不能象男性一样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自己，于是，女性的潜质（包括写作才能）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卓文君、李清照、薛涛、鱼玄机等几个为数不多的女文人在很漫长的文学史上只是一些偶然。到现代，女性较之她们的前辈，获得了平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其固有的文学才具也凸现出来。到了海外的这些女人大抵都在国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很多具有优秀的语文功底。于是，面对着全新的海外生活，她们就理所当然地直抒胸臆、诉诸笔端，自在地在文学的土地上耕耘起来。海外中文创作的队伍中，主体是女性，这些女性写手中，当然也不乏很多文字平平的，但是，她们在总体上比来自故国的男性写手整齐。而且，海外中文文坛中最有成就，在汉语造诣上最出类拔萃的也当推女性。
其次，她们之所以构成了海外中文创作的主体，也跟她们家庭地位有着关联。她们基本上从谋生的辛苦中解脱出来，可以超脱地进行高雅如创作的精神活动。其中有一些干脆解脱了职场的锁链，全身心投入创作。她们是家庭妇女，所以她们才可能是职业作家。写作是她们身心上的一个大解放。要说妇女解放，女性在文坛里的成长壮大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和标志。
再次，她们中，有的在国内本来就已经是作家、编辑和文科教授，比如严歌苓、吕红、五月、袁劲梅和陈瑞琳等等。对于她们而言，表达的技巧和手段早就具备，异国的生活不过是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表达内容而已。她们的创作生涯不过是从国内延伸到了国外。
最后，男人好象对宏大的政治话题更着迷，而女人对精微的生活内容更投入。这种趣味取向直接导致了男人女人对文坛的亲疏远近。
政治话题的确宏大，但也可能狭窄。现代社会基本上还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在故国的时候，男性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也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对社会有着影响，对社会天然有着指手划脚的冲动和权利。这种儒家的入世情节在男性的心目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到了异国，纵论天下、抨击时弊的热情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越发激烈。如果到海外各种网上政治论坛（比如人气比较大的万维、新海川论坛）去看一眼，那里聚集的多是男人，大家为自己认同信仰的理念斗得血光四射、死去活来。
相反，女人对生活内容的话题更津津乐道，看起来是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情形却恰好相反。正因为女人以平静的心态体察人生、观照世界，更容易超脱意识形态，目光由此可以更开阔更辽远。政治的话题变幻着，就像气泡一样转瞬即逝。围绕时政的讨论和写作就是一个一个消逝在空气中的气泡。文学既然是一种艺术，其包含的关注的应该是一些广博和永恒的东西。超意识形态的生活就包含着广博和永恒的成份，是艺术的土壤和空气。女人专注于生活，看似狭仄，其实更有艺术旨趣。这让我想起了哥德那句著名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长青。”
有趣的是，台湾的文坛在在蒋管时期也有同样阴盛阳衰的现象，男人们大都噤声了，女人们则可以从容地谈天说地，于是就有了以陈若曦、施叔青、李昂、廖辉英诸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形成了尉为壮观的女性文学。然而今天的海外客观环境并不一样，却也出现了文坛里女性作家坐大的局面。看起来，男人在异国面临的现状跟当初的男人在台湾面对的状况天上地下，其实，两种局面却有着深层的相通。这种相通就是对当下现在的政治无所作为感。台湾当初的专制和现在北美的自由之于男人们而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这种专制和自由的表象背后，都是一种隔膜的异在，都是自己不能参与也不能干预的一种严峻的存在。因此，当初男人们在台湾的噤若寒蝉跟今天男人们在海外的慷慨激昂看似迥异，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正方面而已。
不错，海外中文文坛中也不乏男性写手，但第一，他们的势力比较弱小；第二，他们的动力不够强劲。这两个表征是由男性心理、背景、志趣和所承担的家庭角色所决定的。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华人社会所推崇的一种理想和价值，但这个理想和价值其实只是为男人树立和规定的。
男性华人到了海外，入仕变得生疏和遥远，经商之途也充满艰难和险阻，仕途经济落空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寻找一份职业，或者开家小店支撑家小、谋生度日。一些人在为膏粮谋的忙碌中情趣渐淡渐灭。一些人虽然衣食不愁，却因了以前的理工背景，对人文不能入门，于是就只有在股市和牌场上打发光阴、消磨生命。还有一些人，原来在国外时，就是小有成就的作家，到了异国，却被谋生的烟尘所淹没，从此金盆洗手，自废弄墨武功。另外一些人在进入小康之境之后，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异国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五彩的创作资源，故国岁月里铸就的写作功底得以枯木逢春，他们在创作的状态下找到了人生牢靠的支点、骄傲的依据。人生可以因为许多原因而大放异彩，人可以因为许多原因而扬眉吐气。拿到六位数的收入是一种，做官当老爷也只是一种，写作也是其中一种。古人就说过，人有七尺之躯，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可见，写作也是男人寻求平衡甚至显达的一个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性写手虽然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却多少带着某种无奈。他们之投身写作，其实是补偿效应使然。
补偿效应是人生命中的一个铁律。作为个体，瞎子的听觉和触觉出奇的灵敏，断了下肢，上肢就尤为发达。作为追求，入不了仕途，也发不了财，就寻求另外的补偿途径，来证明自己的优秀。自我实现可以是政治上的，可以是金钱上的，也可以是其它方面的。比如音乐，比如艺术，比如写作。贝多芬说过，伯爵千千万万，但是贝多芬只有一个。他一生生活困顿，所以音乐成为了他证明自我价值的途径、获取快乐的理由、和追求幸福的通道。卡夫卡一生做着一个卑微的小职员，却矢志不移地写啊写啊，终于在作古之后，成为了现代派文学的一代宗师。
跟中文文坛中的女性写手相比，男性写手多了一份沉重，少了一份超然。男人是为了写作之外的原因而写作。女性则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为了艺术而艺术。男人把写作当成某种使命；女人却把写作当成某种消遣。所以，女人在写作上举重若轻，把文学当成下午茶一样轻快享受，于是文学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必须，却又没有苦难的重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外文坛中女性云集、男性零落了。当然，伟大的作品，在世间长存的作品一定是厚重的，带着强烈的苦难旋律，比如《红楼梦》、《水浒》、《安娜·卡列妮娜》、《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置身异国，生活不会只是阳光明媚、花香鸟语。种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今昔的冲突，劳资的冲突、夫妻的冲突……在移民的生活中不是可以忽略和淡化的。这些冲突可能让写作显得沉重，但是，也可能会让写出来的作品更为震撼。女性如果既能以纤细的笔触把玩生活、吟风弄月，又可以浓墨重彩书写人生、张扬人性、剖析灵魂，那么，她们的作品会更有力度，更能打动人心，更有时空的穿透力。
在海外，中文创作成为了女性走向辉煌的一条大道，浓烈的雌性色彩是海外中文文学深重的印记。
打上门来了。怎么偷的？容我辩解。
已经用IE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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