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陈若曦文∶三见蒋经国印象
?初见∶青年反共救国团
?一九五二年我念北一女初二时，蒋经国创立青年反共救国团，高中和大专生才有团员资格。为弥补初中生报国的愿望，我在班上发起劳军。父亲为我们打造了捐献箱，让同学随意投注零用钱，学期终了，买些香皂毛巾到部队慰劳军人。活动受到好评，很快推广到全年级三班都参与。五三年秋，救国团表扬杰出团员，北一女特别推荐我赴会。蒋经国主任亲自给大家演讲鼓励，我因年纪小而坐在前排中央，与他相距咫尺，感受特别深刻。
?主任衣著朴素，白衬衫和卡其裤，神色开朗诚恳。一小时的即兴演讲，内容不外青年要立大志、做大事及反共复国有望等勉励之词。当年这些虽是陈腔老调，他却说得慷慨激昂，让台前的我听得热血沸腾，当即下定决心，长大誓以报国为己任。
?年岁渐长，听到和看到的多了，对国府的一党独大和高压统治渐生反感。大学三年级那年，同班同学欧阿港因言入狱，接著「自由中国」杂?社长雷震又因组党而被捕，国府的专制独裁有目共睹，「白色恐怖」深入人心。尤其雷震案更被传为蒋经国的操作，这位准总统接班人被标为「特务头子」也就不稀奇了。
?不久我留学美国，又因缘际会和丈夫投奔「社会主义祖国」，在大陆住了七年多。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後，我领悟到一点∶政治恐惧是海峡两岸的共业，但国府带给台湾人民的痛苦，比之中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吴三连文艺奖牵线
?一九七四年，我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开始写作反映大陆「文革」的小说，并和家乡的亲友取得联系。很高兴知道台湾进入蒋经国时代後，出现了「经济奇迹」，虽然仍是威权政治，但是争取民主的「党外」人士有增无减，且前仆後继，充满信心。
?七八年拙作「尹县长」获吴三连文艺奖，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邀我返台领奖。听说蒋总统会到场给吴三连贺寿，我怕见到「特务头子」，只好忍痛拒绝。次年我移居美国柏克莱，在加州大学做研究。那年十二月，高雄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最新、最快的消息来自任职胡佛研究所的张富美，知道国府正扩大逮捕相关人士，关心台湾前途者莫不忧心忡忡。
?不久，聂华苓来电话，劝我返台见蒋经国，为被补人士说情。
?「找特务头子求情？」我当场拒绝。
?「以前雷震被捕後，」她说，「美国的华人都希望胡适返台见蒋中正，为雷震求情。胡适没答应，我们到今天都不原谅他！」
?我怎敢和胡适相比？他尚且不被原谅，我身为台湾人，不被同乡的口水淹死才怪！当下一口答应。
?二见∶我主动提及「美丽岛事件」
?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我发动美国知名华人共署一封陈情信。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系国、於梨华、庄因┅┅，共廿七人签署；内容大致要求不用军法审判、大事化小并小事化无等。一月初，我搭机返台。透过吴三连和蒋彦士居中连系，我很快获邀上总统府。
?第二次见到蒋经国，时隔十八年，他已是糖尿病缠身、行动迟缓的老人家，温和慈祥，语气徐缓，宛如邻家的「欧吉桑」。
?我递上连署信，同时表达海外华人的关切。此外，我还强调台湾已人心惶惶，连街上的计程车司机也闻声色变，还有人把它比为第二次「二二八事变」。
?总统听到「二二八事变」，神色立表 异，立即要求我不要这样说。
?由於我一再强调高雄事件不是「叛乱」，他不禁反问我∶「若不是叛乱，那是什麽？」没有政治细胞的我，慌乱中答以「严重的交通事故」。总统听了倒不动声色，一旁陪坐的蒋彦士却气得从座位上弹起，做拚搏姿势，但被他摆手劝阻，只得悻悻然落坐。
?总统不急不徐地解释说，是群众集会引起暴动，最後才招致警力镇压。我则坚信群众绝不是叛乱，应是警方镇压才引发暴动。一个半小时的会面，我们两人都没能改变对方，但是总统显得处变不惊，祥和又不失稳重，很有长者风度。
?三见∶蒋再辩护高雄事件
?之後我去中南部观光，很快接到第二次召见的电话。
?这次见面，总统主动提起高雄事件，再次强调是先有「叛乱」行为，政府是万不得已才有「镇压」举动。他说，曾有位妇人当街下跪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这个镜头我在电视上看过几回了，一时难以反驳。情急之下，我不禁脱口而出∶「可能是治安单位为了镇压，当街表演『苦肉计』吧？」
?蒋彦士又是一怒而起，仍是被总统摆手压下。
?总统本人不动如山，却以徐缓而坚定的口吻表示∶「我以人格保证，我们政府不会行使苦肉计。」
?我能说和想说的都说了，於是起身告辞。「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会安的。」
?这是我听到蒋总统的最後一句话，也记忆最深。
?返美的班机座位被改为头等舱，沈君山一旁作陪，头一件事是转告蒋彦士的愤怒。「陈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总统要用人格来保证自己说的话！」
?我欠缺修养，又无机智，这些毛病都在这个事件上表露无遗。
?一份求真的心
?事後，时任「亚洲周刊」特派记者的殷允 问我∶「你第一次见总统时，向他反映了台湾计程车司机什麽问题吗？」
?我一脸茫然。原来总统两次接见之间，曾到高雄访视，指定要搭乘街上的计程车，把随从搞得莫名其妙。
?我这才想起，曾向总统提到返台次日曾搭计程车去圆环，和司机谈高雄事件，对方十分惊惶，以此证明「人心惶惶」的说词。
?听来虽是小事，却令我十分感动。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还南北奔波想要求证真相，这份求真之心值得肯定。蒋经国一生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论；仅凭晚年的这一份用心，我们台湾人就不会忘记他。
?初见∶青年反共救国团
?一九五二年我念北一女初二时，蒋经国创立青年反共救国团，高中和大专生才有团员资格。为弥补初中生报国的愿望，我在班上发起劳军。父亲为我们打造了捐献箱，让同学随意投注零用钱，学期终了，买些香皂毛巾到部队慰劳军人。活动受到好评，很快推广到全年级三班都参与。五三年秋，救国团表扬杰出团员，北一女特别推荐我赴会。蒋经国主任亲自给大家演讲鼓励，我因年纪小而坐在前排中央，与他相距咫尺，感受特别深刻。
?主任衣著朴素，白衬衫和卡其裤，神色开朗诚恳。一小时的即兴演讲，内容不外青年要立大志、做大事及反共复国有望等勉励之词。当年这些虽是陈腔老调，他却说得慷慨激昂，让台前的我听得热血沸腾，当即下定决心，长大誓以报国为己任。
?年岁渐长，听到和看到的多了，对国府的一党独大和高压统治渐生反感。大学三年级那年，同班同学欧阿港因言入狱，接著「自由中国」杂?社长雷震又因组党而被捕，国府的专制独裁有目共睹，「白色恐怖」深入人心。尤其雷震案更被传为蒋经国的操作，这位准总统接班人被标为「特务头子」也就不稀奇了。
?不久我留学美国，又因缘际会和丈夫投奔「社会主义祖国」，在大陆住了七年多。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後，我领悟到一点∶政治恐惧是海峡两岸的共业，但国府带给台湾人民的痛苦，比之中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吴三连文艺奖牵线
?一九七四年，我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开始写作反映大陆「文革」的小说，并和家乡的亲友取得联系。很高兴知道台湾进入蒋经国时代後，出现了「经济奇迹」，虽然仍是威权政治，但是争取民主的「党外」人士有增无减，且前仆後继，充满信心。
?七八年拙作「尹县长」获吴三连文艺奖，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邀我返台领奖。听说蒋总统会到场给吴三连贺寿，我怕见到「特务头子」，只好忍痛拒绝。次年我移居美国柏克莱，在加州大学做研究。那年十二月，高雄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最新、最快的消息来自任职胡佛研究所的张富美，知道国府正扩大逮捕相关人士，关心台湾前途者莫不忧心忡忡。
?不久，聂华苓来电话，劝我返台见蒋经国，为被补人士说情。
?「找特务头子求情？」我当场拒绝。
?「以前雷震被捕後，」她说，「美国的华人都希望胡适返台见蒋中正，为雷震求情。胡适没答应，我们到今天都不原谅他！」
?我怎敢和胡适相比？他尚且不被原谅，我身为台湾人，不被同乡的口水淹死才怪！当下一口答应。
?二见∶我主动提及「美丽岛事件」
?为了加重此行的份量，我发动美国知名华人共署一封陈情信。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系国、於梨华、庄因┅┅，共廿七人签署；内容大致要求不用军法审判、大事化小并小事化无等。一月初，我搭机返台。透过吴三连和蒋彦士居中连系，我很快获邀上总统府。
?第二次见到蒋经国，时隔十八年，他已是糖尿病缠身、行动迟缓的老人家，温和慈祥，语气徐缓，宛如邻家的「欧吉桑」。
?我递上连署信，同时表达海外华人的关切。此外，我还强调台湾已人心惶惶，连街上的计程车司机也闻声色变，还有人把它比为第二次「二二八事变」。
?总统听到「二二八事变」，神色立表 异，立即要求我不要这样说。
?由於我一再强调高雄事件不是「叛乱」，他不禁反问我∶「若不是叛乱，那是什麽？」没有政治细胞的我，慌乱中答以「严重的交通事故」。总统听了倒不动声色，一旁陪坐的蒋彦士却气得从座位上弹起，做拚搏姿势，但被他摆手劝阻，只得悻悻然落坐。
?总统不急不徐地解释说，是群众集会引起暴动，最後才招致警力镇压。我则坚信群众绝不是叛乱，应是警方镇压才引发暴动。一个半小时的会面，我们两人都没能改变对方，但是总统显得处变不惊，祥和又不失稳重，很有长者风度。
?三见∶蒋再辩护高雄事件
?之後我去中南部观光，很快接到第二次召见的电话。
?这次见面，总统主动提起高雄事件，再次强调是先有「叛乱」行为，政府是万不得已才有「镇压」举动。他说，曾有位妇人当街下跪求暴徒不要打砸，但暴徒置之不理。这个镜头我在电视上看过几回了，一时难以反驳。情急之下，我不禁脱口而出∶「可能是治安单位为了镇压，当街表演『苦肉计』吧？」
?蒋彦士又是一怒而起，仍是被总统摆手压下。
?总统本人不动如山，却以徐缓而坚定的口吻表示∶「我以人格保证，我们政府不会行使苦肉计。」
?我能说和想说的都说了，於是起身告辞。「哪怕一个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会安的。」
?这是我听到蒋总统的最後一句话，也记忆最深。
?返美的班机座位被改为头等舱，沈君山一旁作陪，头一件事是转告蒋彦士的愤怒。「陈若曦欺人太甚，竟逼得总统要用人格来保证自己说的话！」
?我欠缺修养，又无机智，这些毛病都在这个事件上表露无遗。
?一份求真的心
?事後，时任「亚洲周刊」特派记者的殷允 问我∶「你第一次见总统时，向他反映了台湾计程车司机什麽问题吗？」
?我一脸茫然。原来总统两次接见之间，曾到高雄访视，指定要搭乘街上的计程车，把随从搞得莫名其妙。
?我这才想起，曾向总统提到返台次日曾搭计程车去圆环，和司机谈高雄事件，对方十分惊惶，以此证明「人心惶惶」的说词。
?听来虽是小事，却令我十分感动。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还南北奔波想要求证真相，这份求真之心值得肯定。蒋经国一生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论；仅凭晚年的这一份用心，我们台湾人就不会忘记他。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