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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第五部份 “他试炼我之後,我必如精金” 二、审 讯

(2009-10-26 20:00:51) 下一个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的同时,袁相忱自己却被押上另一辆汽车,拉到北海後面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後,预审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铐摘下来,又让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预审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关袁相忱的材料,这期间没有问袁相忱一句话。

  约到半夜两点钟,预审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带到一间监舍里边,吩咐他在这里睡觉。监舍大约只有十多个平方米,里面却有十来个人,每人一条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会掉下去。警察告诉袁相忱睡在那条空的木板上,之後就把门锁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经睡觉了,被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後,看到又新来了一个斯斯文文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也没什么特殊表示,大概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对新来的人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著,心里一片纷乱。不知道家人现在知道他的情况了吗?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将会怎样,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来想去都没结果,就好像什么也没想一样,惟留一颗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监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把饭菜用一个大盘子端进来,袁相忱一看,每人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袁相忱一点食欲都没有,这种时候哪里还能吃得下饭?可一想,万一要是被审问的话,还得要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所以还是要勉强吃一点。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个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这怎么能吃呢?但看到别人就这样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著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汤,把汤都喝了,窝头则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说话,就有人把他的窝头拿过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後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每人只给一根筷子。

  按预审股规矩,犯人每天起来洗完脸吃完饭就穿好衣服,准备被提讯。提讯时点名,叫到的人就跟著当兵的走,没有叫到的继续留在监仓里。每天早晨八点钟就开始叫号提讯,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个就提讯袁相忱。提讯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领路的,後边有当兵的拿著枪,跟在後边,袁相忱走在中间。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是专门用来审讯犯人的。袁相忱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已经坐好了三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後让他坐到一张硬板凳上,开始问话。

  问完姓名、年龄、籍贯之後,袁相忱被问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召集人开会的事。中间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问:“你有没有写信给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会堂里开会?”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当他听到这样的问题後,就点头承认。那三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大概是没想到袁相忱这么老实、这么快地就承认了。他又接著问:“你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的?”袁相忱想了想,说:“我忘记了。”其实袁相忱说的是实话,他的记忆力确实是很差,又何况事隔这么久?并且自己发明信片的时候,既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又没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写上地址,告诉大家聚一下罢了,谁料到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审讯他的人却不认为这是真的忘记了,以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从实回答。之後,又问他承不承认写黑信召集大家开会这件事是犯罪?袁相忱说:“我写的是明信片,连邮递员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说,写信让大家来聚一聚,纯属基督徒之间的肢体联系,根本不是罪。”审讯他的那个中年人听了,气得不得了,就威胁他说:“如果不认罪,就等著瞧!”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动粗,但他们只是吓唬他一通而已,并没有太为难他,最後又让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间去的时候,同房间那些没有被提讯的人都问他情况如何,袁相忱没有说什么,但那些人却以老大哥的身份来教袁相忱。有几个老犯人对袁相忱说:“你要认罪,认了罪就判得轻。”袁相忱说:“我没犯罪,认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审讯期。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并且问的非常详细。这样的日子对袁相忱是痛苦的,因为他实在不记得那些琐碎的事情。并非他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养成了从来不去为这些事情操心的习惯;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传福音。他所能记得的都是有关福音方面的东西,所以每次提讯时,公安人员问什么,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却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说自己没犯什么罪,他也确实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们问他为什么想不起来?袁相忱就说,“不习惯记这些事”,但审讯员说,“想不起来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袁相忱出狱後,甚至连他们审讯时提的问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公安人员曾让他复述自己的右派言论,袁相忱说:“我只记得两个观点,一个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个是三自队伍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审讯员说:“还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你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袁相忱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但公安人员说,“你这些话是指著毛主席说的。”袁相忱说:“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定我为右派言论,但开始全是因为你们让我发言,让我说的。我本来是不发言的。”他们说:“不让你发言怎么能了解到你的反革命思想呢?还有人揭发你,你曾说过共产党是‘大红龙’,多次在讲道中煽动信徒不要爱党爱国。”袁相忱回答:“我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後来审讯员又问到诬蔑三自领导是“三朝元老”这个问题时,袁相忱说:“我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王梓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原是美国教派,日本人来了後,又做了‘中华基督教团’的负责人,在三自时又做了副主席。这些事,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实就不是罪。”公安人员还问到袁相忱护送胡俊德姐妹去广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护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会。她的丈夫在美国做生意,看著国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胡姐妹就决定自己也出国。一九五六年,胡姐妹从广州坐飞机去美国找她的丈夫,她一个人带著两个双胞胎儿子,又带著许多行李,坐火车去广州,诸多不便,就请袁相忱帮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广州,当时到了广州的时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马站林献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飞机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车回北京来。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见到林献羔,但时间仓促,并没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这次公安局又把这件事提出来,并且强加给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袁相忱说:“我只是帮助人而已,并且以後并无任何联系。”

  公安局还让袁相忱详细交代阜成门福音堂与日本牧师的关系。袁相忱据实回答:“一九四六年开办阜成门福音堂的时候,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从房东那里租的房子,与帜田金雄没什么来往,并且帜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他随一个访华团来到北京,并且去阜成门福音堂参观,三自还派牧师陪著帜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来,怎么能说我和他勾结呢?如果真有勾结的话,也是三自和日本人勾结。”但公安人员却说:“我们说你和日本人勾结,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袁相忱说:“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回到北京的。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家里忙於照顾她,两个月之後,帜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他勾结呢?”但公安人员坚持说:“不管你怎样狡辩,我们认为你有汉奸的嫌疑。”

  在审讯期间,公安局对袁相忱的评价就是:“你任何问题都不肯老实回答,不肯认罪,回答问题时要不就说忘记了,要不就说这不算罪。你的行为是公开表示抗拒。”为了惩罚袁相忱,他们就决定把他交给其他犯人去教育,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监号是个犯人来路很杂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问题都比较轻。袁相忱刚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小夥子是天主教徒,袁相忱自然对他有一份亲切感。他也是因为不肯参加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而被抓的,进监狱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有时候他常自己坐在一边哀声叹气,袁相忱就安慰他几句。这个年轻人很害怕会在监狱里呆一辈子,所以每次提讯前都紧张得要命。袁相忱问了他的情况,得知他不是教会负责人,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对他说:“你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么年轻,又没犯过大错,公安局了解了解情况就会放了你的。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不过就是信仰问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神只是用这个小试炼来试一试我们是否忠心。”袁相忱的这番话是真心话,他在大难临头的节骨眼上,还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信仰问题,可见他的确是很单纯的。他还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时代下,不参加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他的罪已不是信仰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

  年轻人在被提讯过几次後,从审讯他的人的口气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心情也就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计划出狱後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担心出狱以後没钱,回不去老家,就告诉他说:“你出狱後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上阜成门找我的爱人,姓梁。你告诉她你是天主教徒,她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可以从我爱人那里拿钱做路费回家。”之後,袁相忱又向他说起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劝他仔细想想。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第二天就去把这些都汇报给队长了,说袁相忱拉拢他,在监狱里还继续传道。队长就说袁相忱气焰嚣张,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这後来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一起写在判决书里。而那个年轻人则因为揭发有功,不几天就被释放了。

  与袁相忱同一监舍的还有两个人,更是冤枉得很。他们因为在参加国庆游行喊口号的时候,不小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错了,喊成了“中华民国万岁”,结果被揭发,关到监狱里来。袁相忱开始只跟那个天主教徒说话,但後来被出卖,吃了大亏,就更加谨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著,思想或是默祷,所以大家对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细,也就不敢太放肆。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後来的犯人斗争犯人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苦。监狱中所谓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针对那些不肯认罪的人,要让同监舍的犯人帮助你反省认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经过许可的监狱内的暴力。帮助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开批斗会,大家一起来口头批评,然後就是罚被批评的人做一些叠被子、倒尿盆之类的小事,这是最轻的。另有一种是让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时候两条腿要盘起来,身子要坐直;虽然不痛,却是让人累得受不了。被帮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一个晚上都要这样坐著,等到睡觉的时候,两条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觉;有时实在受不了,还会从木板上摔下来。但只要那些帮助你的人不肯点头,就还得再爬起来接著坐。最严厉的一种方法叫“坐飞机”,就是把人的手举起来,使劲往後拽。这种刑罚的特点是:斗争人的人根本不费力,但被斗争者却是疼痛难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一些监舍里发出惨叫声,大家心里就会说,不知道是哪个人又在被斗争。这时候监狱的公安人员都听得很清楚,但他们从来不去管,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他们授意的。

  袁相忱在监舍里很少说话,在提讯的时候虽然是有问必答,但答案却往往不能让审问者满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们监舍里的重点帮助对象。监狱领导曾多次明说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对袁相忱实行严厉一点的帮助。可神却保守他,使他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帮助”,也只是盘腿坐在硬木板上。这一点,连袁相忱本人也颇觉得奇怪,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谢神的保守。

  在监狱里,袁相忱所面对的最大的试炼,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在关押他的监舍中,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们在街上嬉闹的声音就从窗子传进来,袁相忱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六个孩子,担心他们会不会被人欺负,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担心他们将来的成长教育问题。还有,看到监狱里做饭菜时,闻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饭菜的香味就是一个家庭的象徵,可是他现在却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了。当这些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袁相忱就在这矛盾中变得软弱。母亲需要儿子的照顾,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亲的呵护。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监狱的高墙铁网,此刻人最容易手扶著犁往後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总有一句话临到他:“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袁相忱此刻经历了不能够爱父母、爱子女超过爱主的痛苦抉择。他每次在软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还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会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审讯期间不许探监,所以他没有教会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却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牵连。阜成门福音堂开办後,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为放假两天,袁相忱的教会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安排两次教会同工聚会,大家在一起座谈,彼此分享。他被捕後,不知教会是否还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这些同工还有没有坚持服事?其实,自从他被捕後,阜成门福音堂已无任何聚会,同工们各自分散,但他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惟有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们。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袁相忱过著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没有家人的消息,没有教会的消息,没有关於时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忆、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也不停地被要求揭发别人。袁相忱告诉公安局说:“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於别人的事情,你还是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同监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迟关进来,都一个个地结案了,惟独袁相忱一个人在那里老结不了案。之所以结不了案,是因为官方认为袁相忱不认罪,不认罪就无法结案。公安局多次对他说:“抗拒是要从严的。”而袁相忱却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狱整整半年後,法院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这就表示要为他结案了。写了供词後不久,他就被转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劳动。先是在毛巾厂,後是在袜厂劳动。在袜厂的时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决书,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决後当场晕倒。法院的人要当著犯人的面念判决书,袁相忱听了别人的罪名和判决,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幼稚地认为,他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达不到反革命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决书下来了。发判决书的时候,袁相忱正在劳动,法院来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听判决。首先宣读罪状,然後是依法做出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袁相忱是属於反革命的首恶,又加上在审讯过程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要从严处罚。至於判决书的具体内容,袁相忱己忘记,只记得法院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袁相忱说:“我不上诉,因为基督徒从来不主动打官司。”

  关在自新路监狱的人,若是被判无期徒刑,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但袁相忱却没什么感觉。他没想到会判他无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罪,但判了无期也没觉得太难过。袁相忱此刻的心态是,在监狱里呆一年和呆一辈子已没有什么区别。经过火的试炼後,他重新刚刚强强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准备为主殉难,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对自己那已没有未来的未来。他只求自己有一颗顺服的心,却没想到这其中包含著神多少的美意。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著从监狱里出来,更没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话,在文革中他早就会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没有狱中的劳动锻练,他瘦弱的身体也活不到现在。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神把他的仆人送进了保险箱。多少人死在劳改农场上,而袁相忱却在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过。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迹!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後,北京的六十四所教会合并为四所。一九六六年後,所有的教会都被迫关闭,共产党己暂时达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离阜城门福音堂,带著六个孩子和婆婆,迁到白塔寺内大街四十号居住。四十号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後来喇嘛就把这里租出去,最终又被收归国有。梁惠珍携母带子,八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她所有的家当就只有几个包裹著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带著孩子出去找来几块木板,用砖头垫起来,再铺上一层褥子,他们全家就睡在这一条通铺上。那时她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清贫。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後,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当时房管所是建筑单位,又苦又累,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去,但梁惠珍作为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女,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贫的生活更让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挂念。她对丈夫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也无法面对孩子们的痛苦。小六还不懂事,想爸爸的时候就哭,有时候一个劲地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受到伤害,就告诉她说,“爸爸去学习了。”於是小六又天天盼著爸爸早点学习完了就回来,再带她去街对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伶牙利齿,非常出众,袁相忱非常疼爱她,小六也非常喜欢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让袁相忱给她讲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怀中,一边讲圣经故事,一边摇著她入睡,等她睡著了,才轻轻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问梁惠珍:“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学习这么久还不回来?别人的爸爸为什么总在家里,我爸爸为什么要出去?”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泪,强作欢颜来安慰孩子,因为她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要刚强,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来维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约六点钟,梁惠珍还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门,梁惠珍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是两个不认识的人。来人问她:“你姓梁吗?是从阜成门搬来的吗?是袁相忱的家属吗?”梁惠珍连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两个人接著说:“我们是从法院来的。袁相忱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念,你听著,最後我会问你听明白了没有。”当念到“判处无期徒刑”时,她心中一楞,但最後还是回答:“听明白了。”法院的人把判决书交给梁惠珍,接著又说:“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诉。”梁惠珍说:“我不上诉。”法院的人说:“那好吧,”并告诉她,袁相忱现在在北京监狱,因为己经过了审讯期,所以就可以接见家属,每月一次。袁相忱会从狱中发明信片,上面写有接见日期,按日期来就可以接见。说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後,梁惠珍才看判决书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状,一共是七大条:一是右派言论;二是反对破坏“三自爱国运动”,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划开黑会,反抗政治学习;四是诬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六是有汉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国。後来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後,就劝梁惠珍说:“这样判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梁惠珍答道:“这一切都是出於主。我丈夫又不是抢又不是偷,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好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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